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怎么会如此执着地研究人口经济学？这还要从2007年说起。当时，携程公司已经成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37岁的我决定辞去CEO（首席执行官）的工作，重回校园，追求学术生涯的发展。最后，我花了4年时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硅谷当时正是全球创新创业的中心，很自然地，创新和创业成为我的研究主题。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力和这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越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弱。随后，我的相关论文发表在经济学顶级学术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上。这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很可惜，学术界的研究并不充分，尤其关于中国、人口和创新的关系，可以说是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需要补充的领域，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口数据。我很惊讶地发现，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但是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那时的中国还在实行实际只允许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
2011年博士毕业后，我在北京大学担任研究教授，认识了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我发现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有各自的盲区。很多经济学家虽然明白人口萎缩的危害，但是并不清楚人口数据；很多人口学家虽然知道中国的人口数据，但是并不认为人口萎缩是个坏事。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在当时是一个敏感话题，缺少深入的对话和讨论。所以我决定尽我所能，来传播我的人口观点和政策建议，推动我国生育政策的早日改变。
我之所以相信自己对人口政策的推动能够起到独特作用，是因为我作为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以及研究领域和以前的经济学家不同。以前的人口经济学家往往只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讨论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而我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对经济更为关键和重大的影响，是对创新力的影响。当中国经济进入创新经济阶段，对于能否高速和持续发展，在全球拥有足够的竞争力，创新力是根本。但是人口萎缩和老龄化，正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不过，由于这还是一个前沿学术领域，人口和创新在中国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因此我觉得我有责任从人口创新的角度，为推动人口政策的改革提供独特视角。
2012年，我和北大社会学系的李建新教授共同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这本书是中国出版的最早批评一胎化政策的书之一，在我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让计划生育的讨论，从禁区走到了公共领域。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和黄文政就中国人口问题公开发表了上百篇文章，也合著了《人口创新力》以及《中国梦呼唤中国孩》。除了书，我也通过其他传播渠道，持续地在公共领域讨论人口政策议题，同时向大众普及人口经济学。我做了纪录片、人口经济学的音频课程，参加了很多内部和公开的讨论，也帮助起草了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和内参。2021年，我牵头组建公益性机构“育娲人口研究智库”（简称“育娲人口”），其汇集了中国顶尖人口和经济学家，致力于人口和相关公共政策研究。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终于在2016年实行了二孩政策，2021年又实行了三孩政策，并且废弃了所有惩罚性的限制生育的政策。但是仅仅放开生育还远远不足以把中国的生育率提高到更替生育水平。根据育娲人口在2022年发表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国的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85万，出生人口只有956万，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生育率不到1.1。中国必须出台最有力度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把超低的生育率提升到一个相对可持续的水平。
最近两年，我和我的合作者共同提出了很多鼓励生育的具体措施，例如现金和税收补贴、房贷补贴等，也激起了不少公共讨论，这正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因为足够多的公共讨论有助于推动现有政策的改变，以及新的政策的出台。鼓励生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精准到位的政策设计，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讨论和分析最适合中国的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设计。
我们建议，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最终可能需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我听到很多质疑。有的担心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推动这些政策，有的则认为，把钱花在这些政策上不值得。我认为，这些质疑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意识到人口对于创新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性。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和理解，人口是创新和国力的不可替代的一个基础变量，而书中的理论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和相对应的配套公共政策。
这本书开创性地提出了人口创新力的模型，为以后的政策分析提供了一致的理论框架，书中还以中国和美国的科技竞争为案例，让读者可以对人口创新力和国力的关系，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书的后半部分内容是中国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战略，通过分析各国的鼓励生育政策，详细讨论中国需要怎样的鼓励生育政策。其中包括补贴、教育改革、房地产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如果说，2011—2016年，我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从短期看，那是对中国人口结构来说最为迫切需要改变的政策，那么2016年之后，我关注的是一个长期问题，那就是如何鼓励生育，从而让中国具有充分和强大的创新力，未来能够提升民众收入，稳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国。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那些反对鼓励生育的人，换一个角度来看人口问题，而对那些认同人口和创新力关系的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可以激发社会各界，围绕如何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如何鼓励生育，有更多的公共讨论，从而积极参与到公众政策的建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