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伦理教育为核心，具政治指向性
（一）政治教化功能
伦理教育是中国历代官方教育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由此也具有鲜明的伦理指向性。郭英德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目标上具有政治指向性和伦理指向性，教育内容具有内涵包容性和外延宽泛性，教育方法具有教法多样性和学习自主性。
教育必定会传递一种群体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常常呈现为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往往是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例如儒家的德政民本思想、道家的无为自然思想等。这些都有两个层面：一是以何种思想治国，二是个体在社会中应遵循何种规范。
官方的教育是自上而下的宣教，关键点在于“教而化之”，将治国思想贯彻，将社会规范宣讲而使百姓信服遵守。《礼记·学记》称：“发虑宪，求善良，足以
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强调统治者一定要采用教育的方式才能“化民成俗”。再如《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其淫，一道德以同俗。”“六礼”是婚丧祭祀方面的规定，“七教”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以及宾客，“八政”是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如衣服、度、量、数之类。前两者都跟伦理道德密切相关。西周推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秦代以法为教，汉代独尊儒术后推行经学教育，隋唐确立了以经学为重要考察内容的科举制度，宋代理学兴起，明清倡导理学、八股取士，纵观历代文教政策，无不以明人伦、厚风俗为旨归。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巩固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也就是“建国君民”。甚至连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兴起与百家争鸣、魏晋六朝时期的玄学盛行，也大多围绕着社会政治及伦理道德相关层面展开议论。
在这种背景下，古代的文学教育从属于道德伦理政治教化。文学作品从书写到教育，都带有强烈的教化色彩。统治阶层重视文学，是认识到这些作品对民风的巨大影响力。例如明初朱元璋认为《琵琶记》中“子孝妻贤”的内容有益于风化而大加赞赏，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催生了以邱濬《五伦全备记》为代表的一些宣扬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观念的戏剧作品，当时在文学作品评判标准上也出现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说法。这正说明当政者试图以文学作品为工具，收到政治教化的良好效果。再如明代刘宗周《人谱类记》记载：
梨园唱剧，至今日而滥觞极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废，但其中所演传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从此设法立教，则虽无益之事，亦未必非转移风俗之一机也。先辈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乐章也。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励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已，旁观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更倍。”
刘宗周强调了戏剧的邪正之分，引陶石梁之语来说明演戏能够以情动人，以之宣扬伦理道德功效甚大，所以主张主政者应该以戏曲设教，以“转移风俗”。可见这种以文学助教化的观点在传统社会中被普遍认可，无论朝野，观点都是一致的。
（二）修身之用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相对于官方教育中教化百姓的宏大目标，私学和家庭教育中，文学教育则往往与具体的修身相关联。文学作为教育手段，最终目的在于养成伦理型理想人格。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以培养君子为目标的教育，要求学生“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蔡元培概括说：“孔子所举，以为实行种种道德之模范者，恒谓之君子，或谓之士。”而士的培养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汉包咸注解“兴于诗”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孔子把《诗经》看作修身的起点。孔子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因为《诗经》能助人学到许多社会交往所需的知识。孔子还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知《诗经》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服务于儒家的道德教育体系，承担兴发情志、考察风俗、辅助交际、批判社会等功能。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这一理论自然影响深远。《诗经》的修身之用，也几成定论。如宋代朱熹即认为读《诗经》可使得“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在私学和家庭教育中，因其非官方性，有时指导思想和官方宣扬的政治意识有所疏离，用意不在于移风易俗，而对于修身的重视却并无二致。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是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讲论文章的目的是修身利行。再如明代王阳明《传习录》云：“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王阳明批驳时人瞧不起歌诗的陋见，认为纯粹记诵词章式的学习对于修身无用，而教授歌诗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则和学礼、读书一样，可以培养受教育者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