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关于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圆桌对话

在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为全国社科界的理论创造工作描绘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么，新闻传播学是否可以建构立足本土的具有自主创新色彩的新理论和新知识？又该如何进行学术上的突破？围绕这一话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蔡铭泽教授、申启武教授、支庭荣教授展开了一场圆桌讨论。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理论有待新突破

支庭荣：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有没有可能产生带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能被国际学术界所重视的新闻传播学理论？

申启武：关于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问题，可以用媒介生态研究作为例证。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与西方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有很大的区别。有人将西方的此类研究改称为媒介环境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环境、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媒介命题，称之为媒介生态学，显得十分牵强。反过来，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生态因子、生态关系，才更符合生态学的本意，才是扎根于生态学的。因此，媒介生态研究，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蔡铭泽：中国新闻史不用说，自然具有中国特色。从新闻学理论来讲，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没有好好地、认真地做起来。我们现代报业的源头、我们新闻和传播理论的源头，来自国外的东西太多了，甚至是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举例来说，中国新闻学最早受美国的影响，也许是间接通过日本人的介绍和引进。19世纪90年代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专门讲到了欧美的新闻事业，1903年被译介到中国。从1917年开始，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参与到中国的新闻教育中来，与燕京大学有很多合作。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一度很深，新中国成立后，向《真理报》学习成为热潮。总之，我国在学习整理国外的新闻学理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改革开放后，通过反思和引进西方的传播学，在理论上有所进步。但是，我们取得了多大的突破，实在很难评价，基本上处于收集、介绍、整理的阶段，仍然缺乏非常好的非常深入的研究。

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值得深入开掘

蔡铭泽：其实，办报作为人类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古老的《易经》，本质上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来考察如何作出正确的决策，它包含了很多数理传播的内容。当然《易经》里面还有很多关于矛盾的思想、势的思想，遗憾的是，后来的研究要么装神弄鬼，要么一味批判，没有很好地传承下去。我们中国的道家、儒家、程朱理学，恰恰是很有分量的精神遗产，中国文化是新闻传播学的源头活水，但是目前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申启武：讲到中西文化，在本质上确实有很多差异，比如接受媒介的习惯；像数字电视的普及，就遇到消费习惯的瓶颈问题。

蔡铭泽：在中国人的办报传统中，还有很多舆论管理的思想。宋代的官报和小报，涉及消息来源、发行渠道等舆论管理的种种举措。现代的舆论控制和舆论引导，其实古代也非常讲究。言论自由、互相监督等，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比如谏议大夫这个角色，就是言官，起监督作用。

联系到我们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新闻传播的实践，或者说从媒介生态来看，与以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沉下去认真总结，可能出现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申启武：说到当下的媒介生态，不能忽视的是生态恶化的一面。有一小部分节目和栏目，在不健康地经营着。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能影响到自身的公信力。

蔡铭泽：现在“忽悠”一词相当流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社会在逐步法治化，政府的执政理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消极的方面来看，问题也不少，存在着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社会风气，人际关系变得紧张、淡漠，职业规范和伦理也受到了冲击。媒体不仅要考虑舆论的引导，也要考虑价值的传承，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申启武：其实，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经历、必须跨越的一个阶段。

破除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霸权”才能掌握话语主动权

支庭荣：从广东传媒界的实践来看，有没有在理论上值得总结的地方？

蔡铭泽：广东的开放，尤其是观念的开放，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的媒体，总的来说表现出色，既要满足意识形态的要求，获得各级政府的支持，又要让受众满意，还要走市场化道路，在新闻操作上不推波助澜，但是能够反映民众的疾苦。这种游刃有余，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是很难持久的。最为高明的是，媒体让领导满意，不仅仅是听命于领导，还得取得领导的认同。这里需要去总结概括。

支庭荣：具体到广播的“珠江模式”，是否具有特别的理论意义？

申启武：“珠江模式”对中国广播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首要的一条是按广播的规律办广播，改变了传统的单向的我播你听的宣传模式，开创了专业台、类型台的先河。它在制度上也有创新，实行自收自支的运行机制。“珠江模式”其实就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广东广播业的一种自我救赎，因为1986年之前，香港广播在广东市场上占据70%的份额，本地广播严重倒挂，形势逼人，不得不然，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珠江模式”一出，大板块、主持人、大直播很快风靡全国，起到了一种思想解放的作用。

在今天看来，广播电视学术界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倾向，“言必称西方”，往往用西方的理论、案例来解释、指导中国的实践。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有值得商榷之处。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吸收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在很多领域与国际惯例接了轨，但有一点不太可取，即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模式，不考虑中国本土的根基，那就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比如广播电视的集团化问题，一方面，集团化是必要的，在西方也是相当成功的，但拿到中国来就未必很合适。西方的广播电视集团，其基础是“自由恋爱”，中国的集团化，很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集团化也好，垂直管理也好，官办分离也好，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相比，性质不一样，使命不一样，自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如何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获成功？单靠西方的各种“主义”，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真问题的。因此，在借鉴西方理论的过程中，要考虑西方理论提出来的背景，看看与中国的情形是否有差距，这种差距是否足以颠覆对照抄照搬的质疑。

本土实践是学术创新鲜活的源泉

蔡铭泽：有人误以为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非常系统和成熟，其实大谬不然，其很多理论是零散的。另外，西方人研究传播学理论，通常有各自的专业、各自的学术背景。比如心理学的、符号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学的，等等。不能把这种背景截然割裂开来。

申启武：做学术研究，要特别注意深入业界第一线，认真做调研，真正了解媒体的运作。比如研究全媒体，就需要深入业界的最前沿。有的媒体网站，甚至远远不如姚晨的微博的影响力。不深入媒体，就很难理解这一切背后的原因。

蔡铭泽：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关注和深入实践，应该成为高校新闻传播学教学研究者的必修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内媒体有大量的创新实践。比如湖南卫视的娱乐和新闻，都有创新。全国各地的媒体，大多数也在体制内尽可能地创新。在师资培养上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另外，学术腐败现象不仅有学术不端问题，也有学术泡沫问题。要做真正的大学问，必须“疯、迷、精”，扎扎实实做下去。举个例子，现在研究生的论文，都要技术查重，设想一下，如果学术著作也进行查重，会出现什么情景？从百年大计着眼，不宜提倡过度迎合不良的社会风气。一篇文章、一本书，至少要有20%以上的独家观点或创见，从长远来看，这才能真正立得住脚。

（本文由支庭荣、胡甜甜于2012年5月11日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