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天伦之乐
王安石的归隐生活,在官场失意的苏轼看来,是相当有诱惑力的。这几年,他也一直在认真考虑,找个好地方种田养老。
苏轼让一家老小暂时在仪真安顿下来,自己去看望附近的朋友,并拜托他们帮忙找找合适的田产。然而,他在各地看来看去,就是没有合适的。
后来,苏轼决定到风景宜人的常州定居。他的朋友江淮发运副使蒋之奇知道了他要买地的事,为他联系了宜兴[1]的一位卖家。那块田在山里,离宜兴城有五十多里路。卖家姓曹,他很热情地款待了苏轼,请苏轼吃饭喝酒。可没想到,这位曹姓卖家面慈心狠,后来竟然诬陷苏轼,说他强占百姓的土地。
但无论如何,苏轼总算有了梦想中的田地了!他那颗漂泊无定的心,终于抛下了一只铁锚,有了安定下来的希望。
苏轼非常兴奋,给神宗写了一封拜表,恳求皇帝允许他在常州居住。但在皇帝的批示下来之前,他还是要往汝州方向去的。正好也到了年底,苏轼一家就放慢了脚步,走走停停,一路走亲访友。
十二月初,苏轼到了泗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盱眙一带。河流冻住了,船开不动,苏轼一家正好留在泗州休息,等过完年再走。
苏轼洗了个热水澡,享受了搓澡师傅的服务。这真是久违的快乐。
苏轼之前求皇帝批准他住在常州,却一直没等来回复。他心急火燎,忍不住又给皇帝补了一封拜表,写得可怜巴巴的。谁都看得出来,苏轼现在是多么厌烦官场。
二月,苏轼到了河南商丘,拜见了敬爱的张方平老人。
张方平是苏家兄弟的大恩人,对待苏轼和苏辙就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苏辙做官不顺利,张方平就让他跟着自己干。苏轼入狱以后,张方平也拼尽全力营救。这份胜似血肉亲情的真挚感情,苏轼兄弟俩永远铭记在心。
张方平此时已经快八十岁了。苏轼陪他住了将近两个月,终于等到了朝廷的诏书,批准他在常州居住了。
听到这个消息,苏轼长舒了一口气。他人生的巨轮终于调转了方向,开始乘着风,向着开阔平静的海域驶去了。
话虽如此,但苏轼的心里还有一丝希冀,盼望有朝一日,神宗皇帝能再重用他。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苏轼绝对会义不容辞,重新披上官服,冲进那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
可惜,苏轼等不到这一天了——这年三月,年轻的宋神宗驾崩了,只活了三十八岁。
听到这个消息,苏轼非常悲伤,给神宗写了真挚的挽词。他这些年过得这么惨,却一点儿都不怨恨神宗,反而对他充满了感恩和愧疚。
苏轼恨自己没能报答皇帝的信任和宽容,没能让神宗远离小人的谗言。他也哀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可能再也遇不到如神宗那样赏识自己的人,给他报效国家的机会了。
然而,命运的梭子来来往往,就算停歇了一下,只要这张生命的幕布尚未编织完成,就会继续穿梭。
神宗去世以后,年幼的哲宗即位。小皇帝只有十岁,只能由祖母高太后,也就是宋英宗的宣仁皇后掌管大权,代替他处理朝政。
新帝登基,新的政治风暴便已经开始酝酿。只不过,这对于苏轼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变法,决定重新起用保守派老臣。司马光在家里编写了十几年史书,终于等到了东山再起的一天。他组建班子时,怎么可能想不到苏轼呢?
于是,朝廷五月下发了诏书,任命苏轼为朝奉郎,六月又下诏书,要苏轼去登州,也就是今天山东的烟台、蓬莱、威海一带,知军州事。大家知道,这只是让他走个过场,估计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回京做官了。
坏消息是,苏轼好不容易安了家,才享受了没多久安逸的生活,就又要举家搬迁了。苏轼再怎么舍不得常州的神仙般的生活,也没办法,只能重返苦海。
收到任命后,苏轼收拾好行囊,携全家启程。一路上他游山玩水,直到十月十五日才终于到了登州。
传说,登州的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上住着神仙。这传说给登州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浪漫的气息。而海的另一边,就是高丽国。不少高丽人来登州做生意,也给当地带来了异域的文化气息。
如果苏轼在登州继续做官,体验这份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肯定可以萌发更多的文学灵感,创作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然而,苏轼才到登州任上待了五天,又有一纸诏书传来——苏轼要以礼部郎中的身份,返回京城了。
东山再起的这一年,苏轼五十岁。
[1]在宋朝,宜兴是属于常州管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