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帝内经》与心身医学的联系

心身医学是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是专门研究心理、社会因素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相互关系的学科。心身医学是医学发展的方向，是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化的趋向。《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文库中现存较早的一部典籍，它的内容涉及较系统的心形（心身）关系、心形（心身）疾病，而且自成一体。下面就《黄帝内经》与心身医学的关系做一些讨论。

1.心身合一论

《素问》载“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这里的形是指躯体、脏腑，这里的神主要指心理活动。《灵枢经》载“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指出了生命活动和精神（心理）活动有共同的物质基础。

2.心主神明论

在形神合一的理论基础上，为了进一步阐明心身关系，《黄帝内经》又提出了心主神明论。《素问》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古人之所以特别强调心主神明论，就是因为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都是在心神的统帅下协调地进行的，并各司其职，以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也就是说，心对精神（心理）活动有主宰作用。

3.藏象五志论

《黄帝内经》认为情志活动与五脏一一对应。五脏所属的情志活动一旦过激，就会引起相应脏腑的病变，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现代心身医学研究表明，一些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是人们长期处于快节奏和应激频繁的状态之中，心理压力过大，情绪适应不良导致的，这与《黄帝内经》中情志与五脏关系的论述相通。另外，情志刺激的强度不同，致病的结果也不同，《素问》指出“暴怒伤阴，暴喜伤阳”，过强的情志刺激可以致疾病急起，甚至死亡。渐进性的精神刺激所致的疾病多起病缓慢、病程长、治疗难。《黄帝内经》对情志致病的机理有所认识，指出情志除直接损伤脏腑外，还可通过气机引起其他身心病变，如《素问》载“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虽然《黄帝内经》对情志致病机理的认识与现代心身医学的观点有些出入，但不能苛求。

4.注重心理因素及心理治疗

《素问》载“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诊治疾病时，应尽量做到对病因、病史及相关情况细致了解、掌握，才能有助于准确诊治疾病。《黄帝内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在四诊时，通过询问患者心理状态，观察患者的精神、气色等来帮助诊治疾病。《黄帝内经》重视语言疏导，《灵枢经》载“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从人“恶死而乐生”的本能出发，告诉患者不遵医嘱的危险，讲明遵从医嘱的好处，引导患者创造治愈疾病所需要的条件。着重通过医生的说服教育转变患者对医治疾病的态度和认识，取得患者的配合，以提高疗效。这也是现代心理治疗应遵守的原则。《黄帝内经》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说明用一种情志去纠正相应的情志，可以调节情志过激引起的病变。《灵枢经》载“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疾病是可以用精神疗法控制的，事先了解疾病的病因，可适当选用“祝由”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当然，《黄帝内经》在针灸疗法中也有相应的记载，“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神有余就刺其小络使之出血，不要深刺，以免伤大经，这样神气才能平和。可见，针灸具有平复患者心理状态的作用，现代临床实践亦证明，针灸也是治疗心理疾病的常用方法。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心身疾病将成为21世纪疾病谱中的主流疾病。《黄帝内经》中的心身医学思想和理论，不仅反映了中医学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奠定了中医心身医学的发展基础。因此，可以说《黄帝内经》中的许多理论和治疗方法对现代心身疾病的防治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