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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趣谈
第一次领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恰似一切都沐浴在春风之中，周遭一片葱茏。我们一行六人——领队柯刚、翻译陈涓（苏联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伟大的公民》、《乡村女教师》、《第四十一》等片的翻译）、导演寇加弼（也是以上影片的译制导演）、演员姚念贻、胡庆汉和我——喜滋滋地登上了去北京的特快列车，去参加文化部为表彰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优秀电影工作者而召开的授奖大会；同时也作为当然的代表，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成立大会。除了柯刚（她是我们当年的厂长），我们都是被评选出来的优秀电影工作者。那时我和胡庆汉刚满三十岁，姚念贻稍大一点，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踏入电影界的年轻一代，能有这样的荣幸去参加如此隆重的大会，真有说不出的喜悦。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那也是我们生命中的春天。
赵丹教我玩扑克
在去北京的卧铺车厢里，姚念贻和我恰巧跟赵丹睡对面铺。赵丹带了一副扑克牌，可凑不齐四个人，他跟我说：“小丫头子，你来和我打对家吧。”可我那时从来没玩过扑克，一点儿也不会。他说：“没关系，我来教你，一学就会了。”他一面明着教我，一面暗中挤眉弄眼地用眼色指挥我出牌。不料被在一边认真观战的姚念贻发现了，她大叫起来：“哈，他们作弊，我看见赵丹向苏秀眨眼睛了。”她这一喊，我们的“阴谋”败露，几个人一齐开怀大笑起来。
赵丹是名扬海内外的大演员，解放前就已经是大明星了，可他没有架子，一点儿也不像个大演员，倒像个最最普通的调皮而亲切的大哥哥。
在北京期间，我们从旅馆坐大巴去开会，那时赵丹的妻子黄宗英刚怀头一个孩子。他们一上车，赵丹就喊：“快让个座，孕妇上来了。”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弄得黄宗英非常尴尬，骂他“十三点”，可他愿意逗大家开心。
还记得“四人帮”刚倒台不久，我和邱岳峰、赵慎之在我们演员休息室教乔榛、刘广宁、程晓桦等人跳交谊舞。赵丹来了，他穿了一件对襟的中式棉袄，一双中式家做的棉鞋，就这身打扮，也立刻兴致勃勃地跟我们一起跳了起来。
如今，距一九五七年已经四十多年了。赵丹和姚念贻早已离开了人世，我已记不得那次在火车里一块玩牌的其他人，但赵丹那神采飞扬的样子和我们大家一齐开怀大笑的声音，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又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生活的顶峰
在北京开会期间，下榻的旅馆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那是我们第一次住进房间里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卫生间二十四小时有热水供应的高级宾馆。
一天晚上，熄灯很久了，我们都还没有睡着。姚念贻忽然跟我说：“你不觉得吗？这恐怕是我们生活中的顶峰了。”当时我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照我想，我们的生活、事业才刚刚开始，今后只要努力工作，前途正未可限量呢。可我没说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幸被她言中了。
她于一九五八年因医疗事故死于难产，她的预言是不折不扣地在她自己身上应验了。至于我，在那以后的二十年中也由于不停地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反右、下放劳动、四清、“文化大革命”……把大好时光差不多都消磨在非业务性的折腾中了。待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已是疾病缠身，年过半百，恰似一抹西下的夕阳，尽管看上去还有一片红光，可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就会坠落下去，完全黯淡了。因此，她的预言，在我身上也可以说应验了。
毛主席接见
开会以来，大家一直在猜测，在盼望，毛主席会不会接见我们。
终于，有一天，会议的组织者通知大家，明天大家不要请假外出，穿得整齐一点，有重要活动。大家心里都明白，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
第二天，几辆大巴一直把我们送进中南海的一个院落。院中摆着一排长凳和几排阶梯式的踏脚板，看来，主席是预备跟大家合影留念了。我们按规定排好队，站在长凳后面。长凳是给首长们和电影界知名人士坐的。这次被接见的人当中，除了来领奖和参加中国影协成立大会的人之外，还有全国的优秀放映员。
我们站好后，有人宣布了几条规定：“主席来了，大家站在原地不许走动，不许叫喊，也不许主动与主席握手。为了表达对主席的热爱，可以鼓掌。”
毛主席终于在很多中央首长的陪同下出现了，他在远处站了下来，把王人美（三十年代影星、《渔光曲》主角）叫了过去。我们听不见毛主席跟她说了些什么，只见她歪着头，满脸喜悦，像个孩子一样幸福地笑着。后来，毛主席走了过来，和我们站在第一排的人一一握了手。他和你握手时，只把手伸给你，并不主动握你的手，眼睛也不看你。
随后，他坐下来和大家照了相，那是一张用摇镜头拍的很长的照片，上面有总理、彭真等很多党政领导，还有电影界的很多领导以及白杨、舒绣文、赵丹等前辈。
这张照片，我曾挂在厅里。“文化大革命”来了，彭真、夏衍等人都被打倒，我自己也被审查，我就把它摘了下来。去年搬家，无意中把它翻了出来。它已泛黄，上面还有好几个洞，但是那上面，不但有我们电影界的老领导，还有那么多的同事和前辈，我倒舍不得丢了。就放在抽屉里，留个纪念吧。
周总理的招待会
总理开舞会招待电影界人士，我们译制厂的几个人围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周围，静静地欣赏着节目，欣赏着总理和白杨、夏梦（香港影星）等人跳舞。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总理由影协的一位工作人员陪同特意来到了我们面前。他神采飞扬，满面微笑地和大家握了手，又非常认真地听影协那位同志把我们逐一介绍给他，好像要把每个人的名字都牢牢记住似的。当介绍到寇加弼的时候，总理像遇到老朋友似的高兴地说：“我记得你，我在重庆时看过你演的戏，你不是在《棠棣之花》里演瞎子老头的吗？”真没想到，寇加弼在抗战时演的戏，十几年后总理居然还记得。有那么多国家大事要操心的总理，竟然还记得他这么一个普通的演员，也许这就是周恩来的魅力所在吧。难怪总理逝世的时候，十里长街那么多的老百姓为他送行。(1)总理曾提倡在译制片片头放上配音演员头像，不知为什么始终未能实现。
(1) 二〇〇五年，我的书出版，恰巧施融回上海探亲，他说：“总理未见得真的还记得寇加弼，可能是事先做了功课。”但我觉得即使是他事先做的功课，也还是让人感到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