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从理论旅行到文化过滤：文化诗学的传播状况

从理论旅行的历史过程来看，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文论译介热潮逐渐传入中国大陆学界的并在文化过滤过程中不断生成新兴的理论增长点。根据王宁先生的理论回溯，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学界的登陆契机是1987 年以 “历史、文学和文学史” 为名的中美第二届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在此次大会上，厄尔·迈纳 （EarlMin-er） 教授的论文 《历史·文学·文学史——中美第二届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侧记》 （载于 《文学评论》，1988 年第3 期） 分析探讨 “事件的历史”与 “述说的历史” 的不同范式和理论差别；同期与会的北京大学英语系杨周翰教授的论文 《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文文学的历史叙述》 则详细梳理了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的历史叙述理论，以比较文化的研究视角深入探讨中外史论家的理论观念和批评实践。[5]国际学术会议的理论春风和国内理论学者的译介兴趣将新历史主义不断引入中国学界的理论视野。实际上，早在1982年，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先生在北京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期间就已经在积极介绍这一新兴批评思潮了，只是当时没有引起相应的理论关注和研究兴趣。[6]因此，颇为有趣的现象就是，代表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学界首次亮相的是海登·怀特和他的元历史理论，在美国学界被公认为新历史主义学派领袖的格林布拉特和他的文化诗学批评反而退居其次。究其原因，中国学者的理论选择和译介旨趣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旅行过程中无疑发挥了相当重要的文化过滤和导向作用。

诚如曹顺庆先生指出，“文化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7]。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大陆学界的传播情况集中体现了本土研究者对异质理论的主体阐释和文化过滤，明显表现出重视历史理论建构、轻视文学批评经验的研究倾向。王逢振先生于1986—1987年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切身感受到了新历史主义在美国学界的强劲势头，继而在《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年）当中第一次全面梳理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轨迹，收录14位知名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理论文章，其中包括海登·怀特、弗兰克·林特利查（Frank Lentriccia）和汤姆·金斯（Tom Elkins）等历史批评家的文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同样没有关注到格林布拉特和他的文化诗学批评。自此之后，有关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般介绍性文章便零星不断地出现在诸如《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评论》等国内重要刊物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论文包括：韩加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兴起》（《青年思想家》，1989年第1期）、杨正润的《文学研究的重新历史化——从新历史主义看当代西方文艺学的重大变革》（《文艺报》，1989年3月4日、3月11日）、赵一凡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读书》，1991年第1期）、李淑言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当代电影》，1992年第4期）等。这些综述性的评论文章在现阶段看来似乎已经有点浅显和平淡无奇，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却大致呈现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谱系和历史轨迹，对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大陆学界的第一次研究高峰起到大浪淘沙的重要推动作用。

对于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学界的传播历程来说，1993年标志着新历史主义的第一次译介高潮。就是在这短短的一年之内，大陆学界相继出版了三本在当时是开疆辟域、现今也是相当重要的译介著作。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是大陆学界的第一本，也是涉猎最为全面的新历史主义译文集。它主要以美国学者哈罗德·阿兰·维瑟尔（Harold Aram Veeser）主编的《新历史主义》论文集为翻译源本，同时收录台湾学者廖炳惠博士的《新历史观与莎士比亚研究》和伊各斯教授为“历史主义”所做的阐释文章。其中，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通向一种文化诗学》和海登·怀特的《评新历史主义》等一直是新历史主义研究论著之中引用率最高的两篇论文。同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世界文论组也编译出版《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来介绍国外理论动态的总体情况，其中《文艺学新论》栏目共收录五篇重要译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思潮：由盛宁翻译吉恩·霍华德（Jean Howard）的《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介绍美国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脉络和理论阐释；由黄必康翻译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的《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对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做了详尽介绍；由盛宁翻译格林布拉特的文章《通向一种文化诗学》和由赵一凡翻译的文章《文艺复兴的自我造型》（导论）更是第一次将译介视角成功延伸到他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同年，由程锡麟等翻译的西方文论选集《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首次收录了海登·怀特的《“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和布赖恩·斯托克（Brian Scott）的《历史的世界，文学的历史》，为国内学人从历史理论重新审视新历史主义再次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在新历史主义文论翻译高峰之后，盛宁、杨正润、韩加明，尤其是王岳川等国内知名理论家在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研究和本土阐释活动中表现得相当活跃，在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盛宁在《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将新历史主义批评作为当代美国文论的最新走向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理论梳理。随后，他将最后一章的相关内容（即“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从历史认知演变和文学话语典范角度对新历史主义展开深度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国内第一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专著《新历史主义》（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在文论译介阶段，盛宁先生从历史观和文本观的演变谱系出发，细致梳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念和实践意义，为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学界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文论阐释研究阶段，他的《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和《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等著述，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出发不断发难新历史主义的立论基础，揭示和探讨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历史观念之间的潜在关系。盛宁先生在新历史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研究热情和理论功底，极其深厚且令人叹止；他在文论阐释中所表现出的理性态度和探求精神，的确是无可比拟，令人钦佩。

在此期间，徐贲先生在 《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 （《文艺研究》，1993年第3期） 和 《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等著述当中，以历史修辞学和历史释义学的批评视角，重新评价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文艺复兴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形式和理论意义。王一川的 《后结构历史主义诗学——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述评》 （《外国文学评论》，1993 年第3 期）、陆杨的 《关于新历史主义批评》 （《外国文学研究》，1994 年第3 期）、张宽的 《后现代的小时尚——关于 “新历史主义” 的笔记》 （《读书杂志》，1994年第9期） 和韩加明的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发展及启示》 （《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5、6期） 等著述，不但从理论谱系的历史视角全面回顾了新历史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理论生成过程，而且以理论旅行的跨文化视角深入探讨了新历史主义对中国文学界的经验借鉴作用和理论建构意义。杨正润在 《主体的定位与协合功能：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 年第1期） 和 《文学的 “颠覆” 和 “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 （《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两篇论文中首次将批评视角全面聚焦到格林布拉特和他的文学批评经验上，在 “批评主体性” 和“文学功能论” 两个理论层面上，深度剖析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范畴和体系结构。李清的 《振摆：新历史主义本文阐释模式》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1 期） 重点关注格林布拉特的历史阐释实践，以 “振摆” 的对话性概念来深入阐释新历史主义的本文阐释模式，从而以中国本土的历史批评经验来重新审视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理论因子。王岳川和王逢振两位先生则对新历史主义在西方批评理论界的兴衰成败和个中因缘均做出全面细致的学术梳理和理论评价，同时也将自己置于西方学界的阐释逻辑当中，不断揭示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死角和思想盲区。[8]

尽管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学界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且颇有成果，但实际的文论译介过程明显存在某些偏重理论阐释而轻视批评实践、关注整个学派体系而忽视个体学者观念的研究倾向。正如辛刚国先生指出，这样的研究倾向必然会产生以下问题：一是对相关理论家的原文翻译太少，尤其是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文艺复兴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的相关论著；二是对相关批评术语和基本概念始终缺少必要的理论界定，导致阐释意义的非生态型生成过程和理论体系的非常态性建构效果。[9]就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批评来说，新历史主义主要是在文艺复兴和前现代文化研究领域的文学批评实践，格氏的批评观念和话语体系也是完全呈现于历史视域的文本愉悦和文化疆域的文学经验。因此，诚如王宁先生所言，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阐释之中，“忽视批评实践的翻译是不明智的”[10]，在文论译介过程中，批评经验的极度缺乏必然会导向理论阐释的过度生长，也就无法避免理论过剩和经验匮乏的历史困境。

从历史诗学的阐释向度出发，陆贵山先生指出新历史主义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 “文化转向” 而出现 “历史转向” 的，它实质上是 “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11]；陈晓明认为 “新历史主义最实质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不过是德里达和福柯的综合运用”，因此它 “在多大程度上是推翻了历史决定论的统治观念，还是重新肯定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集权主义，依然值得讨论”[12]；张进侧重历史诗学的理论谱系，重新审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深层结构和现实意义，他的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 是继盛宁的 《新历史主义》 之后在国内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本重要研究专著；[13]赵静蓉则把格林布拉特视为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联系到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主体理论，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反思 “历史主义” 和 “知识分子主义”理论。[14]另外，从文化诗学的阐释向度出发，叶舒宪主张将文化诗学纳入文化人类学的批评范畴，指出 “新历史主义所提倡的这种阐释方法比弗莱关于整合文学经验的种种努力更为精细和复杂，甚至要求超出狭窄的艺术经验，通过扩大的 ‘文学’ 观念来整合我们的文化经验”，但是他同时也阐明 “文化诗学和原型批评虽在恢复文学的外部关系方面方向一致，但其理论中心已从文化中的文化引向了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15]刘悦笛则在文本间性、文化间性与主体间性的 “复合间性” 视角当中指出，“新历史主义者将历史语境看作是包括社会制度和实践等功能的 ‘文化系统’”[16]，提倡从文化语境来观照文学文本的各种间性关系。对于文论阐释与批评经验的深度关联，盛宁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指出，“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新历史主义的批评不是回归历史，而是提供又一种对历史的阐释，可是新历史主义却始终不能消除人们心头的印象，总给人以它就是历史所指的感觉”[17]。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归根结底是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理论争鸣，从侧面暴露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中国学界经验错位和阐释过度的研究状况。

或许，正如翻译学者孙艺风先生指出，“翻译不仅意味着在原有编码和其他编码之间的‘译入’或者‘译出’过程，同时也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穿梭往返过程”[18]。我们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文化阐释研究，也应该成为理论批评者在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的互动过程。唯其如此，“中国新时期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文艺实践（尽管与国外新历史主义之间存在着差异），就可以成为国外新历史主义的‘厚描’意义上的语境和参照系”[19]。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20世纪文学”、“重写文学史”和“新历史小说”等各种批评思潮已经透露出新历史主义在当代中国学界的理论影响，在对传统历史主义和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实践当中，更是不断涌现重视主体经验和个体历史的各种理论著作和批评论说。

在文学创作领域，苏童的 《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 和 《紫檀木球》，陈忠实的 《白鹿原》，张炜的 《古船》，刘震云的 《故乡天下黄花》，以及格非的 《迷舟》 等众多作家作品都试图以个体视角重新叙述历史情境，明显透露出对历史个体和文化主体的理论重视和人文关怀；在文学史方面，谢冕主编的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孔范今和黄修己分别主编的同名作品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洪子诚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 等文学史著作试图以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为理论依托，重新审视文学史本身的写作视角问题，致力于将那些长久被排除在主流文学史之外的文学作品重新引入当代文学艺术的历史舞台；在文学批评层面，陈思和的 《关于 “新历史小说”》 （《文汇报》，1992年9月2日）、吴声雷的 《论新历史主义小说》 （《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王岳川的 《重写文学史与新历史精神》 （《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6期）、陈思和和王晓明的 《关于 “重写文学史” 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以及李扬等人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笔谈》 （《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等重要论著试图从本土文学的批评经验出发，重新梳理中国当代文坛的新历史小说思潮，在 “意识形态批判” 和 “重写文学史” 的理论诉求当中，重新评价历史的文学经验和当前的文艺创作。

诚如王岳川指出，“新历史主义过分强调文学的外部规律，过分注重对历史的重新阐释，而可能使文学史变成个人随意阐释而主体间不可通约的‘文学场’”[20]。在文论阐释和文化建构过程当中，批评经验与理论建构之间相互脱节的实际状况，也很有可能使新历史主义本身成为只有理论演绎之形式而无经验共鸣之实质且在阐释主体之间“不可通约的‘文学场’”。实际上，由于在新历史主义译介过程当中的导向问题，西方语境的新历史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历史文学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的重要作用；在文学经验与理论阐释链脱节的情况之下，那些只是紧紧扣住“历史转向”和“文化批评”等时代话语、片面重视理论生长的阐释研究经验，或是那些只是牢牢抓住“历史解构”、“权力话语”等时髦术语的文学批评实践，直接反映出只有新历史主义理论之名而无文化诗学批评之实的尴尬局面。

从这个层面来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当代中国文坛流行起来的“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表面上已经受到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影响和导向，实质上却是中国学界自身在新时期历史条件之下进行历史反思和经验整合的艺术表达和主体呈现，是当代中国进行社会转型和文化重构的文学叙事和历史再现。在“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的理论影响下，中国历史文学的批评实践似乎已经沉沦于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套路，津津乐道乎不能自拔。但是，从“新历史小说”和“重写文学史”的实际走向来看，中国文学界的批评经验似乎与西方文论的译介传播之间并不存在理论旅行与实践指导的无缝隙连接。在“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历史回响之间，中国学者可能始终无法忘怀“以史为镜”和“经世致用”的历史情怀，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尽情投入那种历史解构和文化快感的阐释逻辑。

西方学界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给中国学界创造的，或许只是一个历史转向与文化批评的理论导向和历史契机。中国学界在现阶段所普遍产生的历史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热潮，从本质上来说只是本土文学批评的某种自发性的经验整合和理论生成过程。它要实现批评经验和理论意义的健康和生态型生长，就必须深深扎根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实沃土，通向一种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文化诗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