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笑泯恩仇
江宁城外，钟山脚下，住着一位大人物。
十几年前，此人叱咤风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不惜成为所有老臣的敌人，只为了让宋朝有个脱胎换骨的机会，能够挽回一个大国应有的尊严。
如今，这位时代巨轮的掌舵人早已心灰意冷，交出了所有权力。皇帝赐给他的大宅子，他赠了出去，自己只住一间小屋。他每天独来独往，骑着小毛驴到处游玩，驴往哪边走，他就往哪边去。往日的荣耀和恩仇，对他而言，仿佛都成了久远的回忆。
王安石累了。现在的他，完全变了个人。
搞变法的那些年，王安石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家。对他来说，变法的命运比自己的命运重要多了。所以当年在王安石眼里，一切想阻挠、诋毁、破坏、颠覆新法的大臣，都是国家的敌人，他怎能不赶紧将他们逐出朝廷呢？
只有当王安石卸下所有重担，重新拥抱自己的生命，那些愤怒、偏见、仇恨和固执，才会不再蒙蔽他的双眼。
重新看向当年的政敌，王安石看到的，不再是一帮迂腐的笨蛋，而是忧心国家命运的忠臣；再看苏轼，王安石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牙尖嘴利的臭小子，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晚辈。
其实，苏轼也是一样的。
苏轼当时还年轻，却自以为很了解社会运行的规律。殊不知，王安石的理念是超越时代的，其实有很多可取之处。不跳出旧的思想传统的束缚，不怀着包容的心态认真琢磨，就很难理解新法的优点。
人总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正因为苏轼对新法的成见根深蒂固，他才坚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进而绞尽脑汁、用尽所学，列举出一大堆新法的缺点。
直到苏轼当过好几个地方的父母官、真正深入民间之后，他才亲身体验到了百姓的真实生活，看到了地方官员或有心无力或胡作非为的残酷现实。他慢慢体会到，王安石的改革并不是胡闹，如果改革成功了，确实能解决不少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
只可惜，就算主政者再英明，如果手底下都是些溜须拍马的小人，整天说一套、做一套，那再好的政策，也得不到落实，甚至会成为暴政的工具；再合理的制度，被粗暴地推广开来，就变成了胡作非为。
更何况，王安石远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正是他的偏执、自负和急功近利，像鞭子一样死命地抽打着宋朝，让这匹瘦弱的老马在惊恐中疲于奔命。
在乌台诗案之前，王安石已经被二次罢相，彻底退休了。苏轼的《眉山集》是当时的畅销书，王安石也买了一本回来看。其中有一首诗，押了一个少见又难写的韵脚。王安石手痒，和着苏轼的原作，也写了一首。
王安石以前很看不上苏轼的作品。苏轼写的那些跟他唱反调的奏章，他是越看越来气。不过，诗词歌赋跟政治文案可不一样，王安石越看《眉山集》，就越欣赏苏轼的才气。
苏轼到了黄州后，王安石一直很关心他的新作。每次遇到从黄州来的客人，王安石都会很急切地问，苏轼最近说过什么有意思的话没有？
听到苏轼来江宁的消息，王安石就骑着小毛驴，来江边找苏轼了。原先在朝堂上互相吹胡子瞪眼的两个人，现在相见，却发现对方都是老百姓的打扮。
两人相逢一笑，心中积攒了多少年的偏见和怨气，全都随风消散了。
连着好几天，苏轼和王安石都在一起游玩诵诗，聊得非常尽兴。苏轼离开江宁以后，王安石曾叹息说，像苏轼这样的人物，不知道还要等几百年，才能再出一位呢！
王安石被吕惠卿出卖以后，很后怕，再也不敢乱讲话。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位老人已经完全无心干预政治，只想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享受安定闲适的生活。
不过，王安石的“退后”与苏轼的洒脱不一样，那只是一种无奈的逃避而已。
打个比方吧，如果朝廷是一个班级，那么现在的王安石和苏轼，就是退下来的班长和学习委员。
王安石当班长的时候，班主任不顾大多数同学的反对，全力支持他组织了一大堆活动，想借此把同学们的学习成绩提上来。结果，同学们又累又烦，不仅学习成绩没提高，班级秩序还乱成一锅粥，所有人都骂班长。
王安石当不了班长了，还在心里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心理阴影，便再也不想管班级里的事了。就算看见同学们自由散漫，甚至逃学逃课、考试作弊，他也懒得管了，觉得既然出力不讨好，那么有时间自己还不如看看课外读物、写写日记呢！
而苏轼呢？当学习委员的时候，他严肃又较真，觉得王安石想法不对，就和他叫板。苏轼知道有同学讨好王安石，就当着全班人的面批评这件事。结果，苏轼反而被坏孩子向老师告了状，也当不成班干部了。
苏轼不当班干部，难过了一阵子，也就安心去做自己的事了。不过，他没有自暴自弃，只要看见班里有什么自己能做的，像是倒个垃圾啊、擦个黑板之类的，他即使不是负责人，也乐于帮忙。苏轼一直不忘初心，期待重新被选为班干部，再为班集体出一份力。
当然，苏轼也终于理解了王安石的苦心，对这位伟大的改革家的远见卓识深表敬佩。他发自内心地感叹：“我真想跟随王安石先生的脚步，可惜已经晚了十年啊！”
虽然我们不知道，苏轼说这句话是后悔没有和王安石一起搞改革，还是后悔没有早点儿向他学习，舍弃功名，归隐田园。但无论如何，人这一生总是难免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又在对的时间做出错误的选择。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