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超常规的行为方式折射出更强的控制能力，而非精神病态的证明

（一）被残忍迷惑：犯罪本质上就是反常行为

对邱兴华是精神病人的预断有些是出于公众震惊后的反问，邱兴华极度冷漠地杀害与之无怨的香客，冲撞了我们正常人的情感底线。“当邱兴华杀10个人后，邱没有离开现场，听到有人发出‘哼哼’声就再补上几刀，这绝不是一个正常人所能做到的，即便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也很难做到。”[35]就此预测邱兴华有精神病，恐怕是对罪犯人性和犯罪现象的无知。

首先，人有两个层面：生物人与社会人。作为生物人，人就是一种动物，有我行我素的欲望，所谓兽性其实就是人作为生物人的一面。在生物人层面上，邱兴华是正常人，生理构造与常人应当无异。社会人则是生物人受到社会约束和调整后，经过漫长的社会化教育乃至残酷的惩罚，人类兽性得以抑制后的产物，社会人按照社会规范生活，懂得与其他人共同协调生活。大多数人是受到严格规训的社会人，也就是“正常人”。在社会人层面上，可以说，任何罪犯都不是正常人，邱兴华的行为只是更严重地脱离了社会人的标准，体现出了未经约束的生物人的兽性。

其次，人一旦展现出生物人的一面，丧失了作为社会人应有的社会约束和道德感，罪行就会匪夷所思。如日本军人残忍地屠杀触目惊心，可能战后战犯本人也感到不可思议。其实，人一旦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的动物；在自然界中，个体的我行我素必然受到其他同样我行我素的同类的制约，在肢体力量势均力敌的状态下，同类种族中不会出现过于失衡的屠戮。但人类不同，一旦某个（些）人摆脱了社会的羁绊，返回到生物人的状态，他面对的是受到社会规则拘束的同类（社会人），在国家公权力未及之前，其破坏力犹如饥饿的老虎遇到群羊。借助杀伤性武器，罪犯有能力实施最残忍的行为。

总之，不能用正常社会人的思维看待犯罪。那些基于信仰而杀人的宗教徒，视死如归，甚至视死亡为更高境界；当代恐怖主义犯罪的残忍性、冷静性更超出想象的极限。手段超常规的战争犯、信仰犯，不会引起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争议。那些摆脱了社会规则抑制和道德自制力的嗜血行为，仍然处在人类特有的意志控制之下。

（二）超常规的杀人反映出刑事责任能力更强，更应从重处罚

有精神病学专家认为，邱兴华杀死熊万成后掏出心肝，切成片丝，炒熟装盘，又挖出眼球，把胸脯肉和两块脚筋分别另置，这些“残酷杀人”“剩余杀人”和“滥杀无辜”构成了“返祖兽性化症状群”。[36]笔者认为，刑法的结论恰恰相反，行为越残忍、越复杂，越说明行为人对行为的控制力极强，否则，超常规的杀人行为就无法完成。在主体的可归责性上，现代刑法有心理责任论和规范责任论两种学说，无论从哪种学说入手，只能得出应从重处罚的结论。

首先，心理责任论评价的是危害结果与行为人之间的心理联系。在行为时，行为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紧密而强烈的心理联系，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重。例如，直接故意乃追求和希望危害结果，行为人与危害结果间的心理联系就比间接故意中的放任强，原则上可罚性更重。与普通罪犯行为时忐忑不安、战战兢兢相比，邱兴华排除了道德自制力的干扰，更能不计后果地放手实施犯罪，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更加集中于犯罪。由于排除了主观上瞻前顾后的干扰，邱兴华对行为进程的控制力度更加强大、打击目标更加准确，因之行为的危险性和主观恶性都更重，原则上应从重处罚。

其次，规范责任论评价的是行为人意志与刑法禁令和命令间的对立程度。曾有理论认为，故意的强度取决于主体的情感态度；行为人实施犯罪时越冷静，越没有情感，故意的强度就越高。[37]邱兴华冷漠杀人只是因为杀人太多后，道德防线、情感抑制力已经丧失，这是惯犯、职业犯的共同特征，即对犯罪行为已经没有耻辱感和恐惧感。这种冷漠的犯罪随处可见，如很多贪官所贪钱财已足够一生所用，但仍然暴敛钱财。在早期贪污行为中，行为人必然诚惶诚恐，违法性意识也很强；但随着贪污次数和数额的增加，恐惧感业已消失，违法性意识也极大淡化或丧失，取代的是习惯性收取钱财后的满足感。没有缘由的杀人、冷漠的犯罪，反映出行为人偏离法秩序更远的人格态度、最基本道德感的丧失、对刑法禁令最大程度的敌视、规范的可呼吁性大大弱化，因之可罚性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