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学家

麦加洛波利斯波里比阿（Polybius of Megalopolis）[3]大约生于公元前200年，他是公元前168年皮德纳（Pydna）战役之后被送往意大利的阿卡亚（Achaea）的一千名精英人质之一；他于公元前150年被释放——其他人也在这时一同释放，波里比阿属于长寿者。不过，波里比阿本人与小西庇阿（P.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费边·马克西姆斯（Q.Fabius Maximus Aemilianus）两人都非常熟悉，他们两人都是在皮德纳获胜的罗马将军埃米利乌斯·保鲁斯（L.Aemilius Paullus）的儿子。当其他人质被分配到意大利各个城镇时，那些像波里比阿一样有影响的年轻人则待在罗马城本地，不久之后，波里比阿与小西庇阿就发展为一种特别亲密的、持久的友谊关系（Polyb.ⅩⅩⅪ.23.1-25.1）。他因此也发现他居住的城市是当时国家的心脏——这与其母邦的权力结构有很大的差异；他所亲密接触的人是对当地和其他地方事务都非常熟悉的人。激发波里比阿进行思考的是，罗马是怎么在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167年这么短暂的时间内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这个问题，他决定通过撰写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尽管这部历史著作的大部分已经佚失了，但它仍旧是我们直接或间接地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知识来源，同时也是罗马与希腊化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知识来源。

该书的前两卷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220年的重要事件，并成为历史背景导论。和这部巨著的主干部分相比这两卷虽然是提要式的简介，但这些材料对现代学者而言是极其珍贵的，因为记载公元前220年之前事件的其他著作绝大多数已经丢失了。波里比阿原先的计划是总共要写35卷，但过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决定要多写10卷，把他的叙述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46年（Polyb.Ⅲ.4）。一般认为波里比阿计划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表达出胜利者怎样运用其所获得的权力，但是来自后面几卷保留下来的段落似乎并不能特别反映这种意图，而且时常以怀疑的态度来看这些问题。肯定会怀疑他这种渴望的部分动机，这种渴望包括那些与波里比阿本人有密切关系的事件，比如公元前151年他伴随小西庇阿在西班牙的战争，以及不久之后从拘留状态被释放又被传唤于围攻迦太基期间帮助罗马人。阿卡亚人于公元前146年反抗罗马那灾难性的愚蠢行为后——这场反抗导致了科林斯的灭亡——不过波里比阿在这次战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首先，他作为阿卡亚人和罗马人之间的调停者，然后调整了罗马军队撤退后与阿卡亚城市之间的关系。无论怎样解释波里比阿的动机，他的整部历史毫无疑问铸就了一部宏伟的著作，这必定是要花费很多年进行构思与创作的。实际上，该书的最后几卷大概是在波里比阿去世后才出版的，这个出版日期不能确定，可能晚至公元前118年才出版。

波里比阿把两个关键概念带进历史，这两个概念对作为这个历史时期史料来源的著作而言有着重要的价值贡献，这不仅便于理解那个环境，而且也便利于波里比阿本人在这个环境实现自我。第一个概念，尽管历史是有趣的，但重中之重是其实际的、效用的本质，其目的是为政治家和公务人员提供指导与启发。因此也会存在一种反对编剧化的偏好（并不完全持久），倾向于确定可靠的事实，这种事实的获得需要直接地，也尽可能地从实际事件参与者那里一点点地收集。第二个概念是波里比阿的主题——波里比阿眼中通过罗马霸权获得统一世界——需要“通史”的观念，换句话说，就是要记录各个地区每一阶段的事件，会有一种统一的力量施加在这些地区。毫不奇怪的是，这种野心勃勃的目标的实现绝非易事，或者说在希腊和大多数希腊化王朝实现也绝非易事。但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波里比阿在探寻着、记录着极其广泛的信息，而这其中大多数又并没有流传到我们这里。此外，波里比阿工作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总体而言是一项工作——他都是极其胸有成竹的。波里比阿被拘禁在罗马使他接近世界权力的中心；他所接触到的都是非常熟悉当代事件的人，这些人时常就是这些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在波里比阿被释放后，他还与这些人保持联系；波里比阿本人以一种特殊的重要的方式参与其中一些事件；他有机会与那些曾在此前那些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进行访谈；除了罗马历史学家费边·皮克托（Q.Fabius Pictor）、辛齐乌斯·阿利门图（L.Cincius Alimentus）所撰写的早期历史外（他们两人都用希腊语进行写作）——以及一些有关布匿战争的专论外，波里比阿至少有机会接触那些回忆录、记述和其他文献；他能遇到一些使节并与之交流，这些使节包括希腊人，这些人蜂拥至罗马这个作为权力之源和有所助益的地方。

波里比阿不仅有动机而且也有可能熟悉并掌握这些范围广泛的材料；总的来说，波里比阿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拥有很大的名气，以至于只要是相关的事情都是事实，尽管明显存在一些特别的事情值得怀疑或值得讨论。不过，波里比阿的判断和评估的可靠性一直是很多争论的主题。首先，存在显而易见的党派偏见的证据，比如在采取阿卡亚人的观点时就存在明显的偏袒，而同时对埃托利亚人采取显然不喜欢的态度。一个非常明显的由党派偏见引起的歪曲事例是这样一种荒谬断言：由于恐惧与胆小导致了公元前152年克劳狄·马塞卢斯（M.Claudius Marcellus）接受与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s）和平协议的建议。马塞卢斯三次出任执政官，两次成为凯旋者（triumphator），是那个时代最年长的将军之一；但其中一些人是不赞同其对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安抚政策的，其中一位便是波里比阿的朋友和赞助人小西庇阿（Polyb.ⅩⅩⅩⅤ.3.4，ⅩⅩⅩⅤ.4.3 and 8）。一旦这点得到认可，无论如何来说，至少在与小西庇阿比较密切的重要事情上，波里比阿或许是受势力强大的党派关系影响小，而有必要小心谨慎地判断这些材料。更加有争议的是波里比阿那贯穿始终的观点：罗马权力的扩张是由罗马人表现出来的把他们的霸权扩展到其他民族的强烈渴望，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所采取的一些决定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不过大体而言，争议的事情不是波里比阿所持有的那种观点，而是解释是否正确，是否与波里比阿本人所提供的信息一致；关于罗马帝国主义的本质问题，与其说是波里比阿著作的价值问题，不如说是把其当作原始材料来源的问题，这点在本卷各处都会讨论到。

不过，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仅仅是另一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这位希腊人是否真正理解罗马人的特性、动机、民族气质？波里比阿在第六卷中——现存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描述并评估了罗马制度，包括把罗马制度视为“混合”宪政的著名分析。这种分析的许多特点促进了讨论与辩论，不过无论怎么解释这些材料，这些材料保留的证据是很明显的：罗马政治和宪法行为的现实与波里比阿叙述中所表现的有很大的不同。部分原因是因为波里比阿直接注意的是通常的权力与制度，而不是实际的行为，极其高效的寡头支配能力不仅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也体现在“大众”机构方面，而这一切看不到那寡头、贵族、民主三个因素几近平衡地综合在一起的诉求画面，每一个因素都贡献这中间的力量，并制衡其他因素中的不良倾向。这幅画面所传达的罗马贵族政府并不很真实。不过，轻而易举地推断波里比阿所描述的部分并不符合罗马政治与政府的本质，这是不明智的；或者认为波里比阿在别的地方对罗马人和罗马动机的评估由于其希腊人的先入之见而造成的扭曲，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波里比阿在历史长河中并不是这样的最后一位作家，他们构建一种理论模型，可以让自己的热情和想象凌驾于其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事实之上。假如波里比阿从不犯任何错误，那将是非常惊奇的了，似乎他总是能正确地理解罗马人一样；如果波里比阿不是居住在罗马好多年的话，如果不是与那里的贵族圈子、政治圈子保持紧密接触的话，就不能有这一切。带着崇高的敬意来看待波里比阿的判断，这似乎是比较合理的。

波里比阿这部巨著只有比较小的一部分残留于世。在那些已经佚失各卷的一些残篇之中，我们拥有的最多的是第6卷的内容，波里比阿在这里探讨的是罗马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另外，第1—5卷全文保存于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前2卷的特殊价值及其导论性质；第3—4卷处理的是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216年的事件，这包括对希腊世界、希腊化世界的大量叙述，这是我们在其他地方不知道的。这种连续的叙述终断于公元前216年（大约是关于坎奈战役的），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自此以后知识细节与精确把握的巨大差异，特别是有关希腊化世界的更是如此（自此以后有关罗马事务的其他记载也是不太严肃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李维的记述，但他的记述在公元前167年也终断了）。但无论如何，从第7卷起，波里比阿的重要叙述材料还是残存的。这种材料以这两种方式呈现出来——摘要和引语——这些直接出自波里比阿，或者是其中的一些段落，其中一些段落还很长，我们知道一些作家在自己著作中一些特定的部分大段引用波里比阿的叙述，尽管波里比阿残篇中的这两种类型时常是不能明显区分的。残篇中的大多数来自拜占庭时期对波里比阿（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著作所作的一系列摘要，在一些情况下主要是为了说明具体的主题，诸如“美德与恶习”“反对国外的阴谋”“信使”此类的主题。此类摘要在本质上是彼此孤立的，其中许多在背景与年代方面是不明了的；但另一方面，每一个摘要是按照原始版本的顺序来依次编排的，每一个摘要的主题部分倾向于保存原始版本的措辞，甚至比古代习惯所通常认为的引语的要求还要严格。[4]因此，这些摘要和引语是重构波里比阿那佚失材料的重要材料——事实上也是重构那些用希腊语进行写作的历史学家佚失材料的重要材料。

实际来自波里比阿引语的其他残篇保存于后来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和拜占庭作家们的节录相比，此类引语似乎不太精确，但它们在确定背景方面又时常是相关的，而且这方面的引语数量也不少，因为后世作家大量引用波里比阿的材料，特别是那些用希腊语进行写作的作家或者那些关心希腊化事务的作家。在这些用希腊语进行写作的作家中，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尤其突出，他是公元前1世纪人，写了一本世界史；另一位是迪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来自比提尼亚（Bithynia）的元老，生活在塞维鲁王朝时代，写了一部罗马通史。巧合的是，这两位作家所写历史著作的佚失部分正是本卷所涉及的历史时期，因此有关这两位作家的这部分我们要依靠引语和拜占庭时代的摘要，其情况非常类似我们所叙述的波里比阿那种情况。毫不奇怪的是，也可以在波里比阿或者李维的残篇中存在大量的重复现象；但是也存在一些别的地方不存在的信息，特别是公元前167年之后的部分，李维的著作也是在这个年代终断的。

保存波里比阿引语的其他希腊作家是普鲁塔克（Plutarch），他生活在公元1世纪晚期，写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名人传中有六位人物与本卷内容相关，其中五位罗马人、一位希腊人。[5]普鲁塔克主要关心的是人物的道德和他笔下著名人物的个性。他对这些名人言行的叙述都是为了举例说明这些品质，但同时他很少关注成就，诸如政策、政治分析，特别的军事活动则几乎不关注。这反映了他对材料的选择，这种选择方式呈现出他的态度，他对各种话题分配了相对重要的程度。使现代研究者困惑的是——特别是那些政治史学家——普鲁塔克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个人的细小信息与逸事，但同时对其他事情的处理则比较模糊，让人失望，也缺少细节。普鲁塔克通常笼统地叙述其主题人物生涯的大致情况，对精确的时间、日期并不感兴趣；结果自然是，他很少提供年代方面的标准，可以说任何时间都难以是精确的。不过，普鲁塔克并不是让别人鄙视的。他记录了大量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仅仅在他这里有所叙述；他博览群书，这使他能够利用许多材料。同时，本卷所涉及的六位“名人传”所表现出来的疑问就是波里比阿材料的本质呈现，包括有关亚得里亚海的东方事务也是如此，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归结到波里比阿那里。

古代作家并不需要像现代作家那样担心受到剽窃的指责，并不总是提到他们所利用前人的材料，无论是具体的叙述还是材料的知识部分都是如此。狄奥多鲁斯（Diodorus）、迪奥（Dio）、普鲁塔克以及其他作家，他们叙述的很大一部分材料或者他们所利用的中介材料都被认为是来自波里比阿。在一些情况下，可以构建出这种引用，因为引用的波里比阿的此类段落恰巧又被保存下来，用这种方法就可能再现后世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引用波里比阿的思想，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引用波里比阿材料的。以这种来确认引用波里比阿的现存最重要的著作是李维的《罗马史》，该书现存的部分所涉及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19—前167年。拿这些段落与波里比阿的著作相比，则明显地表明李维有关东方事务的叙述主要来自波里比阿，也就是说有关罗马与对方的关系，罗马在亚得里亚海东部地区活动的那部分，在广泛意义上来说主要是来自波里比阿的叙述。此外，尽管李维的引用不是精确地把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但通常情况下，李维的文本与母本的内容比较接近，结构也大致相同，尽管李维用自己的艺术手法来传达叙述的生动与活力。因此，尽管李维对东方事务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利用波里比阿的材料，但并没有表示对波里比阿的感谢，实际上则相当精确地保存了对事件叙述的波里比阿版本；同时不可避免的是，有一些部分的归属权产生争议，有关这一事务的源自波里比阿的大部分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信赖的。因此，李维有关这些事务的大量信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那位非同寻常的、见多识广的作家，这位作家记录了许多其当代或近世的事件；波里比阿作为材料来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那些现存书籍和残篇的。[6]

李维的罗马史自太古开始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其主体部分几乎花费了他一生的精力。[7]就目前所知，李维并没有从事公共事务，而是全身心投入创作，尤其重要的是，据我们所知该书的创作所占据李维的时间几乎是奥古斯都统治的整个时期。采用编年的框架，逐年编排事务，随着讲述事件的发展渐成规模并最终形成了不少于142卷的著作，其中35卷传承于世。这些现存的卷数是：第1—10卷，讲述的是公元前297年的历史；第21—45卷，处理的是公元前219—前167年的事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也是本卷所叙述的范围。实际上，这些卷的内容处理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处理了罗马反对希腊化国家的主要战争以后——最早是波里比阿把这个时期当作他的研究主题——这些卷的内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们是来自波里比阿这一重要的叙述。就佚失的那些卷（这其中与本卷相关的部分是第20卷，第46—57卷）而言，只有为数不多的残篇存留，不过还有一些摘要。这些摘要中的一种——通常被称为“概览”（Periochae）——这是一份每卷主要内容的简明摘要（因为这些内容似乎是对编辑者而言的）；概括是比较冗长的，但不会长于所期待的目录内容，精确的年代指示内容通常是缺乏的。无论如何，全部142卷摘要的内容是存留的，但第136卷、第137卷例外。我们在奥克西林库斯纸草（Oxyrhynchus）发现的摘要，部分存在差异，但风格类似，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加简明。尽管大部分已经毁坏了，这包括第17—40卷的摘要（这些卷现存完整）和第38—55卷的摘要。此外，其他几种篇幅不长的历史作品也是源自李维，利用李维著作摘要到了找不到作者自己身影的程度。这包括尤特罗庇乌斯的《罗马国史大纲》（Eutropius' Breviarium）、奥罗修斯的《反驳异教徒的世界史》（Orosius' Historiae adversum Paganos）的相关部分，也包括被认为是奥勒留·维克多（Aurelius Victor）的传记体《论名人》（De Viris Illustribus）。

李维的主要意图和主要成就都是艺术性的——建立了宏大结构，并以一种生动的、优雅的，时常也是有说服力的叙述方式实现了这一宏大结构。李维很少从事原始文献研究，这在现代同行视作历史学家最基本的功夫。他对特别事件的处理方法是在他所知道的材料中选择一种进行叙述，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提及其他叙述中的不同记载。通常来说，李维似乎非常紧密地遵从他所选择的叙述，但也会以他的生花妙笔进行改写，并赋予一些生动的、戏剧般的描述——就像波里比阿曾做过的一样。就本卷所涉及的时间范围而言，李维特别使用了公元前1世纪早期两位所谓的“苏拉编年史家”（Sullan annalists）——不把波里比阿包括在内——瓦莱里乌斯·安提亚斯（Valerius Antias）、克劳狄·夸迪伽里乌斯（Claudius Quadrigarius），尽管可以发现使用别的材料的痕迹，比如对公元前195年加图（Cato）在西班牙军事战役的叙述，这肯定追溯到加图本人的叙述。因为瓦莱里乌斯、克劳狄两人倾向于为获得戏剧般的效果起见，为了家族辉煌起见，为了罗马沙文主义起见，而进行夸张和赘述的（更不用说随便篡改了），因此我们在处理李维著作中那些不是来自波里比阿的任何材料都要多留一个心眼，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甚至要彻底无视这类材料。不过，更加现实的情况是，当对诸如死亡人数和宏大的戏剧般战争场面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时，也要认识到瓦莱里乌斯、克劳狄本人利用了公元2世纪的大量材料，这其中有很多信息量很大，源自同时代人的评论与记述。通常认为大体框架是合理的，大多数的细节可能也是如此。比如，李维是逐年报道选举、行省划分、军队的招募和派遣、胜利、捐赠、战利品、神庙奉献、盛况及消耗等。这其中许多来自大年代记（annales maximi），可能是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所作的记录，这个档案可能在公元2世纪晚期写成并出版。

当然，李维的25卷内容并不仅仅是罗马扩张这一伟大时代的唯一信息来源。除了波里比阿和诸如狄奥多鲁斯、狄奥与普鲁塔克这些人的残篇外，还有其他一些比较次要的历史著作，散布在数量庞大的各种各样的文献中，很大部分是逸闻趣事。无论如何，李维的记述在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现代历史学家著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是根本性的作用。这可以从李维著作佚失的前后部分比较得到有效的说明：他的著作是何等重要。公元前167年以后没有连续的叙述，若不是第三次布匿战争和在西班牙的一些战争就不可能重构这类叙述，甚至不能够重构这些事件真实的、条理分明的画面。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54年的信息非常少，而且残缺不全，在事件顺序和年代上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大约从公元前154年起在年代和结构方面有一些改进，这是因为罗马记录了战争情况。从这个日期直到公元前133年，罗马在西班牙一直从事一场几乎没有间断的战争，从公元前149年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发动对迦太基的最终战争——第三次布匿战争。我们拥有阿庇安（Appian）所撰写的对这些战争的记录，阿庇安是公元2世纪的希腊人，他记述了罗马战争，这些记述是以地理或种族为基础进行编排的（意大利人、萨莫奈人、马其顿人、伊利里亚人、叙利亚人等）。尽管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经丢失了，但不少卷和大量的残篇存留于世，这包括“伊比利亚记”（Iberica）、“利比亚记”（Libyca）。阿庇安记述中的公元前167年之前的那些年，其记述的价值不大，这也没有包括在李维或波里比阿的记述中，但阿庇安对后来这些战争的叙述不但提供了有用的框架，而且也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细节。尽管阿庇安在处理西班牙战争时对规模和细节的把握变化很大，但大体来说其在年代精确性和可信程度上似乎也是可靠的，尽管他对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叙述非常接近波里比阿的叙述，从这一点可以判定这似乎通过一个中介材料来源获得这些信息。除阿庇安外，公元前167年之后的事件概况主要来自李维的摘要，前面已经提及诸如尤特罗庇乌斯、奥罗修斯这类历史学家的简明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李维著作基础上的。因此甚至是公元前167年之后流传到我们这里的此类记录也深受波里比阿和李维的影响，即使每一个原有文本已经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