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文章已有很多，我似乎无须再写。一位画家的纪念碑，当然是他的作品。诚然，我与他的关系比大多数人更亲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成为画家。他在巴黎艰难度日那几年，我跟他的会面也不可谓不频繁。但我若没有因为战乱流落到塔希提岛[1]，多半不会写下这些回忆。众所周知，他在塔希提岛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几年。我在那儿遇到不少熟悉他的人。我发现，他悲剧人生中最不为人知的那几年，我似乎能阐述一二。如果相信斯特里克兰伟大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亲身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做出的追述，就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如果有人跟埃尔·格雷科的交情，比得上我与斯特里克兰的那般深厚，那为了读到那人写的格雷科回忆录，又有什么代价是我们舍不得付出的？

不过，我并不想为自己找任何借口。我不记得谁曾经说过，每天做两件不喜欢的事，对灵魂有好处。说这话的人真是个智者，而我也始终一丝不苟地践行着这条箴言。因为每天早上我都会起床，每天夜里也会上床睡觉。但我还有点儿苦行主义的天性，每周都会让肉体经受一次更严厉的苦行——读完每期《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想到那么多书被写出来，作者怀着美好的希望看着它们出版，继而等待属于它们的命运，这种克制规律的训练还真是有益身心。然而，一本书如何才能脱颖而出？哪怕成功胜出，也不过风光一时而已。天知道作者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品味了多少苦涩，忍受了怎样的头痛，才让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能放松几小时，或打发一段乏味旅程。如果我能从书评做出评判，那很多书都是作者认真撰写的佳作。他们绞尽脑汁地写，有些书甚至是其穷尽一生的成果。我由此明白的教义是：作者应该寻求的报酬是写作过程中的快乐。他应该卸下思想上的重负，不用在乎别的任何事，无论赞美还是指摘，不管失败亦或成功，都淡然处之。

如今，战争的降临带来了新的态度。年轻人转向我们老一辈人并不了解的神灵。由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后辈将来的走向。意识到力量和骚动的年轻一代不再敲门，而是直接闯进来，坐到我们的位子上。空气里充满他们喧嚣的叫嚷。有些长者模仿着年轻人的滑稽举动，努力说服自己他们的时代还没有结束。他们跟精力最充沛的年轻人一起呐喊，喊出的口号听起来却那般空洞。他们就像可怜的荡妇，想通过涂脂抹粉和花哨俗艳的穿着，找回青春的幻影。聪明一些的人，则会通过体面优雅的方式走自己的路。他们克制的微笑下掩藏着宠溺的嘲讽，想起自己当年也带着同样的轻蔑，这般大叫大嚷着，将餍足的前辈们踩在脚下。他们预见，要不了多久，这些勇敢的执炬者也会让位。谁都无法一锤定音。尼尼微[2]鼎盛一时之际，《新福音书》却已经过时。这些英勇豪迈的发言，说的人自己以为新颖，其实哪怕他们的说话腔调，或许都已重复过上百遍，如来回晃动的钟摆，周而复始地重复既定轨迹。

有时，一个走过盛名时代的人进入一个他完全陌生的时代后，好奇的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里最奇特的景致之一。比如，谁还想得起乔治·克拉布？他曾是当世著名诗人，世人公认的伟大天才——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这般共识极为罕见。他师从亚历山大·蒲柏流派，用押韵的对句[3]写道德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相继爆发后，诗人们开始唱诵新歌，克拉布先生却仍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诗。我想：那些年轻人轰动一时的诗歌，他一定读过，还觉得相当拙劣。当然，大部分的确写得差。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诗、柯尔律治的几首诗和雪莱的少数作品，的确算是发现了一大片前人未探索过的精神领域。克拉布先生已僵化过时，但克拉布先生仍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诗。我曾随手翻阅过部分年轻一代的作品，他们当中或许有更热诚的济慈、或更难以捉摸的雪莱。这样的人或许已经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作品，足以让世界记住他们的名字。这种事我无法定论。我欣赏他们优美娴熟的文字。年纪轻轻，却有如此造诣，这时候若还说前途可期之类的话，未免显得荒唐。他们恰当得体的措辞让我惊叹，但纵然词汇丰富（从所用词汇来看，他们似乎在摇篮里就开始翻阅罗热[4]的《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却似乎并未告诉我什么东西。在我看来，他们懂得太多，感触却太平淡。他们拍我后背的热诚劲或扑进我怀里的那份激动，着实让我承受不住。在我看来，他们的热情有些衰弱无力，他们的梦想琐碎而愚钝。我不喜欢他们。我已是被束之高阁的人，仍会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诗。但我写作若还抱了自娱自乐之外的想法，那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

[1]译者注：位于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经济活动中心。

[2]译者注：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亚述的首都，遗址在今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附近。

[3]译者注：指两行尾韵相谐的诗句。

[4]译者注：1779-1869，英国医师、语言学者，1815年起为皇家学会会员，以从医务工作退休后编纂的《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一书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