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纸之将来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讨论周”的讲演）
今天为贵校新闻学系举行第二次新闻周的第二天。此次新闻周，贵校延请了许多报界先进来此讲演。承诸位不弃，亦得追随各先进，参加盛会，得一谈话机会，惟学识浅薄，滥竽充数，一方面固很荣幸，一方面却实在非常惭愧。
讲演的题目，是《中国报纸之将来》。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恐怕不能有什么贡献可以使诸位满意。前几天贵系黄（宪昭）主任，托管翼贤先生来问我，预备讲些什么。我当时踌躇了好久。我说：一时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好的题目。管先生说，讲演定题目和厨子报菜一样，因为别位厨子的拿手好菜，都已经预先报过了，你当然也不能例外。我想专门好菜，红烧鱼翅、清蒸肥鸭，都已经被许多报界先进报过了。我呢，学无专长，就报一样大杂烩吧！“大而无当”，“杂而不精”，我这个《中国报纸之将来》，或许正合了那两句古话。现在菜就要端上桌子，手艺低劣的厨子，当然难免食客们褒贬。好在鱼翅、肥鸭，诸位已吃得很饱，大杂烩就算不中吃，也不会让各位饿了肚子回家的。
“中国报纸之将来”，“将来”这两个字，意义极为广泛。究竟我所指的“将来”，是从何时算起，何时为止？因为从眼前起，到世界毁灭，都是将来。如果漫无边际，那么，这个将来，真是大海茫茫，何处是岸。我当然没有那样神机妙算，可以预想到如此遥远。所以在未入本题以先，我应该下一个界说，就是我所指的将来，仅仅是最近的将来，从现在起，大约最多不过三五十年，这不是一种凭空的玄想，也不是电影院演的五十年后的世界。我所说的中国报纸之将来，在最近三五十年内，一定有实现的可能。
因为近代科学界猛烈的进步，无论哪种事业，都没有不受科学影响的。就报纸说，一百年前，不仅中国，即在报纸最发达的英国，大家知道，驰名世界的《泰晤士报》，一七八五创刊，到了一八三四，经过了五十年坚苦卓绝的奋斗，他的销数，还不过一万份。我在大英博物馆所看见最初的《泰晤士报》，只是一张四开大小，和现在北平的各种晚报的篇幅一样，印刷异常模糊。所有消息，如巴黎、罗马等处通信，都是经过了十天二十天，才能到达。若拿现在的《泰晤士报》比较，真是天上地下，无从譬拟。假使今天，我们中国的北平，发生一件特别惊人的事件，譬如说，燕京大学的上空，落下了一个星球，这个星球，起初是一块石头，后来马上变成了黄金。那么，这条奇怪的消息不但明天《泰晤士报》以及所有的伦敦各报，都会有详细记载，如果北平有电传写真的设备，还可马上连燕京大学的校舍和落下来星球的照片一块儿同时发出。至于他们的销路，大家都知道，《每日邮报》已经突破世界上日报的纪录，每日发行到二百万份。为什么百年前的报纸，那样衰败？现今的报纸，却如此发达？这个答案极简单，就是由于科学进步的结果。有了轮转机，从前一小时印报不到一千份，现在用许多机器合并起来，一小时可以印好几百万。从前一条从巴黎到伦敦的消息，需要好几十天，有了电报，就是比巴黎、伦敦，距离更加几十百倍的地方，也没有需到一天的。从前没有火车、轮船，更没有飞机，报纸发行异常困难，现在这种困难自然也一律消灭了。这就是科学发达影响报纸的实例。欧美如此，中国科学发达的速度，虽远不及欧美，然此种倾向，实在也异常明显。以前五十年或一百年欧美报纸的演进如此，则今后三十年或五十年中国报纸的演进，亦何尝不可同样类推。
中国报纸的发达途径，虽似乎很迟，或者还有人说，中国报纸，近来简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但以我的经验，却极觉到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报纸，确已有很大的进步。我从做中学生时，就同时做新闻记者，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即就此二十年而论，我们若把他今昔情况略加比较，即可知那些批评中国报纸没有进步的，实非确论。民国初年的报纸，即如号称报纸最发达的上海，那时的销数占第一位的报馆，也最多不过销两三万，现在则最多已有到十四五万份一天的了。那时报纸的新闻，异常陈腐，尤以本埠新闻最腐败。一切消息，均凭所谓跑马路的访员，拉杂撰写，用复写纸，一字不改，分投数报。现在则本埠新闻，竞争最烈，每一报馆辄有外勤十余人，一事发生，立时出动。再就北平说，民国七年，我在一家当时在北平销数最多的报馆当总编辑。名义上是总编辑，实际上那个“总”字的意义，却应该另有一解释，就是从做社论以至校对，几乎总共仅我一个人。那时通信社还极少，更谈不到本报专有的外勤。一大张紧要新闻，他的构成，三分之一是剪外埠报，上海报尤为主要的命脉。假使有一天上海报脱了班，到车站上取报的信差空手而归，那么，这个恐慌，一定比上车站没有接着热恋的情人，还要厉害百倍。三分之一是命令和一切等因奉此的官文书。还有三分之一，才勉强可以算是真正的新闻。这种新闻，大部分由两位“秀才不出门”的专家包办。他们每天各送来上十条蝇头恭楷的所谓访稿。他们的文字和内容，简直可以列成两种公式：一种是今日上午几点几十分，公府接到某地督军某某万急密电一件，全文共几百几十几字，但内容关防极密，无从探悉；另一种是今日下午几点几分，国务总理某某入府觐见总统，当即屏退左右，谈至几点几分，始行辞出，但内容因关系重大，无从探悉。这两种公式，无论天崩地塌，几乎都不会使其变动。他们对于电报字数的多少，收发时刻，入府人名，谒见时间，都很准确，然而没有内容，有时即有一两句，不是模糊影响，就是迹近捏造。后来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位专家新闻的秘密来源。因为一位，他的父亲在总统府当号房，什么人来见总统，他在挂号时，大概总都可知道，所以总理入府这个消息，当然不会漏却。至于内容，自非号房所能知。另一位，他的兄弟在公府电报处收发室办事。外来电报，照例由他摘号登记，所以收电时间和字数多少，可以详记无遗。但电报内容，自然也无法探听。但就是这样不成新闻的新闻，在当时，却已是我们报馆所以在北平销数最多的最大原因之一。报馆主人，对他们两位异常尊重。因为他们是我们报馆特别消息的唯一来源。至于专电，在那时当然是绝无，即使仅有，亦大半出自本店自造。民国七年时北平的领袖报，大概如此。现在呢？北平各报的印刷、编辑、新闻来源以及一切的一切，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比民国七年时特别进步。单就电报一项而论，一个著名报纸的紧要新闻，平均计算，二分之一大约都是专电，字数约由（有）三五千字，最多到一万字，这是从前所梦想不到的。这是由于一切交通器具，和其他物质上比从前进步的缘故。换言之，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中国报纸的进步，虽然比欧美还算很迟，然而中国报纸，几十年来，究竟总是向前进，不是向后退。那么，我们可以推想，以后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的中国报纸，当然也只有更前进而不会更后退的。因为科学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世界上的科学，只有一天比一天进步，他的进步，可以改变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那么，我们中国的报纸，就要故步自封，事实上也绝不可能！
自从有了蒸汽和电的发明，才有产业革命。一切人类生活，亦都为之改变。十九世纪，简直可以说是蒸汽和电的世纪。现在的世纪，飞机、无线电又将改变人类一切的生活，那么，二十世纪，我们简直可叫他做飞机与无线电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报纸受飞机和无线电的影响，当然还是最大。全世界的报纸如此，中国报纸，当然也不能除外。
今后三五十年内中国的报纸，将怎样演进呢？固然，一部分有中国特殊的背景，实际上，大部分与世界报纸的将来一样，自然不会有相反的倾向。依我的见解，中国报纸的将来，受了新时代的影响，他的变化一定有三个重大问题发生：
第一，怎样去控制一个报馆？报馆的主权，将为谁有？报纸商业化，是否尚有存在的可能？
第二，如何去确定一个报馆的言论方针？如何去采集国内外一切重要的新闻？
第三，如何可以使一个报纸，用最速的方法，在最短期间，分配于全国读众？
换一句话说，就是最近三五十年内，中国报纸的组织、编辑采访、发行，都将有极大的革命。由此与世界报纸，同时演进，则将来必更有一“世界大同”的报纸产生。现在且分别说明。
前面列举未来的三大变化，按着次序，先讲第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他的特质，就是中国将来的报纸，是照着欧美“报纸商业化”旧的途径，紧紧跟着一步一步的走去，还是在旧的途径以外，另辟生路？假若我们对这个根本问题，不能认识清楚，则无论中国报纸将来能发达到怎样地步，对于未来世界的人类福利，也不会发生丝毫关系的。
自从产业革命以后，报纸也同样地受了蒸汽机和电气的影响。报纸商业化，就一天一天扩大起来，从前那班文人，想以个人力量去办报的，近百年来，在欧美几乎是绝不可能。中国现在，虽还有些文人用极少资本，凭个人文章和资望，去自行创办报纸，然而这种报纸的成功希望，一天会比一天减少。在最近的将来就会要和欧美一样，绝不可能了。我们看上海新兴报纸之不能产生，就是一个极显著的证明。这就因为现代的报纸，既然纯粹商业化，他需要最新式的生产工具，就不能不需要最多的资本。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如何能和那班坐拥巨金的资本家竞争？没有法子，只好拱手让人。所以在现今资本制度和“报纸商业化”的口号下，“报”只是资本家的专利品，别人是无从染指的！
报纸不能不需要资本，由各种观点看来，也不能不相当的商业化，不过，产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根本动摇。科学更进步，机器更发达，而一切社会制度，却不能不有新的改变。则此后的报馆组织纵然需要资本，纵然要商业化，他的意义，也一定和现在的“资本化”与“商业化”不同。
中国报馆的组织，就目前说，当然和一般资本主义下的经济组织无任何差别，也就是和欧美一般报馆的组织相同。报馆的主权和政策，不但一般读者无从过问，即所有职员，除有巨额投资者外，亦一律只有仰承主人的意旨，不敢轻有违反。目前中国的新闻事业，虽然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英国的罗赛梅（Rothermere）、毕维朴（Beaverorook）、美国的好华特（Howard）、赫思特（Hearst）那班新闻大王的地位，却是资本主义的趋势，很有向这方面走近的可能。我前面说过，因为在资本制度之下，一切生产工具握在资本家手中，报纸是需要生产工具的，没有雄厚的资本就不能得着最精利的工具。资本薄弱，不但创办新报不能成功，即维持已有的报，结果亦必归于失败，或被大资本者吞并而后已。这是资本制度下必然的结果。欧美已然，中国的报纸，若果资本化、商业化起来，当然也不能例外。假使左右全国的舆论机关，都操纵在少数贪狠自私的资产阶级手中，此中危险，如何重大，当然不言可喻。欧美的新闻大王，他们只知道自己如何投机发财，对于社会公众的福利，几乎是毫未想到，照这样继续推演，直到现在，“新闻商业化”所以就成了世界上各种最严重问题之一。去年，我由欧洲到美国，在密苏里大学校长威廉博士招待席次，曾便中将这个问题提出，叩询威廉博士的意见。他经过很深切的考量，答复我说：唯一希望，还在一般读报者的知识和道德能较现在增进，对于报纸的价值，能有明确的认识。那些只知牟利的报纸，不但不能迎合一般社会的心理，反将为一般社会所厌弃。如此，则彼辈伎俩已穷，报纸风格，自可一变云云。威廉博士这一番话，在现代制度下，当然是无可奈何的唯一希望。然而一般人们的知识和道德，究竟何时才能达到我们理想上的标准？我们一方面要促进中国报纸的发达，一方面又要努力阻止中国报纸和欧美资本化商业化的报纸走入同样的运命。我们就不能不从静待读者知识和道德增进的唯一希望以外，来另找一个新的希望。
“新闻大王”的产生和现今所谓“报纸商业化”，这都是整个的经济制度问题，整个的经济制度不变更，“新闻大王”和所谓“商业化”的弊害，是无法矫正的。资本主义的运命，现已逐渐受着新时代的摧毁，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究竟能延长到什么时候？假使中国有革故鼎新的机会，我想，将来报纸的趋势，在组织方面，定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报纸国有，一切报纸都由国家来经营或指导，不许任何私人，握有如此伟大的舆论威权。另一种是虽许可私人经营，但其资本，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长以至工人，均为主权者，均有分担报馆责任、分享报馆利益之权，非工作人员不得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屏除之列。而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有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如此，则个人操纵舆论，或违背公众福利的弊害，自可铲除。在中国最近的将来，似乎第二种方式，比较第一种容易实现。因为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容许新闻大王的存在，然尚可容许私人报纸的经营。而资本与言论分开，使报纸与社会合一。如此，则报纸的营业方面，尽可商业化，报纸的言论，却并不因商业化而损害社会福利。此不但可以矫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报纸的恶弊，而较报纸国有的办法，亦实平妥易行。英国工党机关报Daily Herald，现在很想向这方面做去，中国未来三五十年的报纸，如果能像这样，那么，虽然还是需要资本，营业方面，也还是尽可商业化，然而欧美报纸已有的害处，总算可以避免。我们也不必顾虑到，报纸愈发达，社会的罪恶愈增多了。
现在我可以将第一个问题归纳起来，得到以下的结论：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他在营业方面虽然还可以商业化，但在编辑方面，却应该绝对独立，不受“商业化”任何丝毫的影响。
讲到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报纸，今后将怎样去确定他的言论方针和用怎样敏捷精确的方法去采集并选刊国内外重要新闻。这完全属于报纸内容上的问题，也就是报纸编辑方面两个主要的事件。关于言论方针，现在中国的报纸，一部分是有背景的机关报，一部分依着报馆主人的喜怒为转移。除却极少数，他们在良心上或顾虑到销路的关系上，不能不对于社会公共福利有所考量外，其余多半是只图本身的利益，社会公共福利，他们是丝毫不管的。这本是资本制度下，报纸“资本化”、“商业化”共通的现象。我在前面第一个问题内，既然说到资本制度下的报馆组织，必将有重大改革。一个报馆的主张，要受民众的控制，由特殊的机关来指导他，那么，其言论方针，自然不会和公共福利，即民众利益相违反。那些昧着良心，专给私人鼓吹圣德的机关报，或只图迎合社会上低级病态的心理来诲淫诲盗的所谓营业报，在未来的中国报纸中，当然无再行容许他们存在的可能。
编辑方面监督机关的组织，是救济现在报纸“资本化”、“商业化”唯一有效的方法，替未来的报纸开阔了一条新的光明之路。这种监督机关，和军阀政府假借所谓出版法或什么戒严条例，实际上就是拥护军阀本身利益来压迫一切报纸，绝不相同。他是完全属于民众方面的，用拥护民众的利益，来代替拥护个人的利益。因为报纸既然标榜着“代表舆论”、“民众喉舌”等最漂亮的口号，而事实上却只是报馆主人的舆论、报馆主人的喉舌，这是多么不通！多么矛盾！“挂羊头，卖狗肉”，虽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但我们要改革中国的新闻事业，要站在民众的立场，这种欺骗民众的报纸，我们是不能不及早觉悟，来主张整个的革命。那么，由“民众”、“读者”来组织监督报馆言论的机关，当然绝对必要。
“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句话，在从前，固然仅是想表现他的独立和自由，然实际上，却只利用了这句成话，来掩饰新闻记者的骄傲、狂妄和自私。在未来的新时代，无论有冕无冕，“王”这一样东西，是根本不能存在的。所以“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一句话，在未来的新闻事业中，当然无再称引的余地。老实说，就是应该打倒。未来的新闻事业，新闻记者，只是在“民众”、“读者”监督指导下的一个忠实服务者，他不能再以自己或他的主人的个人爱憎，来强奸民众的意思。并且，这种以个人爱憎强奸民意的办法，即在“资本化”、“商业化”的旧时代也已渐感失败。比如一九二九年英国的总选举，属于保守党或倾向保守党的报纸，当时都极力反对工党，那时工党机关报Daily Herald销数不过三十万，与敌方的报纸比较，总在一比十以下。然而选举结果是工党胜利。从前，英国所视为报纸乃操纵选举之最有力者，经此试验，已知其不然。我们对于威廉博士所说，希望通过读者道德知识的增进来改革报纸资本商业化的弊害，固觉得近于“河清难俟”，然而，资本制度下的报纸，如果始终还抱着自私自利、欺骗民众的方针，那么，暂时纵能挣扎苟存，终久亦必为新时代所摧毁。我们因此，更可证明未来报纸的言论方针，确有向民众公开、受民众控制的必要。我所建议民众监督报纸言论方针的办法，在未来的中国报纸，实有必然的趋势和实现的可能。
以上讲的第二项问题中，谈到报馆言论方针的变化，现在再讲到报纸新闻的采集与选择。中国报纸，在过去数十年间，作为传递新闻的工具，是如何缺乏、窳劣。即至十四五年前，如我前面所说，北平报纸所载消息，大部都是抄袭沪报、官厅文告、电报目录和一些变相的宫门抄。到最近几年，无线电发达到了中国，各处短波电台和广播无线电台，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报纸上的电讯才突然增多，即就北平报纸而论，上海、南京、广州的重要事件，差不多当天的北平报，都可接到报告，几万字的外交上的重要条约，都用电报拍发，极迅速地在报上全文刊登。这不但是几十年前北平的报纸所不曾想到的，就是六七年前也绝没有进步到现在的境况。这当然由于交通工具比从前进步而增多的结果。可见科学、机器的发展，对于新闻事业，有如何重大影响。我曾经提议，二十世纪，可以称他是一个飞机与无线电世纪。无线电所以影响到中国报纸的，已如前述。飞机呢，没有飞机以前，我们若要从甘肃兰州，寄一封通信到北平，起码总要十多天，现在北平到兰州的航空就要完成，那么，昨天兰州的通信，今晚就可收到，明天北平报上即可登出。在仅有有线电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电报局，是如何腐败，他们对于一封新闻电报的递送，即由南京到北平，也往往隔天才到。自从有了无线电，起初由建设委员会主管，因为比有线电特别迅速，原来交通部主管的有线电报局，才大起恐慌，对于机器和一切事务，才想到必须改良。现在无线电虽然也并归交通部主管了，有线电局没有竞争的恐慌，然有线电报，得了无线电的补充，收发电讯，就不至像从前那样拥挤。由南京到北平的新闻电，如果不是被所谓军事机关检查延搁，大约总很少当天不到的了。如果中国的航空，更能一天比一天发达，电报的传送，如果不能比现在更迅速，那么，飞机的效用，或许要代替了电报。一九一九年，英国的北岩爵士（Northcliff）为提倡飞行，曾由《每日邮报》悬赏十万镑，给与横渡大西洋成功的飞行家。当阿可克（Sir John Alcock）飞行成功，领取奖金时，北岩在他给阿氏的一封慰劳书中说：“飞机的发明，简直给未来报纸，开辟了新的生命，假使那些专利的电报公司，不去赶快设法改良他们对于公众的服务，那么，我们今后是可以不去再求他们了。”我们贵国的电报事业，是由政府独占，我们也愿意用这同样的语句去警告他们。飞机和无线电，在中国继续的发达下去，中国未来的报纸，对于消息的传达，无疑的，自然也会比现在更迅速而详确。
无线电、飞机继续的进步、普遍，同时，电传写真，也当然包括在无线电范围以内。我想，未来的报纸，外勤记者出动，一定每人可以携带一具无线电机，随时随地都可拍发，就和现在带照相机一样的方便。运动大会的一切照片，可以将电传写真的器具装在汽车上，向报馆立时放送。每一报馆的采访部，从前专备汽车，到那时或许要用飞机来作大部分的代替品。像这样采集新闻的设备，在欧美，大约十年左右就可做到；在中国，三五十年内，也一定会有同样的事实。
至于报馆选择新闻的标准，换言之，也就是读者对于一切新闻趣味的倾向。据我的意见，现在的报纸，尤其中国的报纸，对于政治消息和社会上盗劫及变态恋爱，太注意了。这种新闻，在将来，一定要渐渐退落到极不重要的地位。因为将来的人们，他的兴趣，一定会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科学的兴趣，科学上一个新的发明或发现，必能占将来报纸最要最多的篇幅；另一方面是艺术的兴趣，人们要求精神上的慰藉，对于艺术一定会有特别的爱好。至于人们对政治、盗劫、恋爱等事件，决不会再像现在那样津津乐道。我记得十几年前，上海盗劫、绑票，不如现在流行，那时，一条强盗、绑票消息，总是看得很重要，登在本埠新闻第一条。及到如今，大家都司空见惯，除却极特别的案情外，总登在新闻末尾，有时来一个“盗案汇志”，用极小字排印。固然，未来的三五十年，不见得还会像现在那样盗贼载途、人欲横行，假使还有，经过了这几十年的经验，也不至于认为有特别新奇可喜的价值。所以我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结论是：
中国未来的报纸，他的言论，既然要受民众的监督，那么，他的言论方针，自然会专以民众利益为前提。至新闻资源，随着科学的进步，采集方面，当日趋敏捷。而报馆对于新闻的选择，科学消息与艺术消息，一定将要占据未来报纸中极重要的地位。现在报纸所注意的政治斗争、强盗、恋爱，都要渐渐不为读者所重视了。
报馆的组织、编辑、采访，在最近三五十年，对他前途的展望，都已经预测过了。现在，讲到最后的一项，就是关于报纸的发行问题：将来中国的报纸，应该用怎样极敏捷的方法，将每日的报分配于全国各地，使内地或较僻偏地方，都有同时阅读本国重要都会最著名报纸的机会。不过，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下，我们先应该注意到中国报纸的篇幅和价目，因为这两件事，于报纸的普遍，是有极大关系的。假使这两件事，不能有极合理的改正，发行的工具，纵极精利，也不足使中国报纸的销数，能够与欧美日销几百万的报纸达到同等的地位。
第一，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报纸的篇幅，尤其是上海的报纸，是如何不经济，不与报纸的环境相适合。就目前说，中国既没有自设的造纸厂，所有纸张，都是由外国购入，取价既高。同时中国又不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广告很少，来的广告都不能付较高价钱。在这样环境之下，怎样可以像英美一样，刊行极多的篇幅？世界的报纸，就篇幅多少来分析，也本可勉强用“英美派”、“大陆派”两个名目来代表他们的差别。英美报纸，篇幅最多。英国如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晨报》（Morning Post）、《每日电闻》（Daliy Telegraph），他们大抵每天要刊行到三十二面，即八大张。美国如《纽约泰晤士》（The New York Times）（按：即《纽约时报》）则又加倍，其星期增刊，更多至二三百页，煌煌巨装，等于一本专门书籍。英美报纸，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由于工商业发达，广告多而价昂，国内纸厂林立，纸价便宜；另一方面，则由于传统的读报习惯。而大陆报纸，如法，如德，他们虽然并不是工商业不发达，也不是没有纸厂，然而在习惯上，他们的报纸通常总不过两三张，德国则大部分为更小型的四开纸，和我们北平的一般晚报大小相似。日本报纸通常亦仅两大张。在这两种不同的派别中，中国的报纸，不幸竟走入了英美的一派。前几年，上海申新两报，有日出至七八大张者。以报价与纸价比，每售报一份，当赔本到大洋一分左右，即以所收入之广告费，与所需之纸张比，亦所获甚微。故上海报纸，虽年有盈余，然此种盈余，实际上只是从极力减低同仁的俸给、新闻费及一切事业费而来。一个在上海著名报馆服务的编辑，通常不过五六十元。假使篇幅缩减，以所省下的钱，来作其他方面的扩充，上海报纸的地位，一定会比现在增高。以前因销报愈多，亏本愈大，故办报者不求多销，往往外埠分馆，因读者增加，请求多寄，而报馆拒绝，这实在是新闻事业中最奇特的现象。上海报所以不能有广大销路，此为最主要原因之一。前几年，我在上海曾将缩减篇幅的利益和必要，同许多报界朋友谈过，当初都不敢首先实行，恐怕损折了大报名誉，违背了读报者的习惯。后来因为种种事实上的要求，尤其如最近沪战期内，没有法子，只好将篇幅缩减。在沪战未发生前，上海报的篇幅，较从前平均已缩减三分之一。平津各报，篇幅向较上海为少，近更因纸价昂贵及广告疲弱，均有缩减篇幅的倾向。依我推测，最近的将来，中国报纸，渐渐会要转变为同大陆派报纸一样：篇幅平均，为两大张，或四小张；字粒减小，广告价目提高，一切新闻均用极经济的缩编方法。如此，纸价可以减轻，多销不致多亏，而报馆亦得移其经费，增高同仁待遇，并为一切事业及新闻方面的扩张。较之现在的报纸，每天几个铜子一份的报费收进来，结果，是整批洋钱买纸，给日本人或西洋人送过去。其余一切，都是减之又减，削无可削。报馆的支出中，纸费几乎要占全部经费的二分之一，报馆简直成了日本人或西洋人的进贡者。我们若涉想及此，将感到如何的惨痛和不安。
说到此处，或者有人要问：现在中国的报纸，广告不发达，纸价太贵，都是一时的现象，你既然说的是“中国报纸之将来”，则将来的三五十年中，难道中国还会像现今这样的产业落后？如其不然，则现在报纸的篇幅，将来似乎并不一定要缩减。这种疑问，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我所说的缩减篇幅，在目前，固然如前面所述的几种原因。最近的将来，缩减篇幅，一方面固为解除那些广告价低、纸张价高的困难，但最重大、最根本的意义还不在此。因为除却这些原因，如广告不发达、纸价太贵以外，科学越发达人类越进化，“时间”在未来的世界，是比现在更要宝贵到几千百倍。那时的人们，读报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时间支配中，一定还要比现在特别的减少。现在的一份英国《泰晤士报》，若是从头至尾，完全读过，恐怕至少需要五六个小时。就是我们中国的申新两报，甚至如篇幅较少的平津各报，如果要全部读完，也总要两小时。试问未来世界的人们，哪有如此闲暇的工夫。并且这种缩减篇幅的趋势，除却大陆系的报纸，本来篇幅很少外，即在篇幅最多的英美系报纸近来也日渐显著。就英国言，自从北岩爵士创办《每日邮报》，他毅然决然，打破英国人传统的读报习惯，不惜将风行一时三十二页的“泰晤士式”，突然减到八页至十二页，就是两张到三张。而他的销路，就竟至打破了世界上日报的新纪录。后来毕维朴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接踵而起，都得到同样的成功。同时小型报纸（即我国所谓四开报）亦日渐发达，因为篇幅小，便于携带，且甚美观，在公共汽车及旅行中，均较大张报纸容易阅读。妇女界尤特别欢迎。据我的推测，即使在工商业最发达、产纸最多的国家，将来报纸的篇幅，也必然要日趋缩减。就数量言，由多而少，就体积言，由大而小，这是可以预断的。不过，新闻的选择，也必要更趋谨严，一切力取“精编主义”，量减而质增。其实，像现在中国的报纸，日刊好几大张的上海报，若将广告价值提高，大广告改小广告，将那些不相干无意义的新闻、琐谈，尽力删减，那么，有两大张或四小张，也尽可使人满足。有人说，上海报如果减成两张，则广告必无法容纳，收入亦必大减，然则大陆系报纸，如法、德、日本，难道他们最大的报纸，每天两张，所容纳的广告，所收入的广告费，还不及我们中国吗？可见我所主张中国报纸的篇幅缩减，暂时的将来，是适应报纸的环境，即使这种环境改变，就科学发达，人类进化的前途看来，因为求读报的时间经济，报纸也不能不向缩小和精编的方面走去。
中国报纸的篇幅应该缩小，已如前述。第二，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中国报纸的价目。一份日报，普通总要卖到大洋四分，以月计算，平均总是大洋一元，合英镑，才不过一个先令，一个先令只能买六天的《泰晤士报》，或十二天的《每日邮报》，照这样推算，中国报纸，总算世界上最便宜的了。然而，这种推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拿中国的生活程度，与欧美比较，中国报纸，不但绝不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报，且是世界上最贵的报。何以呢？中国的一元钱，只能买六天的《泰晤士报》或十二天的《每日邮报》，诚然不错，但我们要知道，一元钱和一个先令，在两国一般的社会生活程度上，是怎样的比例？我们假定，英国普通工人，每月可收入十镑，十镑是两百个先令。工人，大概没有看像《泰晤士报》一类的两便士报，百分之九十九，总是看《每日邮报》一类的一便士报。那么，看一个月，只需要两个半先令。就他全体的生活费计算，看报只消耗他所有收入的两百分之二点五，就是百分之一略强。中国普通工人的收入是怎样？一个从早到晚，像牛马般劳动的工人，就北平来说，平均不过月入十二元，如果他们看一元钱一月的报，就要占去他们全部收入的十二分之一。不特一般工人看不起，就是每月收入二三十元的小学教员，要叫他们提出全部收入二三十分之一，就是百分之三或四强来看报，恐怕也十分不易。他们这样微薄的收入，先要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奉父母，下养妻子，试问哪里还有许多余钱，再买报看？所以，中国的一块大洋，汇兑价格上，固然只抵得英国的一个先令，但实际生活上，的确一块大洋，要当二十个先令用。不但中国和英国报价的比较如此。法国的报纸，还更要便宜。一份日报，普通总是卖二十五个生丁，香水大王郭帝（Coty）主办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ople）最初还只卖十个生丁。就以普通报纸的二十五生丁计算，每月才合七个半佛朗。法国工人平均的收入，假定每月为一千佛朗，那么，一份报，只耗去他全部收入的千分之七点五，连百分之一还不到。此外像德国、美国，都可以如此类推，现在因时间关系，也无庸去逐一列举。总之，中国的报纸定价，就一般人民的负担能力说，实在太贵。所以在欧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看见工人、老妈子，手拿着报纸，一面走，一面看。一个工人的家庭，当他太太上街买菜回来时，她的篮子里，除却面包、小菜外，一定还附带着一份当天出版的报。中国，则不仅工人没有看报的福气，即所谓知识阶级的小学教员，如果要看一份报，也那样很费气力。大多数的平民和一部分贫乏的知识阶级，都不看报，然则报是给什么人看的？我们办报，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的报纸大部分一向只是给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做起居注、做玩具，因为他的销路，只限于这种极少数人。中国的报，不能风行全国，日销几百万份，报价太贵实在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在报馆方面，却并不能因为价钱定得贵，就可赚钱。一块钱一个月，实际上不仅不能赚，篇幅多的报反要大赔特赔。报馆所以定价太贵的原因，就是因为篇幅多，纸价昂。除却上海报，还可以靠广告收入来补救发行损失外，别地方的报，大概主要收入专靠报费。大家想想，外国纸到中国，已经是贵不可当，而报馆一切支出，又更要指望在报费上回收。那么，报价安得不昂？我们要想打破这种困难，一方面，固然要希望中国工商业发达，广告增多，一方面就只有努力缩减篇幅。
我觉得北平所谓“小报”，我们真有提倡的必要。虽然大家在那里鄙弃“小报”，但是若把他的短处加以改革，在将来的中国新闻事业，“小报”一定会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篇幅小，所以定价比一般所谓“大报”也更便宜，因定价便宜，所以士大夫不齿的引车卖浆之徒，也还可以勉强买得起。未来的真正民众化的报纸，是要将这种“小报”“提倡”、“改良”而发达起来。他现在所以不能十分发达，就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在“评论”、“新闻”、“印刷”和报馆的“组织”方面，都缺乏近代报纸必具的条件。如果能够使他充实而具备，更依着环境的需要，他的篇幅，可以比现在所谓的“大报”少，“小报”多，那么，在形式上说，这简直可以算做我们理想中的中国未来的标准报。
固然，在这个“报价”讨论之下，也许一样的有人要说：未来的中国人不见得还像现在那样穷，一块钱一个月的报，怎么就看不起？不过我们要知道，假使中国人的生活程度，提高到和欧美一样，那么，中国的报价，也一定会跟着涨。这两年来，平津沪的报纸，不是已经过了几度的涨价吗？报价若跟着生活程度为正比例的增加，将来中国报纸，还是要比欧美贵。并且，报纸的价钱，固然应该注意到一般社会的经济状况，然报纸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公器，他实在兼有公园、图书馆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方面给人愉快，一方面给人知识。公园、图书馆，即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多半一律公开，不收分文。那么，报纸纵不能完全免费，报费也要收到可能的极少。欧美各国的一般社会，对于报费的负担，未尝不可比现在再行增加，他们并不是没有这个经济力量，然而欧美的报纸，自从《每日邮报》减价畅销以后，近几十年，生活程度提高，报价却总是减低。英国的两便士报，渐渐要被一便士报打倒。前年伦敦两便士报的《每日电闻》，遂不得不减成一便士。据最近消息，赫立生（Laurance Harrison）打算在伦敦办一晚报，只收半便士一份。他们之如此减低，固然目的在多销，然而另一意义，也就因为报纸要民众化，自不应该多收报费。他是社会上最重要的公器，他实在应该在尽可能的范围以内，能像公园、图书馆一样，给民众以公开欣赏、阅读的机会。至于报价方面的损失，就中国言，在将来工商业发达以后，自可向广告方面去取偿。
篇幅既然缩小，就报馆的经济方面说，报价自可减低。这两种现象——“篇幅多”、“定价高”——在中国未来新闻事业中，如能有合理的改正，同时普及教育，能逐渐发达，那么，中国的报纸，一定会蓬蓬勃勃，特别繁荣起来。一个全国著名的报纸，他的销数，将来不仅可以同英国《每日邮报》相等，并且，拿中国人口土地做比例，中国报纸，还应该比《每日邮报》多销许多倍。在推行全国的时候，发行所需的唯一利器，就是飞机。飞机对于消息方面的贡献，前面已经说过，但他对于发行方面的贡献，更比消息重大。以如此疆域辽阔的中国，报纸发行，非倚赖飞机不可，所以，我们既已研究过篇幅缩小和价目减低两大问题，现在所要研究的，就是怎样来利用飞机，使我们的报纸，将来可以极迅速的，传播于全国各地的读者。
世界著名的报纸，现在虽还没有利用飞机来全部代替火车，然遇有特殊机会，飞机运输的功效就可马上特别的显著出来。一九二九年伦敦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因欲在总选举（按：英国政府首脑应为首相）时机，特别表现他发行的神速。除专备三百辆汽车，向铁路公司包定了六辆专车，供他运送报纸以外，还另备十架飞机，将他的报纸，随时遍达于全国各地。因此，在此期间的《每日快报》，销报特较他报增多。英记者赫而特（Harold Herd）说过，全世界的报馆，到一九五〇年，大概不必再用火车送报了，这话自极有见地。至于世界报纸所以尚没有尽量利用飞机送报的缘故，第一，当然是飞机还没有我们理想中那样普遍。第二，因为还没有极端普遍，飞机的安全和完善，也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境地，所以飞机运输的费用，比火车还要贵许多倍。而各国报纸篇幅，大部分仍极繁富，由飞机运送，需费太巨。第三，除却美国以外，在英法德各国，他们本国的疆域并不辽阔，都会的报纸，大抵几小时火车，就可遍及全国，没有十分即须改用飞机的必要。然而这三个原因，第一、第二，当然在最近的将来，可不成问题，第三原因，在飞机尚没有十分收功时，虽然觉到几小时相差，尚不怎样极端重大，然若飞机十分普遍了，且彼时人类重视时间必千百倍于现在，则几小时相差，自会感到万难忍受。赫而特所说一九五〇年后，不再用火车送报，当然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中国未来的新闻事业，在发行方面，需要飞机，就疆域辽阔言，实在比世界任何国家，还要迫切、重要。现在的中国，一份北平的报纸，不仅运到新疆、青海、西藏要在两三个月以上，就是到河北不通火车的各县，也需要十天半月，才能达到的。在这样运输不便之下，中国报纸，即使其余的各种缺陷，都能补救，也无法望其发达。所以中国的报纸，就他销行的性质说，大都是地方报，不是国家报。“国家报”这个名词，不是指由国家办的机关报，是指一个可以推行全国的伟大的报纸。地方报的销行，是限于报馆所在的一个区域，不像国家报，能遍及全国各省市县镇，甚至一乡一村都有他的踪迹。上海报虽在外埠推销，但成绩很小。我觉得地大物博的中国，应该可以产生十个二十个设备最完全的国家报，每报以每四百人购读一份计，就可以销到四百万份。这样四百万份的国家报，在教育普及、工商业发达以后，一定可以许多家同时并存。有人说，一个都会中的大报，如果要向外埠去推销，无论他消息如何丰富、分配如何神速，他总不能敌那各当地所有的地方报，能够使当地读者满意。因为都会中的大报，消息纵丰富，总不能将全国各省区、商埠，以至一县一镇的一切消息，都刊载在他的报上。分配纵神速，也很难比当地出版的报纸，能够在晨光熹微中，就送到读者的面前。欧美的都会大报，有特制的地方版，专在某一地方发行，但这种地方版，消息由当地达到总馆，总馆编辑刊印以后再送到当地。无论如何，总还比当地地方报落后。所以欧美的都会报——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国家报——还不能尽量向外埠畅销。欧美尚且如此，中国的国家报，当然更难达到普及全国的目的，这种说法的确很有道理。不过，我们正可另想办法，战胜这困难。据我的理想，未来的中国“国家报”，譬如就北平说，北平的一个大报，他总馆设在北平，他可以就他经济能力所许可的范围内，去尽量普设分馆于他所要推销的全国各省市县镇。这种分馆，当然不能像现在上海报的外埠分馆一样，只是一个报纸的批发所。未来国家报的分馆，他应该等于一个地方报。他一切组织是比总报馆具体而微的，他有发行、广告、编辑、采访、印刷各部的组织。但他每天只刊行一小张，专载本埠新闻，他的内容，应该比当地最好的报纸更丰富、精美。每一分馆，均有自用无线电，可随时与总馆及其他分馆互通消息。每一地方，有特别重大事件发生，可立时报告总馆及其他分馆。总馆如遇有关系全世界、全国之重大事件，亦得随时通知各分馆，俾得刊发号外。每晨，由总馆将应运往外埠之报，提前用飞机分别送达，如果航程仅在一小时，或最多二小时以内者，每一外埠之分馆，可俟总馆报到，以总馆出版者为正张，分馆出版之本埠消息为附张，一并分配于阅者。如此，则属于全世界及与全国有关之事件，各地方重大事件，正张已全部包容。而属于每一地方之事件，则副张可详载无遗。都会报与地方报之长，可冶于一炉。都会报之短，为不能详载地方消息；地方报之短，为不能有巨大资力，可以供给地方读者以最灵捷详尽之世界、全国的重要消息。有此办法，两种报之缺陷，即均可弥补。而因各分馆均有采访部及专用电报之设置，可随时将当地发生之特殊事件报告总馆，则在都会之总馆，其消息自更较其他在都会报馆，仅仅任一二访员，在外埠探访消息者，特别可靠。照此办法，无论在外埠、在本埠，此报必可使读者满意，殆无疑议，比如北平有这样组织的一个报，他每晨六时，可以将他总馆所出的正张，连同当地出版的副张，用飞机运送，使在天津、济南、保定、郑州、开封、察哈尔、绥远，以及其他各地的读者于每晨七八时前，完全接到，这个报的销路，又怎能不增高到几百万份呢？而每一地方的分馆，还可以吸收当地的广告，性质限于当地者，可以在本埠刊登，须向全国宣传者，可以经手介绍于总馆，如此，广告方面的收入，一定也非常可惊。在经济上，也不愁不能发展。纽约有一种周报叫《礼拜六晚报》（5aturday Evening），他能同时在伦敦、纽约、巴黎，用同一的版子，刊印发行。这已经使现在的新闻界，惊为异举，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报纸出现，那么，怎能不算世界上最伟大报纸之一？
中国报纸的将来，所有三个重大问题，组织、编辑、发行，都已经分别讲完，现在，我应该将这个讲题，来宣告结束了。至于新闻事业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广告。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未来新闻事业中，比现在，除却技术方面外，或许不会有特殊的变迁。所以我不在这个短促时间再来详细解说。总括我以前所说，对于中国报纸之将来，我的意见是：
中国报纸，依着科学和机械的进步，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一定有很大的变迁。最显著的，就是飞机、无线电、电传写真，这几样东西，将成为未来新闻事业中最重要的工具。又因为资本主义的没落，现今的社会经济生活将根本动摇。私人包办下之报纸“资本化”、“商业化”，也一定不能再延长他的运命。凡此皆全世界潮流所趋，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推测中国报纸之将来，在组织方面，资本与言论必须分开。在编辑方面，言论方针应该受社会和读者的控制、指导，专以拥护民众利益为依归。至新闻采集，可尽量利用最新的工具。而未来读者对于新闻趣味的变换，一定将由政治斗争、要人行动、盗劫、恋爱等转而注意于科学的发明和艺术的爱好。在发行方面，一定会缩减篇幅、减低报价。销路最多的报纸，必定由总馆用飞机分布于全国，在全国各地广设分馆，就当地刊行地方版，与总馆所刊行者，合并发行。组织、编辑、发行，能照这样创设、改革，就全体说，这就是我理想中，中国未来的新闻事业；就个别说，也就是我理想中，中国未来的模范报。
我所说的这许多话，并不是全凭玄想。他虽然尚有三五十年的时间，然而“将来”两字的意义，尽可从明天起——也可说从现在说完了这句话就开始计算，从明天到五十年的末了一天都是我所指的将来。所以，我们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马上就应该开始努力去创造，或改革中国的新闻事业。并且中国新闻事业的将来，也就是世界新闻事业的将来。在三五十年以后，或许因为科学和人类知识道德的进步，人类社会中，真会有一个大同世界的出现。那时的报纸，他的销路或许不像现在——甚至不像三五十年内的将来——那样的范围只限于一国了，或许那时真有一个普及世界的报纸。现在我们只想在三五十年内，中国都会中著名大报，能同时遍布于全国各省市县镇，或许三五十年后，一个世界的著名大报，能同时遍布于世界各地。普天之下，莫非此世界报足迹所及。或许那时不必用纸印刷，只须报馆在世界上，选择一个最中心的地方，装设一最大的电传写真器。由此中心地方，随时将所有评论、新闻、文艺，电传于全世界的阅户。在每一阅户的客厅、书房或饭厅内，大家张着银幕，就可以随时坐着、很安闲的去读他所要读的报，这是如何神奇的现象。那么我今天所说的那些“组织”、“编辑”、“发行”，此时或许有人要笑我拉杂、无稽，在那世界报出现的时候，或许又要笑我这些话，太腐败、太落伍了。
过去世界一百年的进化，比一千年还快，那么，在未来世界，十年、百年的进化，当然比最近的一百年更快。我们不要以为这些话，同现在事实相差很远，就以为太离奇。我记得民国四年，有一个美国人到上海演习飞机，在江湾买票去看的，要五块钱一张，这样贵的票价，去看的人，还挤得水泄不通。那时，谁能想到十几年后，飞机在屋顶上飞过，连三岁小孩子都司空见惯，觉得没有什么惊异的价值。更不会有人拿五块钱，买一张票去看。那么，以现在的飞机、无线电、电传写真进步的趋势，在未来三五十年中，又安知不能如我所说的那样普遍，来做创设未来新闻事业最重要的利器。
诸位或者已经是新闻界的老同志，或者正准备着要走进新闻界的领土。大家对于未来的中国新闻事业，都肩负着最重大的责任。现在只有祷祝各位的努力和成功。
话说的太多了，耽误了各位许多宝贵的光阴。起初说过，我这个厨子，今天是只会做一样“大杂烩”，这个“杂烩”如果不中吃，还要请求各位顾客们特别特别的原谅。
（该文是成舍我1932年4月29日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第二届“新闻讨论周”上的讲演，原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辑的《新闻学研究》演讲及论文集，1932年6月初版；又见1932年5月6日至12日《世界日报》教育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