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校勘述例[1]
一、叙说
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不能不利用古书，而我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浩如烟海，时代早的书几经传写或刻板，都不免出现一些错误，或篇简错乱，或字有讹夺，读起来难以理解，因此不能不进行校勘。
校勘的知识，对利用古书的人是必要的，对从事整理古籍的人来说，尤为切要。所以研究校勘古书的方法也就成为一门专门之学，即校勘学。“校”是比对异同的意思，“勘”是审核订正的意思。“校勘”就是以两者互相校核，发现异同，而正其讹误。校勘学也称为校雠学。“雠”是相比对的意思。校雠古书，著为定本，远自汉代刘向、刘歆开始。历代官府都设有校书之官，私人藏书也多手自校雠，如梁代的任昉、宋代的贺铸，史传都有记载。但发展成为一门专科的学问则时代很晚。校勘学是随着版本学之兴起而建立起来的。
古书在唐代以前都是写本。晚唐以后雕版盛行，一般书籍都有了刻本，刻本一出，得书容易，好的古写本也就逐渐散失。书籍有刻本，固然便于流传，但是刻书所根据的底本是否为足本、善本，刻板的时候曾否跟别本校对过，有无错字等等，都是问题。宋代刻书者多，同一种书每有不同的刻本，卷数多寡或有不同，板刻也有精粗美恶之分。官刻本或家刻本经过用心校对，一般来说错字较少；书坊所刻，为急于谋利，往往校订不精；而且书籍屡经翻刻，手民传录不慎，也能出现错误。所以从南宋开始学者已重视版本文字的校勘，如岳珂刻九经三传曾广聚众本，订正纰缪（见所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所刻“相台五经”最为知名。
元代所刻的书也有不少胜于宋刻的，但种类不及宋刻之多。到了明代，宋元刻本流传日稀，于是传刻古书颇为盛行。惟明人遇不懂处每每以意校改，反多讹误。刻本不同，文字也大有出入。因此，读书不能不讲求版本。明清两代藏书家多，如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黄丕烈士礼居、黄虞稷千顷堂、吴骞拜经楼等，家家竞购宋元旧本，风靡一时，版本之学由是而兴。书籍既然讲究版本，就离不开校雠以判断文字的是非，因此校勘学随着版本学的建立逐渐发展为一门有理论、有方法的学问。
校勘古籍盛于清朝乾嘉之际。成就最多、考校最精的当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氏的《读书杂志》是很重要的一部书。在他以后，俞樾著有《古书疑义举例》和《诸子平议》，孙诒让著有《札迻》，都续有发明。这些都是从事整理古书和校勘古书的人所当留意的书。
校勘古书所需要的一般知识是相当广泛的：一方面要有关于古书的书籍知识，如古书的体制、古书的传写、古书的板刻以及有关书籍目录的知识；另一方面要有文字、音韵、训诂的基本知识，包括文字的假借、字体的流变、古今声韵的通转、词义的引申等等。除此之外，对古代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之类也须要有所了解，并能运用不同种类的工具书，以解决书本上所出现的问题。然而各门学科又自有其专门知识，校某一类书，就要有某方面的专门知识，自不待言。这里仅就如何推寻书中文句的讹误以及如何进行校订发凡起例，撮举其要，加以说明，其他则略而不论。
二、古书讹误举例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二十二》中曾就《淮南子》一书所出现的错误情况列举出六十四项，并举例加以说明。现在就主要的现象，约举十条，并略举例，以便参证。例子也多采自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诸子平议》及《古书疑义举例》。为行文方便起见，不烦详注。
（一）篇简错乱
篇章简策的错乱通称为“错简”。错简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篇之内段落文句错，一种是这一篇错入另一篇，例如1973年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有两种写本，跟今本颇有不同，今本第二十四章“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云云，两种帛书均在第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正”）和第二十三章（“稀言自然，故飘风不崇朝，骤雨不崇日”）之前，今本盖传写失次。
又如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管子》一些残简，其中一部分与今本《七法》一篇对校，文字大不相同，例如今本“为兵之数”有以下几句：
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
今本“选陈（阵）”又说：
故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有雷电之战，故能独行而无敌矣……
可是竹书《管子》这两部分是连在一起的，文字作：
动如雷神（电），起如蜚（飞）鸟，往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能禁止。有风雨之疾，则不
（难）远道；有蜚（飞）鸟之起，则□□山河；有雷神（电）之威，则能独制而无適（敵）……
这些文句的层次很顺，今本因简册错乱而传录有误。
（二）字形相近致误
《管子·九守》：“脩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脩”当为“循”字之误。“循”唐人写书多作“
”，因讹为“脩”。“脩”同“修”。
《管子·乘马》：“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王引之说：“‘樊’当为‘楚’，字形相近而误。楚，荆也。楚棘杂处，谓荆棘丛生也。”
《韩非子·十过》：“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王念孙谓“染”当作“漆”，俗书“漆”字作“柒”，因讹而为“染”。《说苑·反质》正作“漆”。
（三）文字有增衍
传写增多出来的字，通称为“衍文”，例如：
《管子·事语》“彼壤狭而欲舉與大国争者”，“舉”字因跟“與”字形近而传写误衍。
《韩非子·诡使》“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俞樾谓“池”为“地”字之误。“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广”相对成文，不当有“城”字，“城”即由“成”字而误衍。
《吕氏春秋·当染》“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这里下句的“故”字，涉上句而误衍。
（四）文字重叠出，不符原意
《管子·乘马》：“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正不正则官不理。”“正不正”文义不通，上“正”字显然是书写重复，原文当是“不正，则官不理”。
《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此处“其里”二字叠见。“病心而矉其里”与“捧心而矉其里”的“其里”二字传写误重，当删。“矉”是蹙额的意思，字亦作“嚬”。它是个自动词，后面不能带宾语。《太平御览》卷三九二、七四一引并不重上面两处“其里”二字。唐写本上一“其里”二字亦不重出。足证当删。
（五）两字合为一字，或一字分为两字
《战国策·赵策》：“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案此据姚宏本，鲍彪本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史记·赵世家》同。《汉书·古今人表》也作“左师触龙”。姚本合“龙、言”二字为一字。
贾谊《新书·过秦论中》“故先王者见终始之变”，“者见”二字当是“覩”字之误，“覩”字误分为二，遂错为“者见”二字。
（六）字词有窜改
《老子》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案《老子》帛书甲乙两本此三句作“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名之曰夷”。朱德熙先生说：“搏”亦作“摶”。按《说文》“捪，抚也，摹也”“夷，平也”。盖“捪”讹为“搏、摶”，与夷义不相应，遂改“夷”为“微”，而将“视之不见”句之“微”改为“夷”。今案朱说极是，今本文字有误。
《孙子·九地》：“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案“霸王之兵”银雀山汉墓竹简《孔子》作“王霸之兵”。“王霸”屡见于古书，《孟子·滕文公》云：“大则以王，小则以霸。”《荀子》也有《王霸篇》。王霸之业为古之常言，今本《孔子》作“霸王之兵”当为后人所窜改。
（七）字句有脱漏
《荀子·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书·洪范》唐孔颖达正义引此下有“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二句，“直、黑”二字为韵，王念孙以为今本脱，当补。
《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条：“时太原王（尔朱荣）位极心骄，功高意侈，与夺臧否肆意。”“与夺”下脱漏“任情”二字。见《魏书·孝庄纪》。
（八）文句之间有颠倒错乱
《老子》第十四章“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汉代帛书《老子》乙本作“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唐广明元年焦山道德经幢作“随之不见其后，迎之不见其首”，与帛书合，今本误倒。
《荀子·非相》：“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王念孙谓：“分别”当在下句，“譬称”当在上句，譬称所以晓人，故曰譬称以喻之。分别所以明理，故曰分别以明之。《韩诗外传》及《说苑·善说》引此并作“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
（九）注文误入正文，或正文误为注文
《韩非子·难三》：“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则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这里是就郑国子产而说的，与君臣无关。今本“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和“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两句俞樾以为应是旧注，传写误入正文。
《淮南子·道应》：田鸠“往见楚王，楚王甚说之，予以节，使于秦。至，因见惠王而说之。”今本“因见”下有“予之将军之节”六字当是高诱解“予以节”所加的注文。今窜入正文，义不可通。
《淮南子·说林》：“粟得水湿而热，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阴阳相薄，自然之势。”今传本“自然之势”四字误作注文，使原文偏奇不全。当改正。
（十）写书旁记之字误入正文
《管子·立政》：“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案“而民自尽竭”原文当是“而民自尽”。“竭”是竭尽其力的意思，应是写者在字旁所注义训，后人不察，致误入正文。《鹖冠子·天则》云：“未令而知其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务，而民自尽，此化之期也。”文义与《管子》正同，可证今本《管子》“尽”下不应有“竭”字。
《晏子·内篇问下》：“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清卢文弨《群书拾补》云：“案今《诗》作‘景行行止’，而古来所引每作‘行之’……此书必本作‘行之’，后人以《诗》‘止’字注其旁，遂误入正文耳。”王念孙又据《淮南子·说山》谓“其”字上脱“鄉（嚮）”字。
古书中出现的讹误情况很多，以上仅就其常见的列举十条，学者如能掌握其中一些规律，对古书中文字上的讹误就比较容易辨识，并能加以校订。
三、校勘古籍的方法
要校书首先要读书。要了解原书的体例和思想内容以及语言的风格、辞例、文例等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很好地从事校勘，善于辨别文辞上有无错误。
校书还要知道古书中常见的避讳字。避讳从汉代已经开始，《老子》帛书乙本已避刘邦讳，以“国”字代“邦”字。后世避讳日繁，唐人写书遇到“世”字改为“代”，“民”字改为“人”，“治”字改为“理”；宋代则“匡”改为“刊”，“恒”改为“常”，诸如此类，不烦枚举。这类的避讳字有时对文义妨害不大，有时就会涉及到意义，如清人刻书，“玄”字避康熙帝讳改写为“元”，就要注意了。关于避讳，可看陈援庵（垣）先生的《史讳举例》一书。
校勘古书，一般总是先从不同的版本校对入手。今日我们所读的古书几乎都是清代的刻本，明代的刻本已不多见。有的书以前只有一种刻本，有的就有几种刻本。有几种刻本的，时代又有先有后，所根据的底本未必相同。同一书屡经翻刻，翻刻时也许有所校改，有的改得对，有的改得不对。要校书就不能不多聚众本，寻求足本、善本，校其异同。
古本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有古本就可以解决不少字句上的问题，如《老子》第二章“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数句，帛书甲乙本均作“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倾”字作“盈”，义更明豁，胜于今本。又第十章“爱民治国，能无以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以为乎”数句，帛书乙本作“爱民活国，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案《淮南子·道应》云：“老子曰：明白四达，能无以知乎。”文字与帛书相合，今本作“能无以为乎”误，当依帛书改正（上句“能毋以知乎”的“知”字当依唐景龙碑作“为”）。由此足见古本之可贵。至于敦煌石室所出的唐写本古籍，数量较多，虽然也不免有错字，然远胜于宋以后的刻本。我们应当尽量利用古本来刊正今本。
利用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校对异同，这是校勘古书的第一步。利用版本校勘不仅可以了解各本的优劣，而且可以辨别各本之间的关系，推寻源委，分别主次，知所去取，例如《荀子》一书有宋刻杨倞注本和元刻纂图互注本，明嘉靖间有顾氏（春）世德堂所刻六子本，各本文字互有不同。然经过校勘，知道顾刻本实与元刻本为一系统，因而可以从纷挐中有所侧重，避免骛乱。
校书本身也是一个读书的过程，有时只凭版本校勘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有些古书只有一种刻本，或者各刻本的错误相同，难以判断正误，那就必须利用其他方法进行订正。在版本校勘之外更重要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种：
一种是根据本书的体例，本书的上下文义、辞例以及前后篇章中相同或相近的文句反复寻按，对照比勘。这种方法就是以本书校本书的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单凭本书尚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于本书之外利用其他书籍所引文字或其他与本书相关的材料比对异同，以考订今本的是非，决定去取。这种方法就是用他书对校的方法。
现在就上述两种方法分项举例，加以说明。
（一）用本书文句订正本书
古书一篇之内文义相承，用词往往一样，同一文句，有时数篇共见，可以比对参照，校正讹误。一部史书，史实相同，不同传记，文字歧出，也可以互校。宋吴缜《新唐书纠谬》、清汪辉祖《元史本证》即是其例。今以子书为例：
《管子·八观》：“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这里“天下”当是“天财”之误。《立政》云“天财之所出”、《国蓄》云“天财之所殖”意思相近，依上下文义足证“天下”二字有误。
《管子·七臣七主》：“彼时有春秋，岁有赈凶，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赈凶，故民有義不足。”案“義”当作“羡”，形近而误。“羡”是多余的意思。“羡”与“不足”为对文。“羡不足”又见《国蓄》和《轻重己》两篇。
（二）参考注文刊定正文
古书的注解在解说原文文义的时候经常联系到原文的词句，如原句有误，可以根据注文加以校正，例如：
《管子·侈靡》：“夫运谋者，天地之虚满也；合离也，春秋冬夏之胜也。”案依文义“胜”上当有“相”字。尹注云：“若无春秋冬夏之变，则不能相胜而成岁。”可证尹所据本原有“相”字。
《管子·心术》：“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这里“羽”字误衍。“使尽其力”与“使弊其翼”文例相同。尹注云：“能走者，马也；能飞者，鸟也。今不任鸟马之飞走，而欲以人代之，虽尽力弊翼，而终竟不能尽。”据此可证“羽”为衍文。
（三）根据文义和文例订正谬误
校勘古书，从文义和文例上推究原文是否有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看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也看自己读书是否细心。清代校勘家于古人文字擘析精微，未见古本而所校往往与今日所见古本暗合，例如：
《庄子·天道》：“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恒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君”字依上文当作“公”。《北堂书钞》卷一○○引“君”正作“公”。
《淮南子·人间》：“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武舍仁而后佞。”“武”即“士”。“后佞”字有误，当是“从佞”。“从、后”二字形近而讹。
白居易《琵琶行》：“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难。”“难”或作“滩”，与“滑”不相类。水下难，段玉裁谓当是“冰下难”，若作“水下难”，义不可通。
（四）根据文辞押韵考订谬误
先秦古书中一篇之内经常有韵语，目的是便于记诵。但有时依例当属押韵字，而读来并不谐和，那很可能是文字有误，应根据古时韵部进行寻按，加以订正，例如：
《管子·明法解》：“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聽。”案“服德”当是“服聽”之误。“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聽”与下文“法政出于臣，则民不聽”文义正相应。“敬”与“聽”押韵，作“德”则音义都不合。
《荀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这一段义理精微而且语句精练的韵语都是两句一换韵的，惟有“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的“思”与“制”不叶。案古韵“思”为之部字，“制”为祭部字，韵不同部。唐杨倞注云：“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丰富，孰与使物畜积而我裁制之也。”然则“制”字当是“裁”字之误。“裁”与“思”同属古韵之部。今本作“制”，乃传写之误。
《淮南子·兵略》：“天化育而无形象，地生长而无计量，浑浑沉沉，孰知其藏。”这几句是韵语，惟“沉”字不押韵。王念孙校正为“沆”字，则“沆”与“象量藏”三字叶韵。
（五）根据其他书籍所引改正今本之误
校勘古书，除了用本书证本书以外，还可以利用别的古书引用本书的文句对校，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二种方法了，如用《韩非子·解老》《淮南子·道应》可以校今本《老子》，即是一例。
为校订古书可以利用的古籍很多，同时也随所校古书的内容性质而异。其包容广、引书多的可分四类：（1）汇抄，（2）古籍旧注，（3）类书，（4）总汇。
汇抄是就某一方面的书杂抄为一集的，如唐魏征《群书治要》、马总《意林》，对校子部书都是有用的。古籍旧注引书极多的莫过于史书的旧注和唐李善的《文选注》。类书是分别事类采录前代的著述编排而成的，性质近于百科全书。自天文、地理、历史文化以至动物、植物，包括很广，集录的书籍也最多，如唐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的《初学记》，宋李昉等所编的《太平御览》等都是常用的类书。不过，类书的引文只相当一种版本。类书本身几经传刻，版本不同，也难免有误。因此，有了类书的引文，还要参证本书的文义来断定取舍。总汇是专就某一方面不同时代的著作分类编纂成为一书，如宋代的《册府元龟》集录的是史书传记，《太平广记》集录的都是前代的小说，对专门校某一类的书是很有用的。
根据他书所引以与今本对校，比用同书的不同版本对校，得益更多。今本从宋元刻本而来，又辗转翻刻，往往以讹传讹，终不及前代书中所引为得其实，例如：
《管子·小匡》：“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愿请之，以戮群臣。”案下文云：“愿生得之，以徇于国，为群臣僇。”《左传·庄公九年》正义引“戮”下有“于”字是也。今本脱。
《管子·形势解》：“使人有礼，遇人有理。”《群书治要》引此作“使人有理，遇人有礼”。今本“礼、理”二字误倒。
《晏子·谏上》：“景公将观于淄上，与晏子闲立。”这里说的是齐景公同晏子在淄水岸上闲立，说“将”则时间与文义不合。案《群书治要》和《太平御览》卷四二八所引都无“将”字，可证“将”为衍文。
《史记·李斯列传》：“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案“由”与“犹”同，“骚”与“埽”同。《太平御览》卷四六一引此文“由灶上骚除”作“如老妪灶上扫除”，“灶”字上有“老妪”二字。王念孙云：“索隐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妇埽除灶上之不净，不足为难。据此则正文内有‘老妪’二字明矣。”
（六）取其他书籍相同或相近的资料或文句对校
古代书籍叙事载言每每更相祖述，时代相同或相近的古书里论述相同或记载相同的文字都可以互勘，校正讹误，例如我们可以据《吕氏春秋》校战国诸子，据《大戴礼》和《史记》《汉书》校贾谊《新书》，据《汉书》校《史记》，据荀悦《汉纪》校《汉书》，据《册府元龟》校《旧唐书》。清代学者利用这种方法校订古书，探微索隐，所得甚多，例如：
《管子·宙合》：“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案《淮南子·泰族》也有相似的话，《泰族》云：“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今本《管子》“绪业”误为“著业”，形近而讹；“多”字下又脱“端”字，以致意思不明。
《荀子·劝学》：“昔者匏巴鼓瑟，而流鱼出听。”《大戴礼·劝学》文字与《荀子》同，而“流鱼”作“沉鱼”。依文义自以作“沉鱼”为是。
以上所举的一些方法都是在版本互校以外的几种方法。前四种方法是以本书校正本书，后两种方法是以他书校正本书。在校勘过程中，要从不同方面去进行，不同的方法也交错为用。实在不能解决的，只可存疑，切不可臆改。前人曾经指出：古书之讹误由于传写摹刻不加校对而失者半，由于臆改而失者半。所以切忌不知而妄作。
校书能否校得好，是否能成为善本，关乎个人的学识与见闻。学力深，见闻广，才能知所去取。清人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由此言之，读书能用心体会是非常重要的。要校书，就必须读书，真积力久，才能充然有得。清人所校的书主要是先秦诸子和一些史籍，很多书都还没有触及。前人要找到善本书很难，而今天我们所有的条件远胜于前代，在校勘古书和整理古书方面一定会有极大的成就。
1979年10月
[1] 前一篇写于1936年，发表于报刊，本篇为前些年的讲稿，两篇可以互相补充，所以并存。1986年5月2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