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非常感谢我的已故导师爱德华·拉齐尔（Edward Lazear），是他在斯坦福大学引导我进入劳动经济学领域。也向已故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致以特别感谢，当我在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正是他指导和鼓励我研究这个主题。我还要感谢黄文政，我们共同研讨和撰写了很多该主题的文章。同样感谢何亚福、方正宇、鲍笛，他们做了大量数据搜集、分析以及文字整理的工作。
梁建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