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校勘古书的方法

古书之难读是人所共喻的。所以难读的缘故，固然有许多是由于今人去古已远，对于古代的语义文法等不易明了使然；但是因为书籍制度的改换，文字形体的变迁，以及后人传写摹刻的校改发生错误以致难读的也很多（见叶德辉《书林清话》、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叙》）。后者之滞碍尤大。我们读书的目的在于通解大义，然而常常因为书中文句有错误，便难以理解。所以要想读通古书，非切实地先校雠一下不可。俞樾说（《札迻序》）：“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是深有体会的。校雠古书，在汉代的学者已经很用心了。到清代成为专门之学，功绩也最伟大，若卢文弨（抱经）、王念孙（怀祖）、俞樾（曲园）、孙诒让（仲容）四人所校书极多。其中方法和态度最审慎的首推王氏。孙诒让《札迻叙》说：

乾嘉大师唯王氏父子郅为精博，凡举一谊，皆确凿不刊，其余诸家，得失间出。

我们现在要讲的校勘方法也就以王氏为正宗。他所用的方法，孙诒让的话说的最扼要。就是：

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参成见。其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錧键。（《札迻叙》）

我现在把他这些话引申举例说明一下：

概括来说，校勘古书的方法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版本的校勘，一种是理性的校勘。

（一）版本的校勘，是完全依据古本旧抄来校正今本的错误。这种方法是最基本的。凡书籍之讹误大半由于传写摹刻的粗疏，所以愈古的版本，错误也就愈少，如宋元旧刻和影抄宋本都是最可宝贵的。自晚明毛氏（晋）汲古阁、钱氏（谦益）绛云楼开了藏书的风气以后，到了清代古书皆荟萃下东南。当时学者注意校雠古书的极多，如何焯、卢文弨、蒋光煦、黄丕烈、顾广圻都是很著名的。他们所校的书极细密，一书各本的异同毕录无遗。间附案语以刊正文字之误，也都非常精到。但是有时崇信古本太过，偏爱宋本，尽以宋本为是，这就不免以此自蔽了。须知书以宋版为善，而“宋版不必不误”（焦循语）。宋刻坊刊本固不论，即官刻本、私宅本也有纰缪，这一点宋朝当代的人就说过，如岳珂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叶梦得的《石林燕语》、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皆有论列。清人王士祯的《居易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也都谈到过。所以我们校书决不能佞宋，同时也不能完全凭依宋本。宋本固不足恃，而唐写本亦不尽都对，例如《荀子·劝学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二句下宋本、今本皆脱“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二句。唐杨倞也没有这两句的注文，可知杨氏所见的本子已同今本了（王念孙依《尚书·洪范》正义引和《史记·三王世家》索隐注补）。所以版本的校勘虽然是最要紧的方法，然而有时还不足用。尤其是读秦、汉以上的书，专据版本是不成的。我们校书不能以版本为终点，当以版本为起点，另外参用别的方法来勘正唐、宋本的讹误，而上求秦、汉古书之旧观。那种方法，就是属于理性的校勘。

（二）理性的校勘是超乎版本的。凡一书各本皆误者，能用理性分辨出来，而且援引实证更正之。所谓实证，不外本证、旁证两类：

1.本证者是就本书中寻求类似的事实，或相同的文例，互相参证。凡前后有矛盾或错误的，都可以据此以订彼。简单说来，就是以本书证本书，例如《荀子·富国篇》：

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

“愉”上当有“不”字。王念孙据本书《王霸篇》“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改定（见《读荀子杂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本证。又如《淮南子·泰族篇》：

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買不豫贾。

王念孙说（见《读淮南子杂志》）：“買字即賈字之误而衍者也。市不豫贾，谓市之鬻物者不高其价以相诳豫。《荀子·儒效篇》作‘鲁之鬻牛马者，不豫贾’；《淮南子·览冥篇》及《史记·循吏传》并云‘市不豫贾’。多一買字则文不成义，且与上句不对矣。”其中所举《淮南子·览冥篇》一证，就是本证。引本证校书是最直接最有力的一种方法。本证不足，则取旁证。

2.旁证者是在本书以外寻求佐证来刊正此书之脱误。旁证又分两类：一类是本书内一件事实、一段文字在同时代或时间相去不远的各书里所论相同，可以援引比证。一类是前人某书或类书里引到本书的可以比勘。二者之中前面的最有力，往往有想不到的收获。这一点完全要凭自己读书的多少了。博学的人可以由这一种书联想到另外一种书，比勘起来很容易有发明，例如《荀子·宥坐篇》：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杨注：“遍与诸生谓水能遍生万物，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

王念孙说：“案‘遍与’上不当有‘大’字，盖涉上文‘大水’而衍。据杨注云‘遍与诸生谓水能遍生万物’，则无‘大’字明矣，《初学记·地部》中引此无‘大’字，《大戴记·劝学篇》《说苑·杂言篇》《家语·三恕篇》并同。”案《大戴记》《说苑》《家语》三部书都是汉魏古籍，据以订正《荀子》文句是很好的旁证。又如《庄子·徐无鬼篇》：

公曰：“鲍叔牙。”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

孙诒让说（见《札迻》）：“案此‘又’当为‘人’，‘不比之人’句断，言不得齿于人也。《列子·力命篇》云：‘小白曰：“鲍叔牙可。”曰：“不可，其为人洁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闻人之过，终不忘。”’《吕氏春秋·贵公篇》：‘管仲曰：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高注云：‘比，方也。’并与此书同，可据以校正。”三书文句大同小异，据《列子》《吕览》足证《庄子》之“又”字为“人”字之误。

前人所引的古书与今本字句不同是常有的事，据之以订今本之失，也是有力的旁证；不过要加以衡量，仅仅据孤证而立说是很危险的。因为前人引书，常有不检原书而凭记忆来写的。更重要的是在雕板以前一书之传本各异，引书者之所据未必即是善本，这是不可疏忽的。

古代的类书传下来的有唐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唐白居易、宋孔传《白孔六帖》，宋李昉《太平御览》。诸书所引古代文籍极多，都是校勘上的资料。但是类书也时有脱误，不可拘滞。以类书所引校勘今本的例，如《淮南子·修务篇》：“又况赢天下之忧，而海内之事者乎？”王念孙说：案“海内”上脱“任”字。《艺文类聚·人部》四（卷二十）、《杂器物部》（卷七十三）、《太平御览》一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足证唐人的传本还没有错。据诸书所引可以补正今本。

另外，还有从文字声音上校正古书的讹误。此法可以说“古已有之”。汉高密郑玄、涿郡高诱都用此法校书。郑氏注经所谓“当为”者就是改正讹字（见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这种方法只限用于校正确切是先秦的古书，否则不可滥用。现在举孙诒让《札迻》里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庄子·人间世》四：“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案術与述古通。《礼记·祭义》“结诸心，形诸色，而術省之”，郑注云：“術当为述，声之误也。”

这一类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本证和旁证两项。清代能够融会贯通的只有王念孙一个人。今不惮繁，再举一个全例作准绳，《荀子·君道篇》：

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欲得善驭速致远者，一日而千里，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

王念孙校此文最精，各种方法全用了。他说：“欲得善驭速致远者，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卢（文弨）从宋本云：俗间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板本）。‘及速’与‘致远’对文。行速则难及，道远则难致，故唯善驭者乃能及速致远，非谓其致远之速也，则不得以‘速致远’连读。‘善驭及速致远’与‘善射射远中微’对文，若无‘及’字则与上文不对，一证也（文例）。《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蠭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与此文同一例，二证也（本证）。《淮南·主术篇》云：‘夫载重则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致远；车轻而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远’，即‘及速致远’，三证也（旁证）。《群书治要》有‘及’字，四证也（旁证）。”由此可悟校书之法。

校书一事，校易而勘难。校要细心，勘要博学明辨。何焯（义门）、卢文弨（抱经）等所校各书极精密，然而案断或欠允当，如《荀子·劝学篇》：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宋本“类”上有“群”字，卢校从之。但王念孙在《读荀子杂志》上说：“宋本作‘群类’者，盖不晓‘类’字之义而以意加‘群’字也。不知‘类’者谓与‘法’相类者也。”这话很对，因为“法、类”在《荀子》中常常对举。又《荀子·修身篇》：

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

顾千里说：“‘穷、顺’二字疑当互错。‘顺君、乱君’对文也，‘而通、而穷’亦对文也。荀子每以‘通’与‘穷’为对文。”这话有误。俞樾（曲园）说：“荀子之意以为事乱君则不顺矣，事穷君则小通矣。然与其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正上文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之意。若从顾校，则全失其旨矣。”由此可知《荀子》本文实在没有错，与下文“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之意正相符合。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知道校书非精审明辨不可。

此外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件事：

第一，要明了本书的义例。知道本书的义例，才能够改正后人窜乱混淆的地方，若戴震（东原）之校勘《水经注》、段玉裁（茂堂）之改正《说文》，都是先发明义例，然后动手校勘，所以成效极大。

第二，要注意古书的用韵。注意古书的用韵，常常可以帮助我们改正两种错误：一种由前后用韵可以看出当协韵而不协韵的字是误字；一种由前后用韵可以剔去忽然窜入不协韵的文句，借此可以推断这些不协韵的文句是错简，或是注文误入正文（详王氏《读淮南子杂志叙》）。

第三，注重古注。我们校勘正文常常可以引据注文的解释作为辅证，如《吕氏春秋·察微篇》：“因歸郈氏之宫，而盗其宅。”孙人和（蜀丞）说（见《吕氏春秋举正》）：“按歸本作侵，与《淮南·人间篇》同。故高注云：侵郈氏宫以益己宅也。”这就是因注文而校勘正文的一个例子。

第四，忌臆改。宋明刻书，往往因为不审文义，或者字不习见，于是任意妄改。古书因是大坏，所以段茂堂说（《经韵楼集》卷八《士礼居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清人刻书这种毛病已经不多，不过有时还不周到，如张士俊校刊《广韵》改易宋本的地方很多，虽然得者十之八九，但依旧有改错了的，反倒不如一依原书刊刻，而别附校勘记为好。所以校书首当从本书相传旧本校起，然后再用理性校勘的方法刊正相沿的谬误。若欲改定原本，自当仍本书之旧（正文、注并同）。遇有刊改，则别加案语，条系其下，令读者自行体味，这才是校雠的正则（详《抱经堂文集》卷第二十《与王怀祖庶常论校正大戴礼记书》）。而校书者又必得“毋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才成（段玉裁《经义杂记序》）。

以上所说都是限于书本上的校勘。现在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晚近出土的古物碑铭，这对于校订经史文集都极有帮助，如周代的铜器款识，汉代的碑刻、木简，后汉的石经，都跟校正经文很有关系。又如六朝的碑文、北魏的墓志、唐宋的碑版，跟校正文史很有关系。利用这种新材料，可以补苴前人之不足，而别有创获。

校勘古书的方法已略具于是。这虽然是一种细密的专门学问，然而却有普及的必要。我们读古书或考订史料无时不需要校雠，知道这种方法固然可以自己应用，同时也可以衡量前人的短长。因此写成此篇，供读古籍者参考。

1936年8月于北大之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