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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幕
黑船来航,日本上下彷徨无计,从浦贺地方领主到幕府中央决策层,想出的对策就只有“拖”字诀。日本人一拨拨地来到“黑船”上,试图劝说这群不速之客离开,编了各种借口,态度忽软忽硬。而美国人的反应简单又坚决:非见将军、签订开港协定不可。当日本人装作声严色厉,露出“不走就打”之意时,美国人送给他们两面白旗,告诉他们:一旦开战,我们必胜,届时你们可持此旗来降。
美国人的口气傲慢可恼,却又不容得人不信,眼见是祸躲不过,幕府方面只好安排会晤事宜。
佩里此行身受总统重托,志在必得。在来的路上他已仔细研究过东方的政治与文化,对其中的等级观念很有心得,他明白排场越大,越能拔高自己的身份,而这也意味着,说出的话越不容辩驳。于是,美军拿出戏剧式的威仪。
7月14日,佩里率领250人,乘着小艇,在浦贺附近的久里滨登陆。上岸之后,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雁翅排开,一袭盛装的佩里腰挎指挥刀,从阵中阔步而出,登上日方临时搭建的迎宾台,顾盼之际神采飞扬,美军鼓乐齐鸣,海湾里的4艘战船跟着朝天鸣放礼炮,声势煊赫无比。冒充“帝国首席政治顾问”的浦贺地方长官(奉行)户田氏荣等一干日本官员相顾失色,本来他们在迎宾台下暗伏了十名带刀的武士,不用说,都是一等一的剑道高手,但佩里此等威势,他们又何敢造次。
在出征之前,美国军方已严令佩里不得首先动武,以免引发英俄等国介入,黑船上吓人的大炮,其实只能“引而不发”。但日本人哪里知道底细?此前几日的交涉中,日方代表已经意识到美国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再看佩里大张旗鼓地一番耀武扬威,心下早怯,只好代表日本政府接下了佩里递交的要求开放口岸的国书。日方请求佩里给予考虑和落实的时间,美国人倒也不为已甚,答应次年再来听取答复——当然,是能令他们满意的答复。
仪式完毕,佩里命手下勘测江户湾的地形及水深。此举甚是冒昧,日本代表鼓起勇气抗议。佩里语藏杀机地回答,他是在为下次来时寻找停泊点,到时候,他将带来一支比这次庞大得多的舰队。日本人听得头皮发麻。
7月17日,佩里带着4艘黑船扬长而去,留下日本举国惶惶。警报看似解除,危机延缓了一年,此时幕府发给下级的指示仍是“对他们的要求避免给予明确的回答,而同时保持和平态度”(罗兹·墨菲《亚洲史》),但谁都知道,这种苟且偷安的鸵鸟政策,今后怕是行不通了。
虽然江户幕府后期,德川家的将军也如天皇一样,逐渐牌位化,变成形式上的统治者,政务多操于老中为首的家臣手中,但将军毕竟是“日本守护者”,现在不能守护国家免于外患,自然难辞其咎,对幕府的不满之声四下泛起。江户城中,本就体弱多病的将军德川家庆惊惧忧愤,竟于7月27日病死。这让幕府更添继承人麻烦,内外交困,200多年来的统治秩序,再也难以为继。
转眼次年1月,佩里果然去而复返,这回带了9艘船,于28日驶进神奈川湾。名为谈判,实则根本没什么好谈,美国舰队林立的炮口已向日本表明,国书上的每个字母甚至每个标点,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用后世美国小说《教父》的台词来说,“这是一份你无法拒绝的合同——不是你的签名,就是你的脑浆,将落在这张纸上”。
幕府见状惊恐万分,认为……谈判一旦破裂,江户将在美国人的大炮之下,化为云烟。从神奈川到江户之间,瞭望所比比皆是,告急的书信如雪花飞来。在将军所住城堡,忽然得知夷船向江户驶来,大恐,忽然又得知夷船向浦贺驶去,又放宽了一下心。就这样忽惊忽安,日达数次。(福地源一郎《幕府衰亡论》)
万般无奈地挨到3月底,日本只好接受美方要求,与之立约,开放下田、箱馆(今北海道函馆)两处口岸,允许美国在此两处设立领馆,答应向美国过往船只提供煤水补给,承诺救助美国遇难船员,此外还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也就是说,今后其他列强再从日本获得什么特权,美国也都自动获得同等待遇。这一次虽尚未言及通商,但有了最惠国待遇这一项,通商自是迟早的事,美国人甚至等着坐享其成就够了。
1854年3月31日,名称很带有讽刺意味的《美日亲善条约》正式签署,以英、日、中、荷四国文字写成,由于条约签字地点在神奈川(武藏国久良岐郡横滨村字驹形,今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神奈川县厅),故又称《神奈川条约》。6月20日,佩里又与日方签订《下田条约》,明确开放下田港的各项细节。使命完成,佩里尽兴而归,取道琉球,返回上海休整。行前,他代表美国政府赠给日本天皇和将军大批礼品,包括蒸汽机、电报机等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文明产物。相形之下,日方回赠的漆器、纸扇、清酒之类“国礼”,就显得太过“乡村土特产”,这更令日本人惊诧于双方跨时代的差距。
佩里归国后,仍致力于对日外交以及通商的筹备工作,1857年从美国海军退役,次年在纽约死于痛风并发症。日本之行虽然未发一弹,却成为这位海军将领生平最值得骄傲的成就。而佩里不但成为美国军界的传奇,在日本,也被当作英雄,礼敬有加。日本人虽对他“粗暴踢开”国门有所怨愤,但日本后来的开放、维新、强大,追本溯源,一切莫不始于佩里叩关。故而,日本人在久里滨——佩里当年的首次登陆之地——为他竖立了半身像纪念碑,由一代名相伊藤博文题写碑文,“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日本人每年还会举办“黑船祭”,以兹纪念。
再说《神奈川条约》签订后,英、俄、荷、法立即跟风而至,逼迫日本依样立约,日本谁都得罪不起,一一就范。1854—1858年,日本与上述几国谈判签约,敞开国门,尤以1858年最为集中,是岁幕府与美、英、俄、荷、法依次缔约,开放五港口通商,并给予系列特权。这一年是日本安政五年,故条约被统称为“安政五国通商条约”,此事标志着日本门户已洞开,虽然没有隔壁大清国割地赔款之窘迫,但列强强加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使日本主权沦丧。国家危亡,已显端倪。
在“四夷交迫”下,“征夷大将军”却谁也征不了,威信大跌。偏偏继任将军的德川家定(家庆第四子)才识平庸,根本不具备戡乱济世的能力,于是幕府只好求助各地方领主(大名),以及久不问政事的天皇及其臣僚宗亲(公家),请大家集思广益,商讨摆脱危局之方略。
这一来,江户幕府把持了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政治垄断地位,实际已被打破。日本人的思维随之活跃,僵化的政治格局也开始松动,日本社会上下各阶层,都开始思考并践行他们理想中的救国之策。一场划分新旧时代的变革,已是山雨欲来。
作为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幕府此时的角色十分尴尬:一方面他们自知绝无力量抗拒洋人,尽量不拂逆其意,以免生患;另一方面,他们又为洋人在日本影响力的加大而担忧,唯恐西风一吹,民智尽开,同样危及其统治。于是,幕府在几方力量之间艰难周旋,如履薄冰。
权力中枢之外却是另一番光景。在尚武情结浓重的日本,幕府对外一味委曲求全,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武士阶层,特别是在本就不太臣服的西南诸雄藩心目中的威信。在地方诸侯藩国之间,“尊王攘夷”的呼声四起。这个主张又与下级武士及民众那种接触外来先进文明之初,出于落差感的排外情绪十分合拍,于是“攘夷”浪潮高涨。
这个口号令幕府大感担忧。须知,“尊王”固然政治正确,但幕府不是“王”,天皇才是,所谓“尊王攘夷”,实则暗含绕过甚至架空幕府之意。幕府曾大力镇压尊攘派,但适得其反,推行强硬政策的大老中井伊直弼在任不足两年,即在江户城外樱田门被尊攘派志士刺杀(1860年),日本国内矛盾更趋激化。
当时日本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孝明天皇是守旧派,期望驱逐洋人,恢复锁国状态。同时,他也盘算着借幕府势弱之际,从其手中收回部分政权。总算多少有点利益交集,天皇与幕府视彼此为合作对象,孝明还将皇妹和宫公主下嫁给年轻的将军德川家茂(1858年继任,接替病死的德川家定),准备以“公武合体”(“公”指天皇及其宗室、臣属“公家”,“武”指幕府为首的武士集团“武家”)来稳定日本社会。
1860年以后,“尊王攘夷论”和“公武合体论”可算是日本两大主流主张。但公武合体毕竟只能肉食者谋之,相比之下,“攘夷”的门槛就比较低了。1858年的“安政五国通商条约”签订以来,来日本的外国人大增,美、英、俄、荷、法都不缺,有心杀“夷”的,只管抄起武士刀“攘”过去便是。1860年开始,“攘夷”之风愈烈,攘夷派以“天诛”为口号,见了洋人就杀,而被视为与夷人亲善的日本人士也都上了攘除名单,大有后世中国义和团“一概鬼子全杀尽”的豪气。此外,更有作奸犯科者借机浑水摸鱼,以“攘夷”“天诛”之名,行抢劫勒索之实。
在癫狂的民族情绪下,日本社会治安大乱,在日的欧美人士人人自危。美国公使汤森·哈里斯(1858年《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美方签字代表)在写给国内友人的信中透露,由于担心被日本的剑道高手“攘”掉,他在使馆中贮藏了大量枪支弹药,并且无论公事私事,只要出门,必定枪不离身——这不像是在日本当使节,倒像是在西部当牛仔了。
然而,日本的攘夷志士们很快发现,洋人不是白“攘”的,每一次都需要幕府赔礼赔钱,为之善后。1862年,几个骑马观光的英国游客在生麦(今横滨附近)冲撞了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的巡行队伍,被萨摩武士群起追砍,一死两伤。“生麦事件”直接导致1863年英国对萨摩藩开战,是为萨英战争。尽管萨摩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与英国的现代化军队实力相差悬殊,最终战败,赔偿2.5万英镑。
萨英战争后不久,日本西南另一雄藩长州,也因炮击洋船,与美英荷法四国联军开战,结果自不待言。
攘夷之说固然振奋人心,但实际操作起来结果却令人心寒。萨摩、长州这些有实力的攘夷论支持者,开始重新估量攘夷运动的前景,思考日本真正的出路。而对幕府来说,一方面他们为惹事的藩国善后,出资赔偿洋人,已近入不敷出;另一方面,汹涌的民族情绪使民众视擅启战端的攘夷派为英雄,又反过来归怨幕府对外软弱,幕府深受夹板儿气。
1863年,攘夷最为激进的长州藩策划劫持天皇,使其“脱离卖国的幕府之控制”,史称“八一八政变”。政变失败后不久,长州又被美英荷法四国联军重创,几乎陷入四面树敌的绝境。试图借机压制诸藩国、恢复幕府权威的老中小笠原长行等对内强硬派,于1864年发兵讨伐长州,史称“第一次征长”。与长州素有嫌隙的萨摩等藩也出兵助战,长州大名毛利敬亲只得屈服,承认与幕府为敌之罪,拆毁防御工事,撤换攘夷派以及反对幕府的家臣。
被迫开国十年来威风几近扫地的江户幕府,总算扬眉吐气了一次。然而,这也是他们最后的风光,因为征长之举改变了日本乱局中一直保持着的不稳定的平衡。本来幕府式微,地方自主意识渐已觉醒,但小笠原等人挟征长获胜之余威,试图重建幕府威权,甚至打算恢复200多年前德川家康时代创制的过时制度,将藩国大名的家属软禁在江户作为人质,这不仅令长州,也令萨摩等一批不甘人下的大名深感不满。
同时,攘夷运动的失败让一些先知先觉者意识到,盲目排外是取祸之道,自身进步开化才谈得上攘除外患。对待外洋的正确态度,既不该是攘夷派的狂热仇视,也不应是幕府的唯唯诺诺,应该做的是向这种先进文明靠拢,学习之,适应之,以改造自我,从而使自己成为与西洋一样的强者。然而国内纷乱,各派势力为了利益和政见彼此攻杀,在这样的局面下,国家的改革进步实是空谈。要布新须先除旧,必须结束藩国割据的封建体系。试图维系旧制的德川幕府是变革的阻碍,要实现团结统一,必须从推翻幕府主导的武家封建格局做起。于是,日本在野的有识之士,政治诉求由攘夷逐渐转为倒幕。
旧日的日本已经穷途末路,穷则思变,真的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这一切,只待一个契机。
1864年底,被驱逐的长州藩士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倒幕派人士发动起义,攻打在长州主政的亲幕派。幕府策划第二次征讨长州,镇压起义,并打算借机彻底压平长州。此时,日本近代著名的纵横家坂本龙马走上前台。他奔走串联,向在萨摩藩主政的西乡隆盛晓以利害,警告他一旦长州被灭,日本必将回到幕府一家独大的状况,各藩国都会被压制。龙马的反复斡旋使事态出现戏剧性的逆转。萨摩藩在第一次征长时协助幕府,与长州不共戴天,但正所谓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当幕府威胁他们的共同利益时,两藩放下前嫌,西乡隆盛和长州主持藩政的木户孝允(原名桂小五郎,时名木户贯次)秘密缔盟。此后,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称病,退出幕府发起的征长之战。
强援萨摩藩临阵撤兵,打乱了幕府部署。洋人也感到落后陈腐的幕府无力掌控日本全局,反而支持曾经交战的长州等地方势力,向其出售武器。幕府陷于四面楚歌之境。1866年夏天,年仅20岁的将军德川家茂在忧愤之下染病去世(官方说法是“脚气攻心”),二次征长随之草草收场。而一心“公武合体”的孝明天皇,也于年底在深宫之中离奇死去,坊间传闻是被倒幕派的公卿岩仓具视唆使宫女毒死。尊攘派虽然打的是“尊王”旗号,但孝明天皇依赖幕府的保守立场实是他们的一大障碍,故而也都乐见其崩。
继任幕府将军的,是出身德川家远支水户藩的德川庆喜(此前名一桥庆喜)。继承天皇大位的,则是14岁的皇太子睦仁,也就是日后的明治天皇。
此时日本国内,西南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一干强藩,或公开反叛,或阳奉阴违,都已不受幕府控制,这样的乱局也使幕府成了众矢之的。形势日渐窘迫,1867年,上台不到一年的庆喜主动提出“大政奉还”,将幕府的行政权归还天皇,实则是以退为进,试图借助天皇的号召力为己减压,维系幕府,让虚名而保实权。这个办法一度奏效,但幕府稍做表面文章后,立即又镇压此前提倡倒幕的名望人士,坂本龙马等人都遭暗杀。
很快,在公卿岩仓具视、萨摩藩士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谋划下,一道诏书自京都的宫中颁出,是为《王政复古大号令》。所谓“复古”,是指恢复12世纪镰仓幕府创立之前天皇亲自秉政的时代,等于完全否定了已实行近700年的幕府政治模式。诏书以天皇的名义废除了征夷大将军、摄政、关白等显赫的旧日官职,并令各藩出兵讨伐幕府。德川庆喜逃往大阪,组织力量准备反抗。
1868年初,倒幕战争(又称日本戊辰内战)爆发,西南诸藩的联军与幕府军正面交战。1月27日和1月30日,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两军展开激战,装备、组织、士气都更胜一筹的倒幕军以寡击众,以5000人大破三倍于己的幕府军。这是倒幕战争中的首次大规模会战,也是决定性的一战,战役后期许多原本支持幕府的藩国也临阵倒戈。经此一役,幕府陆军主力折损殆尽。对外方面,除了德川庆喜着力结交的法国仍站在他们一边,更强大的英国等列强也都支持倒幕的新政府军。幕府众叛亲离,大势已去。
3月,倒幕军挺进至江户城下。此时幕府的海陆军总裁胜海舟审时度势,与倒幕派谈判,最终于4月21日开城投降,江户免于兵祸。投降后的德川庆喜,虽一度被遣回原籍水户藩软禁,但毕竟保全了性命,后获封公爵,得享遐龄。
此后,同情幕府的东北诸藩相继投降。原幕府海军总裁榎本武扬、新选组(武士组成的半官方警察部队,受雇于幕府)副长土方岁三等人曾割据北海道,宣布成立“虾夷共和国”。然而次年,他们就被进剿的新政府军平定,土方岁三战死,榎本武扬投降,其他顽固派也都走死逃亡,幕府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不再构成威胁。
截至1869年夏天,历时一年半的内战结束,历经266年传承15代的德川幕府寿终正寝。武士的时代,也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