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退将复修吾初服”与“就重华而陈词”:屈原的心灵变化
研读《离骚》可以发现,其思想艺术上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诗的前半部分眷念追悔,悲愤怨嗟,萦回复沓,势不得隐,流露出一种深广的忧患意识和忧郁哀怨的情绪,真实地揭示出诗人当日所处的楚国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而诗的后半部分则结想宏富,场面阔大,意象瑰玮,强烈地反映了诗人对自己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体现出诗人卓异不凡的气质和才情,突出地展示了奇特绚烂的楚文化艺术特征,更多地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特色。那么,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认为肯綮就在“退将复修吾初服”与“就重华而陈词”之中。通过退修初服与陈词重华这两条途径,诗人摆脱了哀怨苦闷、徘徊犹疑的心理困境,继续奋然前行,上下求索,从而给全诗的思想艺术带来了重大转变。
首先,是退修初服给了诗人摆脱心理困境的力量。诗人出身楚国贵族,祖上曾任要职,这使得诗人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优越、自豪、自信之感,诗人“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所谓“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加之当时楚国虽不免已内里空虚,但毕竟还算强大,楚怀王也曾信任贤能,诗人才得以官至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26]。这更使诗人内心增添了欲有所为的无限信心和力量。然而,这一切优越之感、宏伟之愿、自信之心,在“谗人间之”“王怒而疏屈平”的情况下一旦毁灭。昔日的优越感、自信心与热望,迅速转化为失落感、惶恐与失望,犹疑、徘徊,形成了彼时彼地诗人的心理境况。但同时,也正是这种处境,逼着诗人不能不回首瞻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检讨自己以往的言行,思忖和正视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诗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求理解、支持,更期望得到心理上的抚慰、肯定和补偿。
于是,失路彷徨的诗人写道:“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并进而对自己的“退修”作了一番象征性的描绘:
经过一番认真的“退修”,诗人的心境已逐渐发生转变。比如,诗人说:“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这显然已是痛定思痛之后的自解、自慰,其情感决绝,已不同于前之“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而“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一句,则是诗人从“退修”中再次感到遭忧被疏的责任并不在自己,诗人问心无愧,而且,既然是“唯昭质其犹未亏”,那就理所当然地应为所用,能为所用,这也就是后半部分诗中“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的意思。由此可见,此时的诗人内心重又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所以,诗人也才写出了“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的诗句。王逸注曰:“言己欲进忠信,以辅事君,而不见省,故忽然反顾而去,将遂游目往观四荒之外,以求贤君也。”[28]王夫之亦曾指出:“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澹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固非柴桑独酌、王官三休之所能知,类若此夫!”[29]这一变化正预示着诗人将从忧怨彷徨的心理困境中解脱出来,恢复自信,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尽管接着诗人又写到女媭“申申其詈予”,但他已决不会为其所动了。
退修初服是诗人心理转变的一大关键,但仅仅是“退修”,仅仅是情感上的自我审视、肯定和安慰,还不足以使诗人最终摆脱心理困境,他要进而作理性的思索,从思想上求证,即“依前圣以节中”,以“得此中正”。这就是要以前代君臣的遇合成败,国家治乱的史实,来检验和评价自己的志行,比照楚国的政治现实,同时也含有司马迁所说“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的意思,其途径便是“就重华而陈词”。
在这段慷慨的陈词中,诗人历数夏殷两代君臣逸豫淫乱,倒行逆施,自戕自灭的乱行,称举禹汤文武遵循法度,举贤授能,国家强盛的治绩。褒贬分明,对比强烈,情感愤激。于是,诗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显然,此时诗人的情感已经超越对楚王的怨嗟、斥责,他是在对整个楚国的黑暗现实进行理性的批判,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不满、不平,同时也是对自己所追求的“美政”的再评价、再肯定。至此,诗人那颗伟大而寂寞的心灵,终于跨越了时空界限,在“唯义为可用,唯善为可行”[31]的历史规律上,与前修契合了。这样,诗人虽然仍“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但心里毕竟已“得此中正”了,而这正意味着诗人最终从忧怨、郁抑、彷徨的心理困境中摆脱出来,在更高的情感层次上,即在超现实的想象中,继续进行自己的伟大政治追求。
或朝发苍梧,夕至县圃;或饮马咸池,总辔扶桑;或朝发天津,夕至西极。有灵氛之吉占,有飞龙之驾、瑶象之车,有望舒、飞廉相随,有百神备降,九疑相迎,其上下求索的场面极其闳阔,想象极其丰富,意象瑰丽,风格奇特。退修初服固然是诗人在“进不入以离尤”的情境下所做出的抉择,是迫不得已之举,但通过退修初服,诗人心中失落了的东西得到了补偿,自我价值再次得到认可,政治理想也更明确坚定;同样,陈词重华固然是诗人“不周于今之人”而不得不从前修那里汲取力量、寻求支持的心理途径,是诗人命运的悲剧,但经过这番痛切的陈词,诗人“耿然自觉,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与天通,无所间隔”[33]了。从而,诗人在心理上终于完成了由忧怨、抑郁、彷徨向坚定自信、明朗宏阔的转变。这时,诗人情感随之升华,他的内心重又充满了对所抱政治理想的自信和实现理想的希望,由于这种希望在诗人心中凝聚、积淀已久,受到楚国黑暗势力的压迫而难以在现实中实现,所以,一当它再次充溢于诗人心中,也就较前更为强烈、执着和积极。诗人在这种强烈情感的驱使下,在明朗宏阔的心境中,进一步激发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原先所使用的艺术手法和形式已不足以表现和容纳,在“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灵远征中,诗人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融成一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从而也就构成了全诗思想艺术上的前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