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一
修辞学是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必须有其完整之理论体系。方光焘指出：“真正的科学研究，必须是从一定的原则、原理出发，占有一定数量的可靠的语料，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来加以分析，然后抽象概括为理论，最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1]这凸显了原则、原理对建构理论体系的重要作用。即以“修辞”之“转化”而言，其主要的原则、原理，就主要涉及“变化、统一”与“零度、偏离”，并最终反映在螺旋结构上。孟建安在其专著《汉语修辞转化论》中较好地秉持了这一方法论原则。有鉴于此，我们特依序归本于古代《周易》这部哲学经典与近代“语言学”的主张，分别寻得它们相关的论述，凸显出这种原则、原理之普遍性与客观性，以见出孟建安将要出版的《汉语修辞转化论》一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在修辞学上的重要学术贡献。
孟建安即将推出的《汉语修辞转化论》一书，以较多的修辞个案分析为依据来总结相关的修辞语用规律和实现修辞转化的条件；引入系统论方法，把修辞转化原理看作是一个系统，并把各个侧面也看作各个不同的子系统；引入动态观念、辩证法思想，坚持较为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从而为修辞学研究提供另一个视角的思考，从不同角度系统地构拟并论述了修辞转化的基本运行原理。这套原理作为由多个不同的子系统所构成的修辞转化运行机制，在其机理内部聚合了转化基础、转化规律、转化类型、转化模式、转化谋略、转化原则、转化条件、效果评价等内容。在这个较为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孟建安向学界宣示了自己鲜明的修辞主张并展演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在方法论层面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并优选了多样化的适宜的研究方法，从学术理论层面对建构修辞转化学作了非常积极而又有益的探索。该专著共12章。在书中，孟建安始终借“多、二、一（0）螺旋结构”贯穿“零度、偏离”与“变化、统一”，讨论“修辞‘转化’运行”之种种，隐然将哲学、文学与美学融合为一，且兼顾理论与应用，作了系统化之呈现，构拟了修辞转化的基本理论体系，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这对喜欢语言学或修辞学的社会大众来说，有学习与应用的实际价值；就是对研究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而言，也有学术之参考功用。该专著，在学术意义上，将会对汉语修辞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具有较为积极的学科建构意义和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在修辞实践意义上，将会健全修辞主体的语用知识结构，有助于学习者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提高，并对修辞主体规范表达和得体表达具有指导意义，所以无论是从修辞文本的建构层面还是解构层面上来说，都具有较为重要的应用价值；在社会影响上，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日常交际层面、社会交际层面和艺术交际层面，包括政治、商贸、司法、科学、公务、新闻传播、课堂教学、公益活动等言语交际的众多领域，对构建和谐语用环境也具有较为积极的作用和较为重要的社会影响。凡此种种，必将一一呈现。
该专著在修辞学上所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在我看来无疑得益于孟建安在修辞转化研究过程中对“螺旋结构”的坚持。在研究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对“变化与统一”、“零度与偏离”以及“变化、统一与零度、偏离”的自如运演。
二
所谓的“变化”，初看起来，好像可与“秩序”截然予以划分；而其实，它们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差别只在于“变化”比较着眼于变动，“秩序”比较着眼于先后而已。因为“变化”与“秩序”两者都离不开“动”，有“动”就有不断之“变化”，而其历程也必然形成“秩序”。这种逻辑关系，在《周易》一书中，都可很容易地找到相应的思辨。
以《周易》而言，它的八卦、六十四卦，都象征、代表着各种不同之变化与秩序。针对六十四卦，《序卦传》特将卦和卦之间的变化与所形成的秩序说明得很清楚：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履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以上说明，凸显了六十四卦所产生的相反相成的变化历程与秩序。对此，冯友兰阐释说：
《易传》认为，“物极必反”是事物变化所遵循的一个通则。……六十四卦中，相反卦常是在一起的。例如：泰卦和否卦、剥卦和复卦、震卦和艮卦、既济卦和未济卦，在卦象上都是相反的，可是在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中，它们是在一起的。专就这个次序说，这可能是《易经》中原有的辩证法思想。……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是 “未济”。……世界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未完成（“未济”），就是说，永远处在转化的过程中。这些是《易传》中的辩证法思想。[2]
所谓“永远处在转化的过程中”，正说明了一切事物的变化，都相反而相成，是永无止境的。而这种“相反相成”的变化，在《周易》（含《易传》）中，可推扩开来，涵盖“正变正”、“正变反”、“反变反”、“反变正”等的变化，而形成循环不已的螺旋结构。六十四卦以“屯”起、“既济”转、“未济”终，就表示这种由 “屯”而“既济”而“未济”而“屯”的大循环系统，连接天、地、人，以呈现其生生不息的变化与秩序，也反映了宇宙与人生历程的相应关系。
因此，宇宙是离不开“动”的，而有了“动”，在过程中便一定会造成“变化”、形成“秩序”。就在这造成“变化”、形成“秩序”过程中，也一定会不断地由局部与局部之“联贯”（对比或调和），而逐步趋于整体之“统一”。
就以《周易》来说，它的六十四卦，每卦在形成“秩序”与“变化”之同时，也使卦卦“联贯”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形成“联贯”，最明显的，是使两相对待者以“对比”（正反）或“调和”（正正、反反）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如见于《杂卦》的刚和柔、乐和忧、与和求、起和止、衰和盛、时和灾、见和伏、速和久、离和止、外和内、否和泰、去故和取新、多故和亲寡、上和下等，其中除了起和止、速和久、外和内、上和下等，未必形成“对比”而有“调和”可能性外，其余的都比较偏向于“对比”，而都产生 “联贯”的作用。在六十四卦的排序与变化里，可看出“异类相应”［“和合”（局部）中有相反（对立）、相反（对立）中有“和合”（局部）的相互关系］和“同类相从”两种联系，也凸显了由互相“联贯”（联系）而形成“统一”（大“和合体”）的整体结构。其中“同类相从的联系”，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又所谓的“天高地低比附为天尊地卑”，即属此类；这在《周易》里，是颇值得注意的。譬如它的八卦：乾坤
乾（乾上乾下）、坤（坤上坤下） 习（坎上坎下）、离（离上离下）
震（震上震下）、艮（艮上艮下） 巽（巽上巽下）、兑（兑上兑下）
这是以乾与乾、坤与坤、坎与坎、离与离、震与震、艮与艮、巽与巽、兑与兑等的重叠而形成了“同类相从的联系”。除此之外，《杂卦》云：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着。……大壮，则止；遯，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
这是以“止”和“退”、“众”和 “亲”、“寡”和 “不处”、“不进”和“不亲”、“女之终”和“女归待男行”等的相类而形成“同类相从的联系”[3]。
这种“同类相从的联系”与属于“调和”性的“异类相应的联系”，都会由于互动而形成“调和”的作用。而“调和”与“调和”、“调和”与“对比”、“对比”与“对比”的结构，又可以相互产生“同类相从”或“异类相应”的联系，形成另一层“二元对待”，进而由局部扩及整体，趋于最后的“统一”。
《易传》这种相对而又相济为一之思想，可推源到“和”的观念，而它始于春秋时之史伯。史伯从四支（肢）、五味、六律、七体（窍）、八索（体）、九纪（脏）到十数、百体、千品、万方、亿事、兆物、经入、姟极，提出“和”的观点（《国语·郑语》）；而后到了晏子，则作进一步之论述，认为“和”是指两种相对事物之融而为一，即所谓“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如此由“多样的和（统一）”（史伯）进展到“两样（对待）的和（统一）”（晏子），再进一层从对待多数的 “两样”中提炼出源头的“刚柔”，而成为“刚柔的统一”（《易传》），形成了“‘多’（多样事物、多样对待）← →‘二’（刚柔）← →‘一（0）’（统一）”的顺序，进程是逐渐由“委”（有象）而追溯到“源”（无象），很合于历史发展的轨迹。而这种结构，如对应于“三易”（《易纬·乾凿度》）而言，则“多”说的是“变易”、“二”说的是“简易”，而“一（0）”说的是“不易”。因此“三易”不但可概括《周易》之内容与特色，也可以呈现“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对此，孟建安从哲学层面来解读修辞转化，初步发掘出修辞转化之所以存在的哲学根据，探索了其基本的逻辑运演要义，寻找出了与之遥相呼应的哲学规律，以此来检视和考证修辞转化所蕴含的全面而又系统的哲学理由。这些哲学根据正应和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二元对立观，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量变质变规律等。
在孟建安看来，根据三大哲学规律对修辞转化事实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可以初步归纳、演绎出修辞转化的统一律、选择律、变化律等三大律。统一律对应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说各个层次上的不同修辞同义手段相互对立并在一定条件下共处在一个统一体中，一方的存在与转化离不开另一方的存在与转化。比如零度的存在与转化是以偏离的存在与转化为条件的，偏离的存在与转化自然是以零度的存在与转化为参照的。选择律对应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说修辞转化过程中可以据情况对多样化的修辞同义手段作出相应的选择，在一定语用条件下通过对此种修辞同义手段的否定或舍弃而实现对彼种修辞同义手段的肯定或者选择。变化律对应于量变质变规律，是说相互对待或对立着的修辞同义手段经过一系列量度意义上的冲突和努力，在一定条件下各自向着和自己相对或相反的修辞同义手段实现质度意义上的转变。可见“变化（含秩序）”与“统一（含联贯：调和、对比）”无疑可在这里找到它的哲学意涵。而所谓“螺旋”，即“互动、循环、提升”，有“越变越好”的意思，修辞“转化”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三
近年来，语言学界出现 “三一”学派，由南京大学王希杰教授主导，提出“零度和偏离”、“潜显”与 “四个世界”三者统合为“一”的理论体系，应用于语言学、修辞学上，普受学界推崇。其中特别关注到零度和偏离——正偏离和负偏离之间的联系与转化问题，成为他 “三一语言学”理论之核心内容[4]。而所谓“偏离”，乃现代语言学、修辞学中最重要而基本的概念，源自于西方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和叶尔姆斯列夫（Louis Trolle Hjelmslev，1899—1965）的理论。王希杰教授虽受此启发，却未受局限，而是加以引申、开创，不仅注意“零度”与“偏离”之对立，更提出“正偏离”与“负偏离”，并重视两者之间之联系与转化，而且也和“四个世界”（语言、物理、文化、心理）作了联结[5]，形成他“三一语言学”之主体内容。他在其《修辞学通论》中说：
如果把规范的形式称之为“零度形式”（0），那么对零度的超越、突破、违背或反动的结果，便是“偏离形式”（p）。零度和偏离存在于语言的四个世界之中，也存在于交际活动的一切因素和变量之中。偏离又可区分为“正偏离”（p+）和“负偏离”（p-）。不但在零度和偏离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且在正偏离和负偏离之间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转化的关键就在于一定的条件。修辞学就是研究这种转化的，也可以说，修辞学就是一门转化之学[6]。
这种理论有着阴（零、正）阳（偏、负）二元互动、循环而提升之“螺旋”意涵，王教授在其《零度和偏离面面观》中进一步结合“潜显”、“四个世界”与“阴阳对立”加以说明：
四个世界中都存在着零度和偏离两个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方面。我的零度偏离论不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的。其实是随着着眼点的不同而不同的。事实上，不仅每个世界中都存在着零度和偏离的关系。而且，在我看来，四个世界本身都有一个零度和偏离的问题。……如果仿造《周易》的阴阳对立的模式，我们可以把显和潜的对立和联系看作一种相对的开放的模式：零度=潜性=语言=物理世界=本体=规范=理想，偏离=显性=言语=文化世界=变体=变异=现实。在四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世界中，零度形式总是显性的，有限的，而其偏离形式总是潜性的，无限多的。[7]
这样将“三一”理论提升到一种方法论原则的高度来看待，所谓“每个世界中都存在着零度和偏离的关系”，它的适用面自然就很广。
这种偏离理论，和辞章分析与写作指导有着直接关系。为此，我先后以《论王希杰 “零点与偏离”之章法观》［唐山学院学报，2007（4）：1—3，62］、《三一理论与作文评改》［渤海大学学报，2007（6）：130—134］、《论偏离理论与写作指导》［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报，2007（12）：1—32］与《偏离理论在作文教学上之运用》［毕节学院学报，2008（1）：7—13］等四篇文章加以引申推衍，以见其存在之普遍性。所以能如此，是因为 “零偏、正负（阴阳二元）”与“转化（移位、转位）”的说法，有着（二元）互动、循环而提升之“螺旋”意涵，与被视为“普遍性之存在”之“多、二、一（0）”螺旋结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零点与偏离”在辞章分析和写作指导上之重要性，由此可见；而在修辞转化上，当然也影响重大。对此，孟建安在书中即指出：“在修辞转化研究中，我们把零度与偏离作为方法论原则，实际上就是要用零度与偏离的眼光来看待、观察、分析、求证所有的修辞转化现象，要把零度和偏离作为分析修辞转化现象的一种认知自觉与认知范式，坚持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之下来研究相关的修辞转化问题。”由此看来，“零度和偏离”的理论运用到修辞之“转化”上，是十分直接而有效果的。
四
要通贯“零度、偏离”与“变化、统一”，则非靠“多、二、一（0）螺旋结构”不可。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而言，它最根源的，莫过于“本末”问题。就以中国哲学中的“理”与“气”、“有”与“无”、“道”与“器”、“体”与“用”、“动”与“静”、“一”与“两”、“知”与“行”、“性”与“情”、“天”与“人”等“阴阳二元”之范畴而言，即有本有末。它们无论是“由本而末”或“由末而本”，均可形成“顺”或“逆”的单向本末结构。而一般学者也都习惯以此单向来看待它们，却往往忽略了它们所形成之“互动、循环而提升”的螺旋结构。而此“阴阳二元”，甚至“多、二、一（0）螺旋结构”，乃建立在方法论之基础之上，为普遍性之存在，其适用面是极广的。
而所谓“螺旋”，本用于教育课程之理论上，早在17世纪即由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据《教育大辞典》之解释，所谓 “螺旋式课程（spiral curriculum）”乃“圆周式教材排列的发展”、“逐步扩大和加深”[8]，这和《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所作“循环、往复、螺旋式提高”之解释[9]是一致的。据此，“螺旋”就是“互动、循环而提升”的意思。它的作用，可用下列简图来表示：
二元—→互动—→循环—→提升
这是着眼于“阴阳二元”，即“二”来说的，若以此“二”为基础，彻上于“一（0）”、彻下于“多”，则成为“多”、“二”、“一（0）”之系统。如此，“螺旋结构”之体系着眼于一个层面，可用下图来表示：
又如果再依其顺、逆向，将“多”、“二”、“一（0）”加以拆解，则可呈现如下两式：
这两式是可以不断地彼此循环而衔接并提升，形成层层螺旋结构，以体现宇宙人生生生不息之生命力的。
这种“多、二、一（0）”螺旋结构，落在辞章上来看，则其中“意象”（个别）、“词汇”、“修辞”、“文（语）法”、“章法”是“多”，“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为“二”，“主题”（含整体“意象”）、“文体”、“风格”为“一（0）”。又如落到“修辞之转化”上来说，则“变化（含秩序）”是“多 ←→ 二”、“统一（含联贯：调和、对比）”为“二←→一（0）”；而“负偏离”、“零度”、“正偏离”三者，它们所反映的乃宇宙万物的“原型”或“变型”现象；当然，它们的产生、互动与转化，也一样不能自外于这种宇宙万物创生、含容的普遍性规律：“多、二、一（0）螺旋结构”。从整个“互动、循环而提升”的历程来看，“一（0）”是起点，也是终点，而“二←→多”则为过程。而“负偏离”、“零度”、“正偏离”所呈现的正是“二←→多”过程中之一环，其关系可用如下简图表示：
以融入宇宙万物创生、含容的普遍性规律——“多、二、一（0）螺旋结构”来看待“修辞‘转化’之运行”，是很可以凸显其理论的普遍性的。因此，孟建安在“修辞转化的三大规律”一章中明确指出：
这种结构和规律落在修辞转化上，从修辞建构一面看，“（0）一、二、多”可呈现修辞转化的顺向过程；从修辞解构一面看，“多、二、一（0）”可呈现修辞转化的逆向过程。
……修辞转化中，“（0）”就是“道”，就是“得体”，是修辞转化追求的最终目标或修辞转化的出发点……理论零度实际上便是（操作）零度与偏离修辞表现形式的对立统一，也就是“一”。“（0）”和“一”的结合，是修辞效果与修辞表现形式的高度统一而表现在修辞话语上的最高境界，“一”由“（0）”来统合。……从修辞建构的顺向过程看，由“理论零度并聚焦于得体”这个“（0）一”滋生出零度与偏离修辞的二元对立，这就是“二”；零度又滋生出潜性零度与显性零度的二元对立，偏离又滋生出潜性偏离与显性偏离的二元对立，这即为“多”。从修辞解构的逆向过程看，由潜性零度与显性零度构成了零度修辞，由潜性偏离与显性偏离构成了偏离修辞，这就是“二”；由零度修辞和偏离修辞的对立统一表现了“理论零度并聚焦于得体”，也就是“一（0）”。
这样从修辞转化的顺、逆向过程来看待“多、二、一（0）螺旋结构”，很能掌握“互动、循环、提升”的“螺旋”精义。
五
修辞是促进语句作美感表现的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最关键的就是“转化”，而它的运行，虽然涉及多方面，但最核心的在于变化、统一与零度、偏离之上，并最终聚焦于螺旋结构。孟建安的这本《汉语修辞转化论》体现出的“变化与统一”、“零度与偏离”以及“变化、统一与零度、偏离”之哲学意蕴，更凸显出研究者所具有的清醒的方法论意识和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以及该专著在修辞学上的重大贡献。在这里，我主要用螺旋结构理论对孟建安这本专著所坚持的方法论原则作了另一个视角的介绍和分析，以期引发读者的关注。
是为序。
陈满铭
2010年秋写于台北
[1] 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序言.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2]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12—413.
[3] 戴琏璋.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北京：文津出版社，1989.195—196.
[4] 李名方，钟玖英.王希杰与三一语言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190—222.
[5] 王希杰.作为方法论原则的零度和偏离.王未.语言学新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211.
[7] 王希杰.零度和偏离面面观.钟玖英.语言学新思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26—29.
[8]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276.
[9] 许建钺等.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