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成舍我办报理念与新闻思想初探（代序）
刘家林
成舍我先生逝世整整二十年了。他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一代报人、私营报业企业家和新闻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学者。
在从事新闻事业方面，他是我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参与或主持创办新闻媒体最多的人。他一生参与或主持创办了“近20家新闻媒体，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其中，由他直接创办的达12家”[1]。如最著名的有北平“世界报系”（《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南京《民生报》、上海《立报》及《香港立报》，有人用“世界、民生、立报成舍我”[2]概括他一生的事功和成就，至为恰当。他也是中外新闻史上从业时间最久、“工龄”最长的新闻记者。他从1912年夏（14岁读初中时）开始撰文向报馆投稿，到1991年4月病逝，前后从事新闻工作长达78年之久，是新闻战线上名副其实的“老兵”。他还是中国新闻史上产量最高的记者之一。早在1955年，成舍我在“盘点”自己的工作成绩时就说：“从我十四岁做‘职业记者’那时起，已经过四十年继续不断的工作。为了工作，虽然每天平均至少要写一千字，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四十年总（共）写了一千四百多万（字），但我从没有出版过一本‘文集’。”[3]
在报学及新闻学研究方面，成舍我也有卓越的成就。他正式从事报学及新闻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1930年初，成舍我在李石曾的赞助下于当年4月16日离开北平由上海乘法国邮船出国考察。他与程沧波（中行）先到法国考察新闻事业，后到瑞士日内瓦参加万国报界公会；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界公会发表演说，再到法国、英国等地考察报业，并到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最后由欧赴美国考察，并应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之邀，到该院进行学术交流，于1931年2月19日回到上海。考察期间，成舍我撰写了两篇通讯：《英法报纸之比较——我所见之巴黎各报》和《在伦敦所见——英国报界之新活动》。回国以后，为了培养新闻专业人才、研究新闻学术，1932年成舍我在北平石驸马大街甲90号《世界日报》旧址筹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简称“北平新专”，后迁西长安街）。1933年4月8日，“北平新专”正式成立。[4]1933年12月14日，《世界日报》在当天第13版开辟新闻学研究专刊——《新闻学周刊》（后改为《报学半月刊》），每周出版。创刊号上首载成舍我《我们的两个目的》和张友渔《由消息的真伪谈到一个报纸的失败》。北平《世界日报》的《新闻学周刊》与北平《晨报》的《晨报特刊·新闻纸问题号》专刊（在《晨报》1922年6月4日星期日第6、7版刊出）、天津《大公报》的《新闻教育特刊》（在《大公报》1936年5月9日第12版创刊）、天津《益世报》的《报学半月刊》（在《益世报》1937年5月16日第14版创刊）等是在我国报纸上最早开辟的一批新闻学研究专刊（版）。以后，成舍我在《世界日报·新闻学周刊》、《新闻学研究》（燕京大学新闻系编）、《报学季刊》、《新闻学季刊》、《东方杂志》、上海《立报》、重庆《大公报》、香港《新闻天地》杂志及台北《联合报》（1954年6月14日起）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新闻学的研究文章及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术演讲稿。笔者经过广泛搜罗，共得60余篇。这些研究文章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观点新颖、眼光独到，充分反映出他的办报理念和新闻思想。这些观点及理论是我国新闻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遗产和财富。它历久弥新，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端。
一、对报纸性质、职责及功能的探讨，以及对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强调
成舍我认为，“新时代的报纸”不是“一派一系”的代言工具，而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公器”[5]，报纸是社会的“公共事业”，应“以维护公众利益”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说：“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利’上面。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真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在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做一个大众的公仆。”“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个人政治或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记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利’为出发点。”报馆编辑、记者“当时时刻刻了解报纸对于大众利益影响之重大。一篇不纯正的批评、一条不真确的消息，他的贻害社会，就数量言，可以有无量数的男女读众，就时间言，可以延长至几十百年以后。至于关系个人私德的事，尤当谨慎，稍一疏忽，小之可使当事者饮恨终身，大之可迫其羞愧自戕”。因此之故，“编辑室中的每一编辑，在挥舞他自己的工具——笔——的时候，当设想：在这个工具的下面，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待他决定；有无数个人的生死祸福，听其转移”。新闻工作者必须以“拥（维）护公众利益”为自己的职责，“打倒那些漠视公众利益，轻率狂悖，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传统谬见”。[6]
二、“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
成舍我是我国报业史上最早提倡并身体力行“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的报业企业家。“报纸大众化”是他一生的办报理念和办报情结，也是他一生的事业追求。1935年9月20日，成舍我在上海创刊了日后享有盛誉的“大众化报纸”——四开小型报《立报》。他在《立报》发刊词《我们的宣言》、《中国报纸之将来》、《“报纸救国”》、《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等文章中，详细申论了“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的内涵、特征，以及“大众化报纸”的重要功能。
《立报》一创刊，就在发刊词中揭橥两大口号：一是“报纸大众化”，二是“以日销百万为目的（标）”。成舍我探讨的“报纸大众化”和“大众化报纸”的内涵及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大众化报纸”在报价上必须“低廉”，要让“劳苦大众”“买得起”每天必须的“精神食粮”。[7]成舍我认为，将来中国的“大众化报纸”应带有“公共事业”的性质，“报纸的价钱，固应该注意到一般社会的经济状况，然而报纸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公器，他实在兼有公园、图书馆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方面给人愉快，一方面给人知识。公园、图书馆，即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多半一律公开，不收分文。那么，报纸纵不能完全免费，（但收费）也要收到极可能的少”。“也就因为报纸要民众化，自不应该多收报费。他是社会上最重要的公器，他实在应该尽可能像公园、图书馆一样，给民众以公开欣赏阅读的机会。至于报价方面的损失，就中国而言，在将来工商业发达以后，自可向广告方面去取偿。”[8]二是“大众化报纸”要普及，发行量要大，要“向民间推广报纸”，要“使报纸向民间去”[9]。成舍我宣称，《立报》要“以日销百万份为目的（标）”，要成为“侵入”千家万户的“家庭报”。三是在内容上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且与大多数国民，痛痒相关”。大众生活、民生新闻应是“大众化报纸”的主打内容。四是在文字表达上，“大众化报纸”必须通俗易懂，文章必须短小精悍，精练、生动、传神、“有趣”。总而言之，“中国多数报纸，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内容艰涩”，“所载材料，又恒与最大多数国民，痛痒无关”，“以致现有报纸，只能供少数人阅读，最大多数国民，无法与报纸接近”。而“大众化报纸”，是让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读得起、看得懂的报纸，“使全国国民，对于报纸，皆能读、爱读、必读，使他们觉到读报真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才能“达到‘立己’、‘立人’和‘立国’”的目的。[10]为此，成舍我还在《立报》发刊词中阐明了该报的营业和编辑方针，声明了今后办报的“四原则”：①“凭良心说话”；②“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③“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绝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众的负担”；④“终年为读者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在《三种报纸的出路》一文中，成舍我概括了“大众化报纸”的三个“条件”，即“第一是要人人买得起，第二是要人人看得懂，第三是雅俗共赏”。[11]
三、“大众化报纸”是向民众灌输“国家意识”、“民主政治”的利器，是促进“国民精神养成”的温床，也是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教材
成舍我在《“报纸救国”》一文中讲了一个生动的小故事，说的是1930年初他出国考察报业时和几位朋友住在“巴黎都来福街一所小房子里”。房东是一个铁厂工人，家里的一切家务，都由他家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管理。平时，这位60多岁的老太婆天天都要到所有住客的房间铺床扫地，打扫卫生，总是“满面春风，欢喜和客人谈些小故事”。忽然有一天，“意大利和法国，为着一些零星问题”，“形势严重起来，两国各陈兵边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报纸上天天登着惊人的大字，并鼓励人民准备一切，作政府后援”。这时，房东老太婆一反常态，“神情大变，老是哭丧着脸，一言不发的低头做事”。“我们为着好奇心驱使，问她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不料她竟滔滔不绝的将真心话告诉我们。”她说：“因为这几天，意大利太欺负我们法国了，看这情形，假使意大利不让步，我们的政府是会不惜一战的。”“我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在欧战中牺牲了，现在只剩老三了。当年老三还没到服兵役的年龄，现在已达到了，一旦打起仗来，免不了被征入伍。现在飞机大炮比以前更加凶猛……我一想到老大老二的牺牲，就替我这‘硕果仅存’的老三担心，所以这几天几乎连饭都吃不下。”“我们安慰她，说：‘你不可以想法子，叫你儿子，早些躲避么？’她把脸一沉：‘这是什么话，国家荣辱所关，我怎能做这样无心肝的事，况且我就要做，我儿子也不会答应的。’我们问她，这些意法交恶的消息从何听来。她于是指着我们桌上放着的一份小日报（Petit Journal）说：‘我天天看这个报，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平时每天早上，总能看到老太婆从菜市回来，手里挽一个菜篮，篮子里装起面包小菜，“而盖在篮子上面的总是一份人人可以买得起、看得懂的大众化报纸”。由此，成舍我发出感慨：“在咱们中国呢？广大的乡村，固不必说，即以重要都市而论，有几个被目为下层社会的人，能买得起、看得懂一份报。因为买不起，他们也就索性不买了，因为看不懂，他们也就索性不看了，再加以国民教育的不发达，所以最大多数国民，对于国家，总觉得那是另外一些人的私有物，与他们不生关系。他们的脑筋，没有什么国家存亡荣辱的观念，大清帝国也好，中华民国也好，甚至再换一个招牌，似乎也无所谓。”“人家几千万国民，就有几千万国民和国家共存亡，我们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大民族，但是遇到敌国外患，恐怕至少就会有五分之四，天天在那里想挂洋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试问这样的国民思想，如何可以撑得起几百万方里一个世界上偌大的国家？”因此之故，“我们必须借着报纸的力量，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国家和个人，是一而二、二而一。贪官污吏，侵吞了国家一个小钱，大家心痛，就等于自己家里辛苦喂成的鸡鸭，被扒手偷去一样，纵然不能请求警察作有效追捕，但是假若知道了这个贼的所在，一定要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至于国家领土，若是遇到异族的侵略，那么，占去了国家的一寸土，就等于各人自己的一间屋、一亩田被人霸占了一样，只要有一份力量，子子孙孙，总不肯善罢甘休。人人如果都有这样国事等于家事的精神，岂但目前的内忧外患不成问题，就是中华民国，整个被人家征服了，我们也自有光复旧物，还我河山的一日”[12]。
四、“精编主义”
纵观成舍我的一生，他对小型报情有独钟，大力提倡，并形成了系统的小型报办报理论。他说：“小型报纸（即我国所谓四开报）……因为篇幅小，便于携带，且甚美观，在公共汽车及旅行中，均较大张的报纸容易阅读。妇女界尤特别欢迎。”在编排方面，小型报对“新闻的选择，也必须更趋谨严，一切力取‘精编主义’，量减而质增”[13]。
在办小型报方面，《立报》是成舍我一生的事业，也是“大众化报纸”的典范。《立报》创刊于1935年9月20日。它一创刊就表现出大众化小型报的鲜明特色。一是报价低廉，通俗易懂。创刊当天，《立报》就刊登广告词云：“直接订阅，三月只收报费一元”（见《立报》创刊号三版左侧）；“只要少吸一枝烟，你准看得起；只要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见四版右侧）；“永远不增价，终年不休刊；凭良心说话，拿真凭实据报告新闻”（见二版右侧）。二是在版面及内容上贯彻、实行“精编主义”。
在具体实施“精编主义”的过程中，《立报》在版面、内容上有以下两大特色：
一是在新闻报道方面，实行“精编”原则，以“新闻精”自诩。该报编辑包天笑在《新闻精》一文中云：
前几天，我在某报写了一点小评论。我说现在中国新闻，所载的都是些新闻渣。什么是新闻渣呢？便是一件紧要的新闻，要等待国内的英文报、日本报登出以后，然后再登出，这不成为新闻渣了吗？”“可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不是新闻渣，而是新闻精。这意思是要集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在现代的世界里，不能多所耗费。从物质上观，不是香有香精，糖有糖精，味有味精，酒有酒精，一切物质各有其精吗？譬如药物，不是已经把成捆的植物、成堆的动物，变成几西西的注射剂了吗？”“小型报纸的出世，它的使命是什么呀？不在量而在质，这是人人知道的。我们是注射剂，我们不是药渣。古人说得好：‘取精用宏’。在嚼厌了新闻渣的当儿，恰巧有几个狮子搏兔的小型报纸的《立报》出世，敢献三字，曰：‘新闻精’。[14]
二是特别重视办好副刊、专刊及言论时评版，对副刊、专刊、言论时评版也贯彻实行“精编主义”。《立报》创刊伊始，就在第二版设置了小言论及时评专刊《言林》、在第三版设置了文艺性副刊《花果山》、在第四版设置了综合性副刊《点心》（1935年11月1日起，原《点心》栏改为《小茶馆》）。这些副刊、专刊刊登的文章，篇幅短小精悍，文字精炼、传神，隽永耐读。如谢六逸为《言林》所写发刊词《开场白》云：
本报的标语有一句是“五分钟能知天下事”，因此我们的开场白只能花费阅者五秒钟。小型报跟短文章，现在很流行，这是因为大众需要它们的缘故。现代人过着穷苦挣扎的生活，只能够看看小型报跟短文章。
报纸不愁小，小中可以见大；文章不怕短，短中可以见长，篇幅虽然紧缩，品质却已增高，这是我们的希望。
这块草地，从今天起开放，凡对于人生社会，百般问题喜欢开口的人，都请到这里来谈天。
这种短小精悍与精炼、生动、传神的文字风格，日后形成了所谓的“言林体”[15]。
再如《点心》副刊的内容及文字也以“小”而丰富多彩见长，如秋尘在《“点心”一览表》中指出：
有不少的读者来函，问我们这家小小的点心店，出售的点心共有几种，开单如次：
（一）小言：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几句应说的话。
（二）小统计：把大家应该知道而又常忽略的事，用数字表示出来。
（三）小见闻：多登一点有趣而又有益的各种事情。
（四）常识：供给些大家应备的常识。
（五）名人访问：写出他们的生活，作大家的标准。
（六）团体生活：使大家多注意一些正当的团体的生活。
（七）家庭与妇女：谈谈家庭、妇女、儿童的一切。
（八）书报推荐：替大家选择读物，提起读书的兴趣。
（九）娱乐：每日刊载些娱乐的小消息，供大家参考。
（十）小说与图画：用来增加读者的趣味。
此外，我们想到什么，再添。
五、对“小型报”与“小报”的科学界定
上海《立报》是成舍我事业的巅峰，也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他在回忆《立报》时说，“当淞沪抗战最紧张时，《立报》发行数字每日都超过二十万份，曾打破我国自有日报以来之最高纪录”；“这张报纸的言论、编排，尤其他所倡导的‘大报小型化’的作风”，给许许多多的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16]
成舍我曾将“小型报”与“小报”作了严格、科学的区分，从而廓清了“小报与小型报的界说”。这是他有关“小报及小型报”理论的精华。成舍我认为，《立报》是中国现代“小型报”的翘楚，“曾获得伟大成就”。当有人称《立报》为“小报”、称他为“现在上海销行最广的一家蚊子报主人”时，成舍我是非常反感的。他深刻地阐述了小型报和小报的特色、特征及其区别：
“让我先行说明‘小型报’与‘小报’的区别，及‘小型报’在新闻事业中的展望。我不仅认为‘小型报’在中国新闻事业中，将有无限前途，即就全世界新闻事业的动向看来，也早已显露了美丽远景。不过我们必须将两个名词弄清楚，即‘小型报’和‘小报’，意义绝不相同。‘小型报’是‘Tabloid’，他的主要原则是要将一切材料，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换一句话说，小型报乃‘大报’的缩影，他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新闻，最好都不超过五百字。举凡一般大报所刊载冗长而又沉闷，特别像我们中国若干又长又臭要人们不知所云的演说，是绝对不容许在小型报内全文照登的。”“‘小型报’重视言论，竞争消息，广用图片。总之，除量的方面以外，质的方面，只有比大型报更优胜，更精美，亦即中国所谓‘以少许胜多许’。他的工作重心，在改写与精编。至于人才的储备、新闻网的布置，绝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较最进步、最完善的‘大报’减色。”“至于‘小报’，通常了解的意义，正即西方所指的‘蚊子报’（Mosquito Paper），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只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阴私为其首要任务，正如夏夜之蚊，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这种报，当然不能与‘小型报’相提并论。不幸在中国，绝大多数读者，却很容易混为一事。他们在习惯上，往往把改写精编的小型报，也喊作小报。”[17]
这一段精彩的论述不仅将小型报与小报作了科学的区分，而且为如何办好一张小型报竖立了一根标杆。
六、不断开拓创新，发挥“动”的精神
新闻传播业是“苟日新，日日新”的事业。永不停滞、不断开拓创新是新闻传播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成舍我在谈到当年《立报》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时说：
“《立报》获得相当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即《立报》全体同仁，无论担任哪一项工作，大家都以极大限度，发挥‘动’的精神。换一句话说，每一分子，在工作岗位上，皆能认真奋斗，自强不息。整个版面，都是这种‘动’的精神的充分表现。”“报纸要动不要静，也就是说，报纸不仅不能后退，而且不能停滞，唯一去路，只有前进。读者对于一张报纸，我们绝不应使他们任何一天，会起沉闷之感。沉闷是报纸的毒瘤。要读者不沉闷，最好的办法，正如游客观水，在‘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之下，更投进几块巨石，让他波澜壮阔，水花四射，动人心目，否则死水一湾，自将毫无兴趣，望望而去。这一‘动’的原则，在《立报》出版的两年中，可算任何一人，都已尽到最大最好的努力。”[18]
七、“手脑并用，德智兼修”的新闻教育理念
1931年7月间，成舍我自欧美考察新闻事业归国后，踌躇满志，雄心勃勃，谋划筹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他根据自己的办报实践，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对报业实行科学化的经营管理。同时构想成立“中国新闻公司”，拟设总部于南京，在全国各大城市各办一份日报，以组成一个庞大的、兼具影响力的报业集团。二是他受威廉创办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启发，于1932年在北平石驸马大街甲90号《世界日报》旧址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简称“北平新专”，后迁西长安大街）。成自任校长，副校长吴范寰，校董还有李石曾、李书华等人。[19]
1933年2月间，学校正式开始招生，报名踊跃。据当时报道云：“该校现招职业班新生，原定只取40名，结果报名者达600人，盖以该校不收学费，且可担保异日有事可作也。其招考年龄，限制极严，最高不得过十八岁，竟有两鬓花白，仍称只十八岁而来投考者。至于程度，原只希望初中资格，但竟有高中、大学生亦来投考。……足证其号召力之大矣。”[20]
1933年4月8日，“北平新专”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成舍我在开学第一天发表了《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的讲话，谈到了他的办学理念及办学模式和构想。他首先提出了“手脑并用、德智兼修”的校训。[21]以后，他多次重申：“说到新闻教育，高深的研究和普通技术的训练，两者都不可偏废。”[22]同时，他还反复强调：“记者最重要的是品德、技能、知识，这三者又以品德为首，品德不好的人，永远不能成为好记者。”[23]
成舍我是我国私营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对新闻教育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计划将“北平新专”分为“初级职业班”、“高级职业班”和“本科班”三个层次。这三种类型的“班”循序渐进。“初级职业班，是打算造成一般新闻事业中的基本社员，就是一个报馆中的最重要也是最神圣的印刷工人。以一半时间实地练习排字、铸字、制版、（操作）机器等工作，以一半的时间讲授中国文、外国文、自然科学大纲、社会学大纲、新闻学等”，“务使在两年里，技术和知识同时并进。毕业后愿意做事的当然可以做事”。若家庭“环境好，不愿即刻做事，还愿意深造的，则可以升入高级职业班”。“高级职业班是以训练外勤记者、助理编辑，及事务方面、发行广告、会计等职员为目的的。一面有实习工作，一面也有学科讲授。毕业以后，愿意做事的做事，愿再深造的，可以入本科。”“本科的目的，则在造就主笔、总编辑，及事业方面的指（领）导人才。它的课程，则专注意于法律、政治、经济和若干主要的社会科学，其程度，将与一个完全法科大学相当。”“这三班的期限，总共七年。假使一个人，能从初级职业班，进到本科毕业。那么，他的能力，一方面可以做社长、当主笔，一方面也可以排字、管账。这样，才可以算一个完全的新闻记者，而脑力劳动和筋肉（体力）劳动也都可以合而为一了。”[24]
“北平新专”起初只有初级班，到1935年又办高级班，1937年开办本科班。“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学校遂于当年8月10日停办。
八、铁骨铮铮，独立报人的典型风范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一个独立、正直的报人，必定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必定独立不倚、铁骨铮铮，秉持应有的高尚的价值取向。他们监督政府、监督权贵，揭露贪腐，坚持批判精神；他们热爱新闻工作，九死不悔，终身以之。这些都是独立报人的职业操守和新闻道德。在这方面，成舍我为当代新闻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典型。20世纪80年代初，成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程沧波的话说：“新闻记者在东方是有骨气有作为的士，‘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东方的士气，代表士风的新闻记者，要明辨是非，扶持正义，为天下国家辟邪说、阻乱源。新闻记者的荣誉，是力抗强暴，拨乱反正。反之，新闻记者的耻辱，莫过于但见现实的利害，对现实的利害屈膝低头，把是非邪正，一脚踢开。”成舍我评价这段话说：“这一段话，真可作每一记者的座右铭。”[25]实际上，这段话也是对成舍我人格风范的真实写照。他一生办报历经磨难艰险，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报人之路。他一生历尽艰险而不馁、百折不挠，一身正气而不屈。他一生中好几次险遭不测，可说是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身正气而不屈，铁骨铮铮，独立不倚，尽显出中国独立报人的本色。他曾在北京《世界日报》复刊词《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中说：“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26]特别是1926年，因在《世界日报》上揭露军阀，成舍我险些被奉系军阀枪毙。1934年5月，因成舍我办的《民生报》实施舆论监督，揭发汪精卫的部下、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的贪腐行为，遭彭报复，成舍我被抓入牢中。当时有人劝成说，只要低头向汪精卫认个错，则一切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碰，结果总要头破血流的”。成舍我却执拗地回答说：“我的看法，与你恰恰相反，我相信我和汪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因为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27]
按：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新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北京）：成舍我与民国新闻史”会议上的主题发言。
[1] 见方汉奇：《一代报人成舍我》，载方汉奇：《新闻史上的奇情壮彩》，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2] 宋小岚（卜少夫）：《世界·民生·立报·成舍我》，载《新闻天地》（重庆）1945年1月20日出版的第1期。
[3] 见成舍我：《报学杂著·自序》，载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1页。
[4] 成舍我：《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记载“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新闻学校成立”，载《报学季刊》1935年第1卷第3期，第105页。
[5] 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原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辑的《新闻学研究》演讲及论文集，1932年6月初版；又见1932年5月6日至12日《世界日报》教育副刊。
[6] 成舍我：《我们的两个目的》，载1933年12月14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创刊号。
[7] 成舍我：《我们的宣言》，载上海《立报》1935年9月20日创刊号第一版。
[8] 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原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辑的《新闻学研究》演讲及论文集，1932年6月初版；又见1932年5月6日至12日《世界日报》教育副刊。
[9] 成舍我：《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载《报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35年3月29日出版）。
[10] 成舍我：《我们的宣言》，载上海《立报》1935年9月20日创刊号第一版。
[11] 成舍我：《三种报纸的出路》，载复旦大学新闻系编《报展》纪念刊1936年版，第45页。
[12] 成舍我：《“报纸救国”》，载北平《世界日报》1935年11月14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第98期。
[13] 成舍我：《中国报纸之将来》，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新闻学研究》（燕京大学、良友公司、撷华印书局，1932年6月初版）。
[14] 包天笑：《新闻精》，载1935年9月22日《立报》第三版副刊《花果山》。
[15] 详见陈子展：《论“言林体”》，载上海《立报》1935年10月14日第二版副刊《言林》。
[16] 成舍我：《“小型报”的远景——想起十年前手创的〈立报〉（上）》，载《新闻天地》（周刊）总第228期，第10页（1952年6月28日出版）。
[17] 成舍我：《“小型报”的远景——想起十年前手创的〈立报〉（上）》，载《新闻天地》（周刊）总第228期，第10页（1952年6月28日出版）。
[18] 成舍我：《“小型报”的远景——想起十年前手创的〈立报〉（下）》，载《新闻天地》（周刊）总第229期，第18页（1952年7月5日出版）。
[19] 陈寿：《成舍我及其事业》（中），载《人人周报》1947年第3期。
[20] 引自《成舍我新闻专科学校》，载《北洋画报》1933年3月4日出版的第902期第二版。
[21] 成舍我：《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载《报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35年3月29日出版）。
[22] 成舍我：《当前报纸的几个问题》，引自1947年12月25日出版的《新闻学季刊》第3卷第2期。
[23] 引自《老报人成舍我病逝》，载台北《中央日报》1991年4月2日第五版。
[24] 引自成舍我：《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又见成舍我《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两文俱载《报学季刊》1935年第1卷第3期，第105页。
[25] 成舍我：《如何塑造一个独立记者的典型——从〈沧波文存〉中可获得三项珍贵启示》，载台北《传记文学》第43卷第1期，第75页。
[26] 成舍我：《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载1945年11月20日北平《世界日报》复刊号。
[27] 成舍我：《我有过三次值得追忆的“笑”》，载成舍我：《报学杂著》，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