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我的印象中，王进是一位说话不多却默默干活、有着执着的学术追求的青年学者。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及其发展方向很有自信，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再扩展到一个面，不急不躁地做着研究，发表着成熟的论文，最后一本又一本地出着书。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学术态度和研究路径，也关注着他的每一次进步。

这本《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就是他从自己的博士论文《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2008年答辩，2012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延伸出来的新课题，做出的新成果。他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主要研究的是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领袖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文学批评理论，并由此对建立在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空间进行较系统的论述。而这本《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则将视角伸向了文化诗学在中国的旅行历程，探讨了文化诗学中国化的相关问题，并同时对文化诗学在中国的理论空间拓展及其实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预测。

这是他在学术上敢于探索、勇于探索的表现，也是他在学术上始终坚持“问题意识”，从疑处出发，从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学术研究的学术自信。从本土出发，从问题出发，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正是他这本书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内驱力。

他回顾了文化诗学在中国土壤、中国语境的成长历程：从译介到理论参照，从理论建构到批评实践，其认为“20多年的理论阐释和文化建构过程，已经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实践经验熔铸一炉，并在文艺学界不断产生范围宽广而意义深远的重要理论影响”，这种判断是符合文化诗学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实际的。比较可贵的是，他一定要把这种判断坐实，坚持去梳理文化诗学的理论谱系、诗性空间、生态建构及其批判生长，努力去寻找中西方文化诗学的接合点以及文化诗学在中国本土的生长点。

其实，一种西方的理论进入中国，从译介到实践运用，都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这里首先有个水土服不服的问题，也就是语境是否能够恰当地转换；其次是它可能会发生变异，也可能是基于某一点而加以伸展，变化成中国的理论话语；最后是在实践运用时也会根据中国国情而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即拓展出新的理论空间。文化诗学进入中国大抵也如此。

唯其如此，王进在最后探讨文化诗学的理论前景的时候，还是说西方的较多，对中国本土的文化诗学的发展还缺乏更有预见性的探讨，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诗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尚未成熟，都还在路上。尽管我们的学者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要建构起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话语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当然，王进此书的梳理与探讨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因为它至少让我们对此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让我们更为自觉地去努力实践文化诗学。

2014年，王进有幸被列入暨南大学“杰出青年学者”支持计划的行列，这既是鼓励，也是挑战，相信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道路上会有更多的创造，取得更令人满意的成果。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于暨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