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我的感想（节录）

自从南北分裂状况消灭以后，西方人这种态度，居然有相当改变，特别是有若干报纸，从前几乎无日不痛骂中国，近来也相当的说“中国有新的转机”了。

——楔子

“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新的感想？”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是这样的问我。

当然，一个人无论同什么外界的事物接触，他的内心一定有一种反应，这就是所谓感想也者。在经过了相当的时间、走了若干的水陆行程以后，耳目所触，所谓感想也者，自然不能说“一点没有”，不过这种感想，是否有告诉别人的价值，却很值得考虑。

现在的世界，交通方法日见进步，不但几十年几百年前人未曾梦见，就比几年前也大不相同。在地球绕一个圈子，真极平凡、极容易。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的渡过，实在和从下关到浦口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我们若把纽约几十层的大楼和巴黎不可思议的肉感，拿来当做“海客谈瀛”，那真要笑掉了一般朋友的牙齿。我们既生当交通特别发达的今日，就用不着去摭奇述异，做什么几十国的游记，我们又不是头等的阔人，更用不着大张旗鼓，去发表什么归国后的新政见，那么，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告人？

然而，我们既是人，是有感觉的，世界的事物，虽平淡无奇，有目共睹，但见仁见智，尽可不同。自然的景物和恋爱的故事，古今中外的文人和小说家的描写歌咏，实在已汗牛充栋，然不能因其写得太多，就说这些东西没有再写的价值，他们的外观虽然一样，印到人们的脑筋里，却尽有瞬息万变的可能。根据这种理由，我也就毅然不辞，来答复一般朋友的热心向问，说说我这次游历的感想。

到南京好几天了，现在每天渐能有一两小时可以供我自己支配，我打算遇有空闲就随便写一两段。我的计划，分作政治、经济、教育、新闻事业和杂事五项（前两项，我于本月二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演，曾说过一部分），虽然拉杂不堪，但我自信还能尽我所知，诚实介绍现在世界的真相，且处处都反映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建设。在某种观点上，固然对西方的文明有相当的崇拜，但绝不敢说西方的东西都值得我们的赞赏模拟。同时我们东方固有的文明，诚然也有相当保存光大的价值，但也绝不敢妄自尊大，说墨子发明飞机，比他们早好几千年，他们的发明，值不得我们的惊异。我的前提，凡一个文明的民族，能生存到现在，固然不能说全善全能，但必须有他特别的长处。我的结论是：最近的将来，只有中国，是世界的天国，世界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尚未发生；只要中国能和平建设，却不走到西方已失败的途径，中国前途的希望，真是不可思议。

闲话少叙，且让我分别说来。

一、从政治方面

我归国后，最感愉快的一件事，就是国内战事已告一段落，我们的中华民国，无论事实上统一没统一，名义上总只有一个政府了。在十七年完成北伐以后，“恢复国内的和平”已成为全国一致的祈望，不幸这种祈望，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要达到这种祈望，所以当前冬去春来，我所经营的北平《世界日报》，一度为阎锡山封闭，同时南京《民生报》，不知何故也日在忧疑危惧之中，眼看整个的国家又将分裂，我们的痛心疾首自不待言，不料走到国外，这种内战未已、南北对抗的痛苦，比在国内更感觉深刻。在我一切的旅行途中，如果西方人来和我谈话——除非他是一个特别了解中国而抱有好感的人——开场的几句，大概总可以列成如下的公式：

（问）你是日本人吗？

（答）不是，我是中国人。

（问）中国人……（至此，其神色必不如以前庄重）你们现在有几个政府？仗打得怎么样了？

（答）我们从来只有一个政府，你不知道，你们驻中国的公使，只有一个吗？至于国内偶有的军事行动，任何国家也不能说绝对避免，并且这种军事行动，是一个国家由旧变新时必经的途径。他的价值或许比现今英国在印度、美国在尼加拉瓜要高上万倍。我们若拿法国、美国开国时所经过的军事时间比较，中国的现状，也算不了什么稀奇！何况南美中美还几乎天天在那里闹革命，你没有注意吗？

这种辩论的公式，在旅行途中，几乎天天可以适用。有的，他觉得自讨没趣，也就罢了；有的，因为我们的答复太不客气，不免要找些别的话，来继续辩论。有一次，程沧波先生在大西洋舟中和一个美国人如此的辩论之后，美国人忿无可泄，竟在晚间举行跳舞会时，拿出一条中国辫子，来羞辱我们，几乎闹到挥拳相见。但是也有不少的人，经我们解释之后，觉得中国的现状，的确没有什么特别可歧视的理由，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在国际上所受影响如此重大，如果这种现状，一旦消灭，那么，我们安得不惊喜欲狂？

自从南北分裂状况消灭以后，西方人这种态度，居然有相当改变，特别是有若干报纸，从前几乎无日不痛骂中国，近来也相当的说“中国有新的转机”了。关于此点，我去年十二月应谢寿康先生之请，在中国驻比使馆讲演，内有一段说得比较详细。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国际宣传与中国》，现在可写在下面：

中国的国际空气，现在确有大大的改善，唯一的原因，就是南北对立的局面业已消灭。欧美报纸大半是在保守思想者和资本家手中，他们对于中国新兴的民族运动，根本上是反对的，如伦敦《泰晤士报》、《晨报》，纽约《泰晤士报》，巴黎《晨报》，他们都是以反对中国为其对外政策之一。因为新兴的中国民族运动，与他们在华的特殊利益冲突，他们只盼望这种运动失败，所以凡是不利于这种运动的事情，他们总是扩大宣传。我曾将这几种报纸的中国消息剪下来，分类统计，描写中国内战的，约十分之五六，农荒、共产党、土匪、教士被掳，约十之三四，至于教育、文化或建设一方面的消息，居极少数，几乎等于零。伦敦的《泰晤士报》，几乎每一星期，均有一篇描写中国内战和土匪、农荒的长篇通讯。福建女教士被害一事，他把卢兴邦写得像水浒传的宋江、彭公案的黄天霸。我们读了这几篇通讯，真会感想到现在的中国，还在那里过打家劫舍、替天行道的生活。当我和程沧波先生在伦敦的时候，我们常常去质问那些报馆的记者，为什么专欢喜刊载这种不利于中国的消息。他们的答复很简单：“中国现在只有内战、土匪、共产党、农荒，我们实在没有别的消息可以登载。”我们听了这话，固然万分痛愤，但事实上，也无法多与争辩。及至汪精卫先生离开北平，阎、冯两先生赞同和平，将军队撤回西北，蒋先生先后通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及定期制宪，这总算中国的好消息了，不料除却“张学良军队入北平”的消息，各报都已刊载外，其余一直到我们读了中国寄来的报纸（上面有原文电报）后，英伦各报，还一字未曾提及。因此去质问上次讥讽我们的记者：“你们说中国没有重要的好消息可以登载，请问一个现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他发出电报，主张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大赦政治犯，这种消息，在一个没有偏见的报馆去评判，是否算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消息？你们为什么不肯登载？”他们只好说“我们没有接着驻华记者的电告，并不是我们不登载”，那么，我们只好用滑稽的语调调侃他：“假使我们报馆的驻英记者，只天天将你们的失业、贫困、窃盗、奸杀、大雾等消息打回中国，却把你们印度会议和帝国会议闭幕，讲如何解决各种重大问题的消息漏去，那么这种记者，我们一定要与以免职的。”他们对中国新兴的民族运动，根本上不怀好意，固如此类。然而偏见总不能永远掩没事实，内战终、张学良入京和其他各报比较乐观的消息，欧美报纸后来也不能不继续为我们牺牲相当的篇幅，去一一刊载。好几家报纸还做了社论，伦敦《泰晤士报》并有一篇为《中国的转机》。他们态度的转变，固然不是对中国新兴的民族运动，就从此要改采取赞助的方针。他们所以如此，第一，看见中国的民族运动，无法压制和破坏；第二，英美失业问题的严重，主要的原因是生产过剩，在世界上找不着市场。他们既不能破坏中国的民族运动，倒不如见风转舵，买中国人的好感，来发展远东的市场。这些报纸对内的方针，虽然和现在的政府不一定是一致，至于对外，却十九是没有两歧的——尤其是经济的侵略。我们最近一二月来，不但看见了各国报纸态度的转变，及各国政府对我国的态度也有若干的进步。这种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态度的好坏，完全是发动于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原用不着大惊小怪。不过因此我们可得一个结论：最有效力的国际宣传，就是自己努力，努力的方法，第一在消弭内战，完成统一。

以上是我在驻比中国使馆讲演的一段。可见恢复国内的和平、确立国家的统一，不仅在国内万分重要，对于国际间的关系也是刻不容缓。我们在国内，虽然还可以看见许多自己替自己鼓吹的消息在报上刊载，说我们外交如何有把握，国际空气如何良好，但一出国就可感觉到，如果我们实际上不能把国家弄好，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不能和现在所谓的“一等国”颉颃并论，就连印度的地位也还不如，因为印度这几年再接再厉的奋斗，实在引起了世界上无限的钦佩和同情，一个印度人和一个中国人立在一起，在西方人看来，总觉得印度人的身份还比中国人高，那么我们所遭受世界人的轻视，已经到何种程度，还不当痛哭流涕吗？

（本篇系作者从欧美考察报业归国后所作讲演，发表于1931年3月16、19、20、21、22、23、30日，4月1、3、4、5、6、7、8、12、13、18、20日《世界日报》。这里节录刊于3月16日的“楔子”及“从政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