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文化诗学的本土语境

文化诗学在欧美学界的全面崛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新历史主义思潮，而它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勃兴却是伴随着国内文坛逐渐兴起的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热潮，一直以来得到童庆炳、蒋述卓和刘庆璋等知名理论家的积极倡导。相比中国传统诗学诸如“兴观群怨说”、“以意逆志说”，以及“诗外功夫说”之类朴素混沌的文化批评观念，当下语境的文化诗学经历过后现代文化的思想洗礼后，更加突出其方法论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新意。[1]然而，作为某种“始终在路上”的开放性理论体系，文化诗学一方面通过文化研究的“批评介入”逐渐实现自身向欧洲批评学界的理论延伸，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建构的“理论旅行”不断实现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体系重建。

如果说文化诗学向文化研究的理论延伸，可以看作美国实用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传统之间的双向理论商讨，那么文化诗学在当代中国的 “理论旅行” 则表现为本土文化对美国新历史主义进行文论阐释和文化建构的单向移植过程。虽然有学者乐观地认为，“中国新时期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文艺实践 （尽管与国外新历史主义之间存在着差异），就可以成为国外新历史主义的 ‘厚描’ 意义上的语境和参照系”[2]，但是在文化诗学的 “理论旅行” 过程中，同时面临着理论阐释过甚和批评经验匮乏的历史困境。诚如高小康先生指出，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们曾经“过分急切的热情面对的是阐释、理解这些思想成果的语境相对残缺”，但是这种囫囵吞枣的理论阐释无法避免 “五花八门的陌生概念术语和形形色色的新奇理论观念对文学现象的狂轰滥炸”。[3]新历史主义批评自然是属于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被过度阐释和对中国文学现象形成 “狂轰滥炸” 之势的新奇理论。然而，与其他学派的西方理论思想在现阶段中国学界所形成的浩大声势和研究热潮相比，文化诗学始终是当代西方文论本土化研究的理论软肋和批评盲点。

一般来说，拥有外文研究背景的研究者通常认为，文化诗学主要作为一种历史批评实践，缺少文学批评方法的那种理论规范，因此主张采纳“先使用思想” 的唯名论逻辑；而具有中文研究背景的研究者则坚持，文化诗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缺少当代批评理论的完备体系和严谨结构，因而提倡践行 “先输入名词” 的唯实论思路。针对异质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Said） 在 《世界、文本和批评家》 中曾经指出：首先，“理论旅行” 的起点，或者是 “特定观念得到生产或进入话语的初始环境的集合体”；其次，文化距离，即 “特定观念通过各种语境之中的某种压力在实践时空旅行之后而达到崭新高度的某种通道”；再次，存在各种条件的特定集合体，即 “无论看似另类而必须接受或容忍的各种条件”；最后，开放性的担负各种象征性阐释效果，即 “现今已经全部 （或部分） 适应 （或被组合） 的理论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它在新时空之中的新用途和新位置而不断得到改造”。[4]因此，本章将重点关注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传播和历史影响，在文论阐释和文化建构深度关联当中重新认识文化诗学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不同理论形态和诗学理想。具体来说，就是要从文论翻译和文化建构的批评视角来综合考察文化诗学在 “理论旅行” 的四个重要环节当中的历史状况和未来走向，即在从理论旅行到文化过滤的理论传播过程中梳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中国大陆学界的译介情况和传播历程；在从文学文本到文化现象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澄清文化诗学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理论特征和导向差异；在从文化现象到诗学关怀的理论增殖过程中呈现文化诗学在当代中国学界的多样化形式和多元化道路；在从历史意识到文化传播的理论转型过程中展望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局限与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