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都是顺便一提的话。

我写第一本书时非常年轻，却幸运地引起了不少关注，让各种人都想结交我。

刚被引入伦敦文学界时，我忐忑不安，却也充满渴望。现在回想起来，多少还是有几分伤感。当年经常光顾之地，如今已很久未去。如果现在那些小说描写的伦敦特色是真的，那这座城市的确已经大变样。文人聚集地不同了。切尔西[1]和布卢姆斯伯里[2]已经取代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高街和肯辛顿。过去，四十岁以下出名就很了不起，但现在，超过二十五就显得荒唐可笑。我觉得，我们当年都有些羞于表露情感，会因害怕嘲弄而不敢表现得多么自命不凡。我当然不相信过去那些放荡不羁的高雅文人有多么忠贞节欲，但我的确记得，当时并没有如今这么多粗鄙的乱交行为。我们并不觉得，用体面的沉默来遮掩自己奇特异常的行为有多么虚伪。我们并不会口无遮拦、直言不讳。当时的女性也没有完全实现独立自主。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记得每次去文人家作客，都需要坐很长时间的公车。因为生性腼腆，我每次都要在街上徘徊好半天，才能鼓起勇气按响门铃。接着，忐忑不安的我就被引进一间闭塞沉闷、满屋子都是人的房间。我被一一介绍给各位名人，而那些人则善意地夸奖我的书，让我很不自在。我知道，他们都等着我说几句机智巧妙的话，可直到聚会结束，我还是一句都没想出来。为了掩饰尴尬，我四处端茶倒水，把切得乱七八糟的黄油面包递给众人，只希望谁都别注意到我。如此一来，我就能自在地观察这些名人，聆听他们的妙语连珠。

我记得，当年有几位身材高大、腰背笔挺的女士。她们都有大鼻子和贪婪的眼睛，身上的衣服好似盔甲。也有几个小老鼠似的老处女，说话柔声细语，眼神敏锐狡猾。她们向来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我至今想来都忍不住要啧啧称奇。以为没人看见时，她们就偷偷在椅子上擦手，我真是佩服不已。家具当然遭了殃。但我觉得，轮到主人去别人家作客时，肯定也会如此报复回来。有的人衣着时髦，还说不明白为什么写了本小说就要变得邋遢寒酸。既然有副好身材，就该尽情展现。小脚穿上漂亮鞋子，绝不会导致“大作”被编辑拒绝。但也有人觉得这样打扮很轻浮，所以只会穿“艺术气息浓厚的衣服”，戴具原始风情的珠宝。男人们则很少穿奇装异服，反而尽量打扮得不像个作家。他们想给人一种饱经世故之感，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当成公司高管。这些人总是显得有点儿累。我之前从没接触过作家，发现他们非常奇怪，似乎始终都不太真实。

我记得，他们当年的谈话真是精彩绝伦。一旦哪个同行转身离开，立刻就会被其他人批得体无完肤，我常常听得瞠目结舌。和其他人相比，艺术家就是有这个优势。他不仅能嘲讽朋友的外貌和性格，还能嘲讽他们的作品。那般恰如其分、滔滔不绝的言谈，我 真是望尘莫及。在那个年代，谈话仍被看作文雅的艺术，机敏的应答比“锅下烧荆棘的爆裂声[3]”更受赞赏。当时，警句隽语还未变成愚笨之人用来冒充机敏的工具。在彬彬有礼的人们闲聊时随意用上几句，就能让谈话活泼轻快不少。可惜，那些灵光一闪的话我都没记住。但我记得，只有话题转到我们从事行业的另一面，涉及销售相关的细节时，讨论才会变得无比舒适顺畅。大家讨论完一本新作的优点后，自然会好奇它到底卖掉了多少本、作家已经收到了多少预付金，以及他总共能赚到多少钱。然后，我们会谈起这个或那个出版商，比较谁慷慨谁吝啬。我们也会讨论到底将作品交给支付优厚版税的出版方更好，还是给会不遗余力“推销”的出版方更好。有些出版商不擅长推广，有些却深谙此道。有的出版商作风现代，有的则偏老派。接着，大家会聊代理人，以及这些人为我们争取到的条件。我们还会谈论编辑，谈他们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品，能给出的千字稿酬是多少，付款速度是快还是慢。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浪漫，给了我一种跻身某种神秘兄弟会的亲切感。

[1]译者注：英国伦敦市西南部一住宅区，位于泰晤士河北岸，为艺术家和作家的聚居地。

[2]译者注：伦敦一区名，20世纪初曾为文化艺术中心。

[3]译者注：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