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宋代园林是认识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笔者曾于1991年撰成《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一书，于其中深深了解园林自唐代开始，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首先，园林成为中国生活传统中非常重要、非常普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背景。富豪权贵固然可经营广大宏伟的山水环境，普通的市井小民乃至贫贱之家也可以在房屋周围种植花木，以盆山盆池布置成简易小园，如《吴风录》所载：“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其次，园林这么普及的生活环境，与在其间活动的人之间必然产生紧密的互动关系，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生活的形态，甚至影响他们的人生看法、选择和天人观。再次，具体生活中的各个部分又是互动的网络，这样一种生活环境所笼罩下的各种活动，都可能在无形之中受到山水氛围潜移默化的熏染，进而产生文化意义上的深刻影响。
基于这样的认识，明了园林与园林生活的研究不能仅止于唐代这个中国园林开始兴盛的阶段，更应该研究中国园林最典型也是进入艺术高峰时期的宋代。因此，笔者延续唐代既有的研究成果，期望能借由本书清晰地论明宋代园林的文化意涵，展现中国文化特色在宋代园林中实践的情形。
金学智在《中国园林美学》中写道：“在宋、元特别是明、清时期，古典园林艺术臻于鼎盛和升华的阶段。”（见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第32页）而宋代是这个阶段的起点，可说宋代是中国园林进入艺术化、典型化的重要时期。张家骥的《中国造园史》对于宋代园林也有这样的评论：“‘郁郁乎文哉’的宋代，不但是绘画艺术中山水画的成熟与高度发展时代，也是造园艺术中摹写山水达到最高水平与最佳状态的时代。”（见张家骥《中国造园史》，第117页）由此可知，宋代是中国园林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突破的时代，也是明清园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这样的园林史意义，和上一点结合所产生的文化史意义，对于宋代园林做一个更全面的研究便成为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全貌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当代研究中国园林的学者专家在中国园林史的研究上已有丰富的成果。尤其自宋代开始，因为资料渐多，以及一些可见的园林遗迹，使得研究的成绩愈见精准、具体和丰硕。然而，相较于明清时代，宋代尚未出现系统的园林理论专著，学者可采用的资料多见于笔记丛谈和传记等一类史料，以及极为稀少模糊的园林遗迹。但是基于第一点所论，园林因为与生活日常息息相关，成为情思触发的重要时空背景，故而发为诗词文作的情形相当普遍。因此，诗文资料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中国园林信息，是研究园林者一个非常珍贵而重要的资源。而宋代延续着唐诗发达的余绪，诗歌创作仍然十分旺盛，作品众多，而且又有新兴的词作。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也说：
宋词和唐诗的区别之一，几乎可说是有无“园林情调”。但是到了宋诗中，有些作品的“园林情调”则相当浓……宋诗中这类写景作品的“园林情调”，与其说是受了宋词的同化，还不如说是取决于宋代宅园数量之多，园林美的普及面之广。（见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第39页）
姑且不论唐诗与宋词的区别之一是否真在于园林情调之有无，但是宋诗与宋词作品中充满了园林情调则是确实的。那么，研究宋代园林若遗漏或忽略了文学作品这一部分的资料，则是相当可惜的。因此作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尤其是身为一个对中国园林有所了解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便应该，也有责任来整理宋代大批的文学资料，结合其他相关的史料，来呈现宋代园林更完整、更全面的风貌和文化意义。
“园林”一词在中国园居发展史中具有代表性
本书名为《诗情与优雅：宋代园林艺术与生活风尚》，因此，在时间上是以宋代为其研究范围。而所谓的“宋代”，并非以宋王朝政权的建立和灭亡为界线，而是以文献资料上被分属为宋人的作品及记载宋人故事者为主。
至于在内容上，则是以园林及园林生活为研究范围。因为在阅读宋代园林相关的资料时，我们可发现很多诗文在标题或数句之间无法显示出其写的是园林，为避免读者对论证的例证产生疑虑，因此首先必须对园林的范围做一解释。
今日学界通常使用“园林”与“庭园”二词。两者本有其定义上的差别（例如乐嘉藻《中国建筑史》以庭园为城内之别院，园林在城外，参见第10—13页。黄长美《中国庭园与文人思想》以庭园为小型园林，参见第51页。不著撰人《中国建筑史论文选辑·漫谈岭南庭园》以为庭园是以适应生活起居要求为主，所以建筑空间是主，而山池树石等则从属于建筑。反之，园林规模较宏大，为了游憩观赏，则以山池树石为主。参见第489页），然因今日使用者已将两者的范围混同，有以“庭园”一词指涉园林者（一般说来，现今中国大陆学者多采“园林”一词，日本则均用“庭园”，中国台湾地区虽两者皆用，但“庭园”更常见。使用“园林”者如中国大陆学者冯钟平《中国园林建筑》，安怀起《中国园林艺术》等，其内容包含了称“庭园”者），亦有以“园林”一词涵盖庭园者（使用“庭园”一词者，如程兆熊《论中国之庭园》，黄文王《从假山论中国庭园艺术》等，其所论内容亦同于“园林”者），因而两词的分别已不甚严明。本书之所以采用“园林”一词，乃是因为在宋代诗文及相关典籍中，并无“庭园”一词出现，而“园”“林”二字连用者则甚为常见。首先是“园林”一词已是确指山、水、花木与建筑的组合，意同今日之“园林”，如（关于本书引文卷册数的标注，见第008页说明）：
水竹园林秋更好。（邵雍《秋日饮后晚归》，三六五）
日暮园林洒微雨。（韩维《和晏相公小园静话》，四二九）
园林游兴未应阑。（苏颂《次韵程公辟暮春》，五二六）
五亩园林都是诗。（方岳《秋崖集·卷九·山中》，册一一八二）
并塞园林古。（韩琦《后园春日》，六二四）
像这种以“园林”二字为名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中国园林最早的系统性理论专著《园冶》，其书中也是用“园林”而无“庭园”之词。大抵“园林”一词较诸“庭园”更属于中国园史的传统用法。因此，在尊重宋代当时用语习惯，并衡量现今常用名称的双重考虑下，本书遂采用“园林”一词。
园林之外，宋代还有很多以“园”为名的称法，其意同园林。有称“林园”者，如：
更赏林园入画图。（吕祐之《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五四）
张方平有《城南林园避暑示道友……》诗。（三○七）
有称“园池”者，如：
洛下园池不闭门。（邵雍《洛下园池》，三六七）
夸示园池妓妾之盛，有骄色。（《宋史·卷三五七·梅执礼传》）
有称“园亭”者，如：
石延年有《金乡张氏园亭》诗。（一七六）
韩琦有《寄题致政李太傅园亭》诗。（三三六）
有称“园圃”者，如：
家人鬻其服马、园圃，得钱十万以葬。（《宋史·卷二六二·张铸传》）
堤上亭馆、园圃、桥道，油饰装画一新。（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
月》，册五九○）
有称“园囿”者，如：
凡园囿之胜，无不到者。（魏泰《东轩笔录·卷三》，册一○三七）
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宋史·卷四三六·儒林传·陈亮》）
其他如：
渐治园庐，号武林居士。（高晦叟《珍席放谈·卷下》，同上）
洛中公卿庶士园宅，多有水竹花木之胜。（邵伯温《闻见录·卷一○》，册一○三八）
这些不同的名称若以严格的定义标准来看，各有其强调的主题内容，如有的强调水景，有的强调建筑，有的强调农植，有的强调居住功能。但是正如彭一刚先生所说：“这些不同的名称虽然可以反映出造园手段上的差异，例如有的以花木构成主要景观，有的以山景为主，有的以水景为主，但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外综合运用建筑、花木、水、山石等四大要素来组景造景，所以用一个‘园’字便可以概括其余。”（见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第20—21页）
若与唐代做一比较，可以发现，园林和林园的称呼一直是唐宋两朝较常见的，而园林较林园更普遍。至于园池、园圃则在宋代渐多称用，唐代用法十分稀少（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第56页，曾说：“宋代私园一般叫园池或园圃。”这只反映了部分实况而已）。至于唐代常见的“别业”一词，宋代使用则大大减少，而仍保有“别墅”一名的频繁用法（如宋祁有《和鉴宗游南禅别墅》诗，二○九；文同有《蒲氏别墅十咏》诗，四三三），大约“别业”一词所含带的大片田地的经济意义已不被宋人所强调，而且宋代时兴小巧精致、艺术化的园林，已渐渐摆脱广大庄田的模式。因此，从历史发展中检视这些名词上的变化，一方面可以了解园林内容重点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确定“园林”一词在中国园居发展史中所具有的代表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宋代资料标题中显现不出“园”的内涵，实际上却是指涉园林的，这也都在本书研究的范围内。首先是以局部代整体的现象。如以园林中的建筑物为主，“臞庵”，像是一间简陋的房屋而已，但是周必大《归庐陵日记》说它是“名园也”（《文忠集·卷一六五》，册一一四八）。子章子的“大愚堂”竟然“环亘百亩，亭观相临，径术相错，仰有苍翠，俯有清泚”（曾协《云庄集·卷四·大愚堂记》，册一一四○），而苏舜钦在吴郡著名的“沧浪亭”是当时及今日均非常著名的园林。其多半以园林中某一著名的或主要的建筑或景点作为全园的名称。因此，宋代资料中一些看似平凡简单的某斋、某楼、某馆、某堂、某池、某泉者，其实大部分是园林资料。
其次是只显现普通居住功能的资料，其中也常包含了园林的内容，如邵雍的“天津弊居”有诗云：“重谢诸公为买园，买园城里占林泉。”（《天津弊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三七三）宋尚书的“山居”有日涉园、虚静堂、息斋、见南山亭、赋梅堂、卓然堂、亦乐堂、醉陶轩等八景（方岳《秋崖集·卷四·次韵宋尚书山居》）。而归来子“缗城所居”则有松菊堂、舒啸轩、临赋轩、遐观台、流憩室、寄傲庵、倦飞庵、窈窕亭、崎岖亭等九景（晁补之《鸡肋集·卷三一·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册一一一八）。这些也都是园林的范畴，因其名称只显现出是普通的居住场所，容易被忽略。
其他园林有只称呼大的地名，如北谷、东湖、竹洲、北村等[如文同有《庶先北谷》诗（四三四），祖无择有《袁州东湖记》（《龙学文集·卷七》，册一○九八），吴儆有《竹洲记》（《竹洲集·卷一○》，册一一四二），叶适有《北村记》（《水心集·卷一○》，册一一六四）]；有的园林名称十分特别，如藏春峡、藏春坞、盘隐、钓隐、小蓬莱等[如王汝舟有《藏春峡》诗（七四七），司马光有《寄题刁景纯藏春坞》诗（五○九），姚勉有《盘隐记》（《雪坡集·卷三五》，册一一八四），张栻有《题邢使君钓隐》诗（《南轩集·卷四》，册一一六七），罗愿有《小蓬莱记》（《罗鄂州小集·卷三》，册一一四二）]。这些例子太多，无法一一举明，它们都是十分珍贵的园林资料，都是本书研究的对象，都值得细心解读与分析。以下本书在举证的过程中因篇幅的限制以及避免旁出纷琐，而无法一一将引证诗文的全文录出以显示出其园林身份，故均于此纲举其范围原则如上。
宋代诗文呈现的园林艺术与园林生活
园林，今可见而著名者，多为明清时代之作品，宋代遗留者仅一二，且均如沧浪亭一般已经过明清的改造重修（归有光的《沧浪亭记》可清楚看到虽为同名同地点之园林，但已经过多次改建的过程）。因此，研究宋代园林，文字资料就成为最重要的探析寻索的对象。而生活实况与生活文化均随着时间消逝，今人也只能从遗留的文字资料或绘画作品去寻索分析。
在众多文字资料中，历史典籍可资窥晓宋代整个大环境，了解宋人生活的背景和时代风尚，及宋人生活受到时代背景和时代风尚的影响情形。而搜奇抉怪的笔记丛谈，虽不免传说辗转所致的夸张耸听，却更加接近当时生活的细部实况，可资更深微、更切要地呈显宋人生活的种种，更清楚地展现宋代园林的具体内容、特殊造景。而方志的文字和图片可帮助我们了解宋代著名的园林概况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还能了解当时某些名园的著名景观，以及园林的分布情形。这其中尤其像《洛阳名园记》《东京梦华录》《吴郡志》《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载籍，均设有园圃一类专篇，详细且系统地记述了两宋著名的园林及游赏盛况，是十分珍贵有价值的资料。
然而史地的资料终究是比较概略而僵硬的记载，且多出自传闻、后人之笔，终隔一层。若得园居者亲身的描绘叙述，当可更进一步深入贴切地掌握宋代园林及宋人具体生活的实境，尤其是能从其感受领悟中去了解其文化意涵。而宋人亲身描绘叙述其园林经验的便是诗文作品。诗文往往是作者生活当下有所感，故而抒其情、叙其事、写其景、言其志，我们因而可以经由诗文进入作者所在的场景、所历的事况、所兴的情意。因此本书拟以全宋的诗文作为核心资料，期由宋人亲留的笔墨中了解他们所在的园林，造设的成绩，及其在园林内生活的情形，进而了解宋代在中国造园艺术的发展历史上所居的地位，及其园林活动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然而，诗文作为一种抒情表意的艺术形式，诚挚真实的情感自是可信的。但当诗文已普遍成为社会上广行的应制酬酢工具时，在人情、声誉及利害的顾全下，难免有流于矫情歌颂、浮夸不衷者，此为引用诗文之危险。但由其形式化、僵硬化的歌颂内容，足以彰显当时世人生活的风尚和心态。因此，若能善加观察辨析并推绎，诗文应是了解宋人园林艺术理念、园林生活形态与意义的直接且重要的资料。
在中国的台湾岛上没有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北方与江南园林可资参证，但是尚有如板桥林家花园之类的岭南园林可亲临。岭南园林虽较窄小精致，但诸多布局手法及原则均与江南、北方的园林相通，置身其中依然可以感受亲近山水、自成一方天地及与自然交流的喜悦。此外，如溪头、太平山之类的山林胜境，寄宿于林间木屋，休憩于山腰亭台，也可以略领山居丘园的悠游之乐，并会心于深林里光影交错洒落的幽邃秘静及光影悠悠漫漫移转的出世时间感。又游走南横，在垭口山庄长坐石上静听流泉松涛、默看青山浮云，在利稻山庄俯视山谷平台上的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庄。兴至太鲁阁溪谷，蹲踞石滩上，仰看上流的泉水咽咽滚过白滩，翻腾为雪浪皑皑……这些山林经验也都有助于对文人吟咏诗文的情境深切细致地了解和领悟。
因此，本书即以宋代诗文为主要依据，通过对诗文整理、解读和分析，证以其他史籍地志、笔记丛谈的记述，加以亲身的山居园游体验，来探讨宋代的园林艺术成就以及园林生活内容和文化意涵。
至于全宋诗文，因为截至笔者收集、整理资料为止，《全宋诗》只出版至第十五册，其未出版的部分则从《四库全书》的宋代集部去采录。至于文的部分，则全由《四库全书》采录。特此说明。
在引用资料时，凡出自《全宋诗》者，均在书后标明卷数；凡出自《四库》者，均加注标明册数，唯同一节重复出现者不复加注。
对于资料的处理，首先是翻检并引录出与园林相关的部分，做成资料卡。其次是仔细反复地研读，解构这些资料。在这个阶段，一些宋代园林的重要问题已一一显现，待进一步解析、整理，则其重要的问题意涵与结构便越趋有秩序地建立。而就符号的解析而言，大抵笔记丛谈与方志的说明性文字已十分明显地展露出当时的园林境况与活动实况。而诗文则可由其写景句及静态意象的呈现，析论出其园林造景的概况和理念；可由其叙事句及动态意象的呈现，析论出其园林生活的内容特色与生活态度；由其抒情写意的句子和意境的呈现，可析论出其追求的园林意趣和蕴含的文化意义。
至于本书的结构，第一章乃是时代大环境的呈现，是最基本的底色与背景。第二章以当时几个著名的大型园林为例，说明宋代园林所提供的广泛且普及的游赏机会，并条列著名人物拥园情形，以显现宋代园林的众多与宋人园林经验的频繁普遍。第三章则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写出宋代园林的山水美感与造园理念。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说明宋代造园与宋人游园的创新特色。这两章均省略与唐人相同的部分，只论及创新部分，以避免诸多与笔者《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雷同复沓之处。第六章则总结讨论宋人园林的文化意涵。而最后有“余论”，特别用以比较唐宋两代园林及园林生活的异同，借以彰显出宋代造园与园林生活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承先启后情形，明确宋代在园林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