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百事一新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是日本的新政府即明治政府的《五条誓文》。1868年4月6日，当倒幕战争尚未最终获胜之时，明治天皇就督率新政府诸臣，郑重地在京都紫宸殿以此誓文祭告于天，随后公诸全国。

此时的明治天皇睦仁年方十六，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体质孱弱，在之前长州藩与幕府冲突的“禁门之变”中，曾被长州人的炮声吓晕，令知情者对他的身体素质担忧不已。不过，他性格刚强有魄力，年纪虽幼，已显出雄主风范。这五条誓文虽是以此前坂本龙马与后藤象二郎商议的“船中八策”为蓝本，算不得明治的原创，但文字风格很像他的性格写照：简洁直接。破旧立新之胆魄，发奋图强之豪情，更加明了直白地跃然于纸上，锐不可当。

推翻幕府后，日本百废待兴。在“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以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山县有朋、井上馨、松方正义、西乡从道等一大批年富力强、眼界开阔的才智之士的尽心辅弼下，以弱冠少年明治天皇为核心的新政府，根据誓文原则，对陈旧的日本社会展开全面改革。使日本跃居强国行伍的明治维新就此开始了。

对当时尚处在农业社会的日本来说，土地问题是一切改革的基础。幕府时代，日本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全国分为大小不等的300余块各级藩国领地，天皇—将军—大名—大名家臣，各有封疆，连带着土地上的人丁也都归领主所有。其中拿最大头儿的是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幕府将军，他有权赐予或剥夺大名甚至是皇室领有的土地。这样的土地所有制度，显然不利于新政府整合全国资源、统一颁行新政从而增强国力的构想。幕府倒台后，德川家及战争中为其效力的大名们被宣布为“朝敌”，领地顺理成章地被褫夺，但更多大名在倒幕战争中站在天皇一边，如何让他们也交出名下土地以利新政，又不至落下鸟尽弓藏之嫌，寒国人之心，这是新政府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明治政府的对策是，先在此前没收的土地上设置新的行政单位，大城市及港口为府，小城镇村寨等整合为县，府、县的行政官员由中央任命，听命于中央，并且府、县的军政与民政分离。与此同时，参与倒幕战争和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各藩，维持原有领地范围及藩主待遇、名号，但削弱他们的权限，比如不可再以爵位封赏家臣、不可再自行与外国签约缔盟、不可铸造钱币等。同时向各藩派驻中央任命的官员，以辅佐藩主为名，参与政务并实施监督。

从历史上看，这种带有明显权宜性质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封建并立的制度，必定只能是特定阶段的过渡政策。代表新时代的县制必将取代落伍的藩制，待幕府旧秩序的影响进一步弱化，更大力度的整改就开始了。值得赞赏的是，明治政府选择了最适当的方式，从而使废藩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出身长州的木户孝允从本藩入手，游说藩主毛利敬亲，劝其主动放弃长州藩的土地与人丁，将之献与天皇。有意思的是，木户的游说并不从“当下形势如何如何”“西洋诸国如何如何”开始，而是搬出已经十分“陈腐”的儒学经典《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藩主多是旧脑筋，木户孝允因势利导，援引古之大义来占领道德高点：既然讨伐幕府是为了“尊王”，那么倒幕成功之后，功臣若仍割地自据，不奉王统，岂非大违初衷，又与幕府何异？木户此番说辞不免令后人感叹，谁说传统文化与旧道德观只会是改革的羁绊？阻碍改革者，实乃浅陋贪暴、愚蠢自私之既得利益团体，传统文化何辜？此辈遁词而已。

然后，木户又晓以时事，说以利害，阐明国家权力统一是实现富强理想的必由之路，同时告知政府的赎买政策会最大限度保证原藩主的体面和经济利益，并且优惠条件过期作废，顽抗到底恐怕重蹈德川家覆辙云云。在他坚决而恳切的反复游说下，毛利敬亲终于点头。

很快，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土佐藩的板垣退助、佐贺藩的大隈重信等人也都做通了各自藩主的思想工作。作为讨幕主力的西南四大雄藩藩主联名上表，“奉还版籍”，为日本大小数百藩主做了示范，余者纷纷影从。

这固然得益于木户、大久保等人出色的公关手段，以及藩主们的“深明大义”，但也有赖于明治政府格外明智的政策，授予奉还版籍的原藩主“藩知事”的新职位，等于变相地保留了他们的地位。后来整个日本废藩置县，旧有诸藩名号勾销，疆界藩篱也悉数打破，全国按照三府七十二县重新划分行政区和官吏体系。藩主们被免去知事之职，但政府同时给予他们贵族身份（华族）和相应待遇，将之安置在新的首都东京。虽然他们权柄不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既可卸去治理一方的政治责任，又有现金收入的保证”（内田树《日本边境论》），因此大势所趋下，旧藩主们也多乐于接受改革方案，并没对废藩置县构成太大阻力。这些政策透出了改革者的政治智慧。

废藩置县的土地制度改革，于1871年秋天基本完成。藩主们旧日的私人领地变成国有，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流转，使用者向国家缴纳赋税。此外，原先被固定在土地上、隶属于藩主的农民，也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这样，新政府获得了税收，可以用作改革最急需的启动资金，新兴产业也得到了足够的劳动力资源。这使得明治维新三大目标中的“殖产兴业”，具备了可行性。

自安政开港以来，日本与西洋开始贸易，但二者工商业水平有着天渊之别，所谓贸易不过是西方国家单方面的倾销，仅开港第一年，日本金银就外流近百万两之巨，这让日本上下在肉痛之余，也切实感受到传统观念下被轻视的工商业于现今时代之重要性。从幕府末期到新政府上台伊始，日本曾多次派出使团赴欧美考察，彼时正值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林立的现代化工厂是西洋工业化国家强大国力的最直观写照，也是最令初出国门的日本人惊叹艳羡的。因此，明治维新的决策者们将发展现代工业产业作为核心目标之一。

日本的工业化，最主要的着眼点在运输、矿业、军工三项，而要发展这些行业，需要长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此时，明治政府以地税、国债等资金进项投入基础建设，由政府出资兴建“模范工厂”，待先期投入完成，再转卖甚至无偿转交给有经营能力的私人资本。虽然此举起初耗资甚巨，但工业化进程就此铺开，政府也得以从经营环节中抽身。私人企业经营上轨后，就业、税收等问题都迎刃而解，得到政府扶持的三井、三菱，以及稍后的住友等首批企业，也借此成长为日本最早的财阀，对外可与欧美大企业分庭抗礼，对内也成为日本经济的支柱。

明治政府除了替私企垫付创业成本，还有若干后续的政策倾斜。得益于这些尽心关照，从明治维新初始到1893年（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全日本的商业、农业、制造业、铁路、银行业所有公司的核定资本总和，由2544万日元增至2.9亿日元，增长10倍有余（数据出自赫伯特·诺曼《日本维新史》）。

日本工业奇迹的代价是由农民以及武士背负的。日本地税占明治政府早期财政收入比例最高时曾达80%，盘剥之酷，尤甚于英国对印度人民的剥削，以至于有的研究者称明治时期的日本农村为“国内殖民地”。然而，日本农民以东方人特有的接近麻木的韧性承受了苦难，老旧的农业为新兴的工业输血，居功甚伟。

明治维新的“新”，还不只体现在这些新兴的近代化产业，更体现为全新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在维新的三大目标中，“文明开化”排在“殖产兴业”之前。

在江户幕府时代，日本知识界将从荷兰人处管窥而得的西洋之学称为“兰学”，但倡导自制守序、服从等级的儒学（确切地说是儒学的日本分支）显然更符合幕府的闭关国策，因此在官方扶植下，儒学的国学地位不可撼动，兰学不过是末节的奇技淫巧。随着国门洞开，日本人才惊诧地发现，原来在当今之世，儒家典籍、道德文章已近乎无用，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洋之学，才是经世济民所必需。

倒幕运动的不少骨干分子，如伊藤博文等都曾有过留洋经历。1871年（明治四年）12月，在他们的推动下，日本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使团，带着“求知于世界”的宏愿，出访欧美列国。使团由岩仓具视领衔，木户孝允（时任参议）、大久保利通（时任大藏卿，相当于财政部部长）、伊藤博文（时任工部大辅，相当于工业部部长）、山口尚芳（时任外务少辅，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为副使，另有政府要员担任各级书记官，共计46名外交使节（另有16名随员和43名随行留学生），几乎带走了明治政府的半数精英。使团于次年2月抵达首站美国，之后遍访美、英、法、德、俄等欧美12国，与各国元首及精英阶层建立联系，考察当地政制、法律、科技、产经、财政、文化风俗诸方面，同时遍寻优才，不惜重金礼聘为顾问——付给外籍顾问的薪酬，最高时是明治政府高级官员的两倍甚至三倍。岩仓使团的访问历时近两年，全程耗资百万日元，规模之巨，花销之高，在当时全世界都十分罕见，占当时还不太宽裕的日本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的近1%，堪称巨资。此后，终明治一朝，日本派往欧美国家学习深造的留学生及考察团绵绵不绝，大量汲取营养，反哺日本。

岩仓使团见识到的，可说是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直至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近500年来积淀的成就，日本人纵然好学深思，也不能在两年之内就尽窥其奥义，他们的明智之处就在于认识到了引进西方的文明成果，不如引进他们的教育机制。

1872年，日本颁布《学制》（当时考察团尚未归国），打破了旧有的武士阶层（士）所受的精英教育与“三民”阶层（农工商）所受的粗浅的大众教育的界限，在全国划分学区，推行“大学—中学—小学”的全民教育系统。此后，游学欧美的森有礼、田中不二麿等教育思想者归国，总结欧美各国的教育体制，撷取精华用于日本。1879年，政府根据文部大丞（相当于教育部长）田中不二麿考察提出的方案，以新的《教育令》取代《学制》，进一步优化教学资源。至于课程内容，也破除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代之以近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但由于一些保守派故老的极力要求，明治天皇也考虑到儒学中的忠君色彩和等级观念有利于维系日本的天皇制政体，因此在政府干预下，教育部门仍将这一部分融合日本神道教的君权神授思想，以及当时盛行的国家主义思想，以“和魂”的形式纳入德育教育，这也为日后日本举国汹汹的法西斯主义种下恶因。

教育解决“开化”问题，“文明”还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维新以来，为彰显新气象，明治天皇亲为表率，以西洋化的生活方式，示人以风气之新。他公开剪掉发髻，换上西服，并禁绝之前德川幕府时代的旧式官服，带头食用之前被日本人视为不洁之物的猪肉牛肉，并号召国民效仿，以增强体质。此外，明治政府还修建铁路、电报局、银行等西方文明的标志产物，城市景观上也引进西式建筑、园林风格，装配路灯（当时电灯尚未发明，路灯用瓦斯之类可燃气照明）。同时，旧日的标志性风俗，如蓄发髻、文身、男女混浴，甚至有“国技”之誉的相扑，都一度被视为“不文明行为”，严加取缔。

日本是善于学习新知又不惮否定自我的民族。在政府大张旗鼓的移风易俗工程之下，许多日本国民虽对“文明”究竟为何物还很懵懂，却也满怀热情地投身“文明建设”，蹒跚学步，咸与维新。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激荡的百年史》中，摘录了如下一段时人的描述：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已经将“文明开化”当作自己的口头禅了。可是真正掌握“文明开化”这一译语内涵而谈论的人却非常少。只是经常听到人们说：“听说把猪肉吃了就变文明了。”“你看那位先生走在路上一直打着阳伞，真是一个文明人。”“穿鞋走进屋子真是文明得叫人无法忍受。”这些都是不了解文明的原意，只是把胡乱一些听到的、看到的新鲜事物当作“文明开化”，这样的确会出现意料不到的错误……

这段时评，现在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但透过文字，社会转型期的日本人手忙脚乱、不得要领，却努力自新、向文明之境靠拢的形象，宛在眼前。

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毫无代价，尤其是这样一场事关近千年政治与文化格局的社会大变革。作别昔日之我，不会如挥一挥衣袖般轻松，这是一次“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式的自我割裂与剥离，是弃绝过往、斩断前尘的成人礼，注定要流血。

随着“大名（藩主）—武士（家臣）”结构的解体，失去主公的武士无处领取禄米，明治政府虽有一定的赎买补偿措施，但这笔一次性买断工龄费用尽之后，武士们就算彻底下岗了，再不能仅凭身份就有饭吃，而是需要和低下的“三民”农工商一样，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讨生活。更令他们难以容忍的是，新的日本军制不再以武士为主，而是面向全体国民，统一征兵，统一待遇，习练西洋军事技法。这意味着战争不再是他们的专营领域，曾经引以为傲的武士身份和武艺也将就此变得没有意义。

对700年来一直是“武士之国”的日本来说，这个新变化来得太过突然，让人无法接受，以至于在倒幕战争近十年后的1877年，原维新三杰之首的西乡隆盛在萨摩故地聚集旧武士，试图对抗明治政府，双方于是年发生小规模内战，史称“西南战争”（有意思的是，许多幕府旧臣此时以政府军身份，反过来征讨昔日的倒幕主力萨摩人，也算报了当年之仇）。由于双方兵源、装备都相差悬殊，真正的战事只持续了三个多月。该年9月24日，兵败势穷的西乡隆盛切腹自尽，战争也很快随之告终。自此，政治意义上的武士阶层退出了历史舞台。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西乡隆盛虽然在西南战争中扮演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派角色，但由于他在倒幕维新中的显赫功绩以及超凡的人格魅力，不论当时还是后世，都名望颇佳，明治天皇下旨旌表其忠勇，民众更视他为旧时代精神的殉道者。后来中国的戊戌政变时，谭嗣同曾勉励梁启超，以西乡为榜样，留得有用之身以图将来。

过于迅猛的社会变革，也必将引起旧势力，尤其是在变革中失势的旧势力的反噬。1878年5月14日，以铁腕手段推动改革，并在西南战争期间实际掌控政府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在乘马车赴皇宫途经东京清泉谷时遭遇伏击，六名刺客手持钢刀，身着旧时武士赴死时穿的“羽织”，乱刃相加，大久保身中十六刀惨死。行凶者随后自首并被处决，刑前他们交代，刺杀大久保的主要原因是不满他主导的改革过于损伤民众利益，但这六名凶犯都是武士出身，利益受损尤甚于农民，并且他们普遍是西乡隆盛的同情者，因此他们的动机应不仅是“为民除害”，更是为己复仇。

大久保的遇刺，直接导致了日本“全盘西化”势头的放缓，知识界开始重新思索日本及日本文明的自我定位。一些日本原生的文化符号，比如和服、能剧、相扑、剑道、弓道、浮世绘等，此前被认为是应该摒弃的过时之物，此刻，人们却意识到，这些东西其实正是日本独特且必要的文化特质，于是又重新寻回，再加珍视。这也说明，汲取西方文明滋养壮大后，日本渐渐恢复了对本民族与民族文化的信心。

类似的心路历程也体现在政治方面。接替大久保出任内务卿的伊藤博文促成了日本立宪并创建议会，使日本政体由维新伊始的“开明专制”转向从形式上更接近现代国家的框架。但同样的，宪法中也体现了日本的传统与特质，可遗憾的是这些大抵都只可算作日本乃至东方文化传统中的糟粕，比如君权至上主义。

自1850年代被迫开国以来，原本一潭死水的日本被激活。从攘夷运动的风起，到西洋文明之大昌，关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各色人等提出各种主张，百家争鸣，并为之身体力行，殒身不恤。最终明治政府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勇决气概，通过一场推倒重来式的彻底革新，征服了日本社会，改写了国家命运。尽管有着诸多不便与不甘，但变革的力量不可阻挡，正如改革的口号，“一洗旧弊”“百事一新”，日本上下都在尝试着新的文化与生活，埋首于兹，醉心于兹，新的时代到了。日本社会逐渐恢复平稳，但不再是江户时代僵化静止的平稳，而是在上升通道中的平稳攀升。

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将一个文明成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外部的“挑战”与“刺激”，而挑战既不能太过微弱，也不能太过强烈，只有适度的挑战，才能推动一个文明的进步。以这个观点来看，西洋列强施于日本的挑战可说十分适度，既不像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于大清，显得过于轻微而几乎没能触动这个老大帝国做出什么改变，也不像西班牙征服者之于美洲，挑战过于强烈，直接毁掉了美洲原住民的文明。日本受到的挑战不轻不重，刚好激发了日本人的危机感与上进心，并最终促使其从内部爆发出了改天换地的强大力量。

这挑战来得不但适度，而且适时。就在日本从倒幕到维新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列强都各有家务事忙着料理。美国刚刚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南北战争（1861—1865），两军总伤亡超过50万，需要时间平复创伤。沙俄1856年兵败克里米亚，之后又经历了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861年），虽仍在中亚侵占土地，但在远东的扩张势头暂缓。在欧洲，新崛起的普鲁士咄咄逼人，1864—1871年，连续击败丹麦、奥地利、法国，尤其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开战两个月后普鲁士人就在决定性的色当会战中生俘法军近10万人，法皇拿破仑三世都成了俘虏，次年法国新政府割地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此垮台。此后，胜者忙于建立新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败者就更无力外顾。看似风景独好的英国，1865年起保守党人迪斯雷利任首相，推行内敛的“小不列颠主义”，即限制海外扩张，改领土占领为经济控制，到1870年代，又逢工人运动频发，政府更需专注于国内。至于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次级列强，皆不足论。故此，作为落后国家的日本，外患压力之轻空前绝后，赶在恢复元气的法、俄、美，以及新兴的德国强势介入远东之前，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完成了文明蜕变与自我救赎。

明治维新如同一出日式励志剧，虽也不乏苦情戏份，但总的基调是阳光向上的，具有令人心生感佩的暖意。然而，它毕竟是由一场民族危机直接触发的变革，因此明治政府的维新，念念不忘以存亡续绝为宗旨，无论殖产兴业还是文明开化，都只是手段，二者为之服务的，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目的——富国强兵。

兵者凶器，以“兵”为追求的国策，与横向的强权政治格局、纵向的日本尚武传统结合，使日本所在的整个东亚都笼罩在了凶险的战争阴霾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