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人才选拔相关联，具现实功利性

（一）文学教育与人才选拔

对历代官方教育来说，“化民成俗”即传播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一种理想的根本目标，而现实的直接目的是培养政治人才，前者需要长期的努力，后者则立竿见影。历代王朝一旦建立，统治者总要下令兴学，往往目的很明确，就是培育国家所急需的各种人才，其中最核心的是政治人才。

中国传统的教育中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求学可以作为进身之阶，这一点也给文学教育打上了功利的烙印。在以文学选士未制度化时，因个别权势者的个人爱好，已经有了凭借文学仕进的范例，如司马相如凭借《子虚赋》《上林赋》受汉武帝赏识而为郎。光和元年（178年）东汉灵帝刘宏甚至在洛阳创办鸿都门学，进行书法、绘画、辞赋、尺牍方面的教学。可以说这是一所专门研究文学艺术的学校。据《后汉书·蔡邕列传》：“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这些诸生多出身不高，凭借书画辞赋竟然可以担任要职，挑战了以经学选士的制度，也触犯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所以鸿都门学遭到了激烈反对。

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经吏部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诏令进士科加试杂文二首。赵翼《陔余丛考》认为此为“进士试诗赋之始”。（此说有争议。傅璇琮先生认为杂文最初不包括诗赋，后渐为赋或诗，杂文专试诗赋已是开元、天宝之际。）诗赋取士使文学教育与人才选拔直接关联，刺激了文学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文学教育笼罩上浓厚的功利色彩。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论科举：

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嚣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古之贤良方正，岂有如此者乎！

专为应试而学习诗文，导致只读诵当代的诗，只钻研几种文集，士人不读经史，偏离了儒家培养君子的根本教育目标。加上唐代科举不糊名，导致行卷之风盛行，士子纷纷投刺干谒权贵，杨绾从儒家的修身立德原则出发，目为士风颓败。但是，根据程千帆先生的研究，诗赋取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卷现象，事实上有助于唐代诗歌的繁荣；对古文运动也起了促成作用；至于小说更是如此——“唐代进士以传奇小说行卷，确曾对这种新兴文学样式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虽然科举考试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种种弊端，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向来被诟病为钳制思想之举，但是科举制对文学教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唐代以来的诗赋取士制度，最大的贡献是促成了重视文学的传统。自达官贵人，到山野村夫，无不视写诗撰文为正业。“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文学教育从童蒙就开始，这无疑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营造了文学创作、传播和教育的良好氛围。文学创作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高雅行为，文学也由此成为士大夫阶层日常交际的重要凭借。因科举制度而造成较为普遍的文学教育，使底层士人不但可以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也获得了进入士大夫阶层的社交手段。而文学教育的发达，又使下层百姓也有看戏听曲的机会，文学的社会教育借此得以开展。这样，在社会各阶层的文学接受中，文学的认知、交际、审美、娱乐等方面的功能都得以呈现。

（二）批判与反动

文学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自诞生之日起，批评的声音就如影随形，伴随在这一制度由发展到衰落的整个历程中。

唐代刘峣上书称：“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赵匡《举选议》称：“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防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思。”

南宋赵汝愚奏称：“中兴以来，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兢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

明代将成化年间形成的八股文固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体。随着科举考试制度日益僵化，流弊日深，引发了更猛烈的抨击。

王世贞《与陈户部晦伯书》称：“甫离龀即从事学官，顾其所习，仅科举章程之业，一旦取甲第，遂厌弃其事。至鸣玉登金、据木天藜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经史外，不复知有何书，所载为何物，语令人愦愦气塞。”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对八股取士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顾炎武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他描述当时的情形：士人从幼时起便只知道诵读几十篇时文，略加改变拿来考取功名，对于儒家经典以及先儒注疏、前代的史书，则完全不读。他认为这种取士制度败坏了人才，导致士人、官吏、兵将都不能称职，无法抵御内贼外侮。由此他提出：“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颜元也持类似的观点，抨击“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八股之害，甚于焚坑”。

可以说，清末对八股文以及科举制度猛烈批判，最终废科举兴新式学堂，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最后爆发。分析上述言论，批评的焦点有二：

一是专注于科举，舍本逐末，有害于儒家之道的推行。这些理论大多站在维护儒学的立场上，认为专心于诗赋，无助于德行器识。士人重视举业则只顾记诵考试所需的一两部经书，甚至只钻研应试范本，儒家的经典无人肯读，导致传统的“大学之道”失落，教育的功利化导致明人伦修德行的根本目标被忽视。衡量“才艺”与“德行”，本来应该以后者为重，而这种考试却实际造成了士人重艺轻德的风气。

二是无益于实际。传统的官学长期以来以经学为主，专科教育（如律学、算学、医学等）为辅，本就有不切实际之处。科举中的文学取士，又加重了这一倾向。仅就“艺”的层面讲，在诗赋八股方面有才能，是否就意味着有治国安邦之才，这是要打个问号的。科举制度的直接目的是选拔人才。而这种考试方式，导致所考的内容和未来从事的工作相距很远。故此，顾炎武认为这种制度导致国家没有可用之才，主张士人应该把时间花在“经史”和“当世之务”上，这样才能培养国家所需的“通达治体之士”。

再退一步讲，哪怕不考虑文学之士是否能治国安邦，科举考试能否让文学上的英俊之才脱颖而出，也值得怀疑。这种事例俯拾即是。明代归有光虽为时文大家，早已名满天下，很多人慕名前来求教，“学徒常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却参加会试八次不中，第九次终于才中了个三甲进士。

如果站在文学教育的立场看，考试内容的僵化，也无助于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有僵化必有反动。如唐代韩愈对当时骈俪文风盛行，连科考都“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不满，进而倡导古文运动。宋代欧阳修打击“太学体”，发起诗文革新运动。八股取士以来又有“时文”与“古文”之争。“时文”作为以应考为目标的制艺，因其急功近利，常常为人诟病。明代唐顺之、茅坤等人以古文为时文，清代桐城派试图证明八股时文的价值，都是想要弥合二者分歧的努力。

面对科举的弊病，甚至有的教育机构完全放弃应试教学。清代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最为典型。面对“专尚制艺”，“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的情况，两书院“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阮元自称“生平最怕八股，闻人苦读声谓之为唱文，心甚薄之。故不能以此教子弟”，故此两书院在教学中完全摒弃八股文和试帖诗，推崇古体诗词文赋。两书院采用讨论式的教育方式，以刻印佳作、发放膏火即奖学金的形式来激励学生，为时人所重，成为后来讲求实学的书院模仿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