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文化转型和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演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农村、农业、农民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乡村、田园是讴歌的对象，为什么到了近现代，尤其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村和农民都成了一种问题性存在？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中国知识分子有两种文化形态，一种是儒家文化，一种是道家文化。儒家文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李白一边追求功名，一边写下了讴歌大好河山的文章。在道家文化看来，“穷”则怎么办？归隐田林。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对田园都有一种内心的热爱。从这方面来说，在乡土中国文化语境下，农村、农业从来都不是问题。古时候常说“士农工商”，农民的地位是很高的，仅仅在士之下。中国历代皇帝都以农为本。陶渊明这样的诗人，他不愿做官，“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官场过得不舒服就回归田园、回归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生活很诗意，很舒适，这是中国文化很奇妙的一面，这是农业时代的思维方式。在古时候要有了钱，他会怎么办？他会买地，当地主，地主是土地的主人，当时土地是私有的，他爱护土地，守护田园。在古代，诗人最高愿望是归隐田园，文官要告老还乡，将军要解甲归田。即在古代农业文明生存范式下，回归田园是一种生命的内在舒适和个体精神自由。

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到了晚清之后发生了很大转变，农业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方式，一个国家要想富裕，首先要发展工业。

晚清之后，鲁迅笔下的故乡，不再是一种诗意的、明朗的审美叙述格调，而是灰突突的雾蒙蒙的萧瑟的悲凉美学格调。晚清时代不是土地变了，而是时代变了；藉此时代之变，而引发了汹涌澎湃、无可阻挡的人心之变。这其中蕴含的是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人类文明整体生存范式之变。一个新的时代出现在中国人面前。西方侵略者带着西方工业文明而来，以自然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历史，这种自然的、农业文明的力量太小了。一匹马能跑多快？能载多重？一个火药枪能打多远？以石油、煤炭为动力源的时代到来，工业文明带来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是人类从未拥有过的力量。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古老的乡土文明的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的大刀片子是打不过子弹的，我们仅仅依靠土地，是创造不出那么多财富的。晚清是个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不仅物质文化，与此相对应的精神与政治制度也在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文明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以自然能源为背景的时代都成为历史。中国传统评书中的英雄，像李元霸举着两个大锤力大无比，《三国演义》里赵子龙一杆长枪、关云长一把青龙偃月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都成为历史的陈迹。老舍《断魂枪》的英雄都成为了历史，冷兵器的时代结束了。农业文明在逐渐消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无可阻挡地到来，这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在这种大的时代文明背景下，我们来思考中国文化。我们来看一下鲁迅与乡土中国。鲁迅看到了乡村的萧条与无奈。鲁迅曾留学日本，目睹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他是在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在《故乡》中，鲁迅以闰土的形象演变为线索写了两个世界，一面是一个碧绿西瓜田地里清朗而诗意的少年；另一面却是麻木的、木偶一般的、像枯树枝一样的被苛捐杂税榨干的中年形象，这又恰是那个时代农民的写照、两个不同世界的隐喻。这正反映出，农民与乡土文学在新时代中已经成为一种问题性存在。工业时代，农民成为一种被取代的文化、文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才是悲剧的根源所在。

五四时期，鲁迅为什么会写闰土、阿Q、孔乙己这些形象？阿Q虽然没有土地，但是能干，很卖力气，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如果不是生在那个时代，他完全可以找到一份谋生的工作。新时代一群革命党起来了，阿Q既不能进入新生活，又没有别的生活依托，是一代中国农民的悲剧。孔乙己是乡间知识分子，若他不是生在晚清，而是生在更早的时候，可能会考取功名成为秀才，乃至进一步发展。孔乙己是个有文化的人，可能会开私塾谋生计，但在这里、在这个新旧文明转换的时代，他成为一个被嘲笑的人，一个迂腐的、无用的人。他们的悲剧是一代中国农民的悲剧。鲁迅本人所说“要画出国民的灵魂”，就是要以工业文明的新文化改造这一代人的愚昧、麻木、无觉悟。

在鲁迅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的“乡土文学”作品，即一系列从故乡走到大城市的人书写故乡的文学。“乡土文学”写作人恰恰是离开故乡的人，在故乡的人感觉不到故乡的好，甚至会诅咒故乡；离开故乡的人一方面对故乡无比怀念，一方面又不想回到故乡。早期的沈从文，虽然在北京生活得极其艰难，但仍旧没有回到湘西。鲁迅写故乡的人是用双重眼光进行重新审视的，一方面是对愚昧、麻木进行批判的悲凉的眼光，另一方面也写出了故乡的美好，比如《社戏》，写水岸两边起伏的麦浪、群山，喜欢看武生的打戏。《社戏》写得很温情，里面的六一公公主动给迅哥儿送豆子。这样的乡村很美好。鲁迅书写乡村，存在着两极化审美的情感取向。但就鲁迅个人而言，“故乡”依旧是以批判为主的精神被启蒙之地。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继承了鲁迅乡土文学的特质，注重对人性悲剧的刻画。蹇先艾书写遥远贵州的《水葬》，偷点东西的驼毛都被淹死。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写一场冥婚，菊英虽然死去了，但在她母亲的心中依然活着。到了十八岁，母亲为女儿张罗着一场冥婚。这在鲁迅看来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但是今天来看，作品写出了母亲的那种疼与痛，母亲对女儿的关爱，里面有种民俗的东西。台静农的《拜堂》中，哥哥去世了，嫂子就嫁给弟弟，有种凄凉哀伤的感觉。这些小说写得很踏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

沈从文写乡土文学继承了鲁迅的某些特质，但不完全与鲁迅相同。鲁迅写乡村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要把火带到人间，沈从文写乡土文学有鲁迅这种“用西方文明烛照中华文化”意识的另一种新思维，即“用中国少数民族原始生命强力的文化来改造腐朽的汉民族老态龙钟的朽腐文化”，寻觅的是一种中华民族文化的“内生道路”。沈从文认为不应该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华文化，而应该用少数民族文化改造中华文化，这条道路其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思考。20年代的胡适、刘半农等人倡导民歌、民谣运动，就希望从文化人类学的精神视角来给中国文学提供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沈从文认为中国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精神理念是独特的，像《边城》中的爱情，纯粹以爱为核心，无关乎金钱权势，冲破一切理念的束缚。像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媚金和豹子约会，豹子要带着洁白的羊羔赴约，找来找去没找好。媚金等到月上柳梢了，情人还没有来，以为是被情人遗弃了，就掏出一把尖刀刺入了胸膛，没有爱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当她鲜血流淌的时候，豹子抱着一只羊羔赶来，看到死去的媚金，他也自戕而死。这是一对为爱而生的女子与男子，一个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民族。湘西民族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这正是汉民族文化所没有的东西，即那种原始的生命强力。沈从文就是要将这些写出来，用以改造汉文化。他笔下的湘西是非常美的，人和天地那么和谐，翠翠和爷爷还有一条船、一只狗，那么纯净的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其他的东西。沈从文就说，你们表面上看到这么美、这么热烈的世界，却没有看到背后的悲哀。就《边城》而言，风景那么美，人性那么美，民俗那么美，为什么翠翠与她的母亲都是悲剧呢？像《萧萧》等作品，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方面具备人性之美，而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湘西的愚昧、原始、不自由，有一种深沉的寂寞、悲哀与原始蒙昧。现代文明不应该是原始性的愚昧，应该是原始生命强力的延续、转化和新生，是与新的自由、独立、民主等现代理念相融合的。

五四时期，鲁迅倡导农民需要被引导和启蒙。但是，到了20年代后期、30年代，中国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革命文学开始兴起。在革命文学中，农民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新来看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文中提出，什么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否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决定革命的成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革命模式当然也不同于苏联。中国要成功，必须吸引农民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毛泽东的作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农民应该成为革命的主力，而不是被改造的、不觉悟的“负能量”。“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认为这才是革命正确的道路。至此，农民在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发生了一个质变：从五四文学时期的愚昧、麻木、不觉悟的形象，开始变为觉醒的形象，再到40年代成为革命翻身解放的主人，可谓是从奴隶到主人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天壤之变。中国农民从革命的巨大“负能量”瞬间转化为革命的巨大“正能量”，而这个惊人逆转的发现者和实践者，就是毛泽东。

就审美而言，农民形象的正面化、觉悟与觉醒，就开始于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兴起，农民开始觉悟，成为觉醒的形象。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里，老通宝是老农民形象，一辈子不会革命。老通宝想过什么生活？想过地主的生活，认为陈老爷是他的榜样。可是他想不通，自己这么能干为什么还越过越穷呢？对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言，一个人要是怎么奋斗都得不到财富的话，社会就出现大问题了。老通宝的儿子阿多认为父亲是老脑筋了，靠劳动是致不了富的，越过越穷。怎么办？要斗争。要把被剥削的部分拿回来。阿多参与的“抢米潮”是自发的经济斗争。这是开始觉醒的农民形象。鲁迅笔下的阿Q要觉醒，这一时期农民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写那种乡村不安的“革命空气”；《星》中梅春姐是一个遵守三从四德的人，非常漂亮，结婚后受尽了丈夫虐待，只能忍气吞声。革命到来后，她获得了解放。这种新的生活是革命带来的，但是这种革命是很脆弱的。革命失败了，这份爱情夭折了，这是小说里的悲剧。和“革命党”生的孩子死去后，梅春姐收拾起包袱趁着茫茫夜色向大山走去，寻找新的解放道路。小说依然给我们留下了希望。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作品中，农民被发现了，塑造出一系列新的农民形象。

40年代的乡土文学书写是丰富而立体的，老中国故事继续呈现的同时，新的“革命乡村故事已经闪亮登场”。废名《竹林的故事》里的三姑娘那么美好和可爱，卖的菜都带着露水，大家都喜欢买她的菜。写到三姑娘的父亲去世，有种哀婉的忧伤在里面。废名写乡村是抒情的、美好的。40年代师陀的《果园城记》依然延续了这一精神流脉，很有代表。师陀是河南很优秀的作家。河南经常出一些优秀的作家，像阎连科、李佩甫、刘震云、周大新、梁鸿等。《果园城记》里，一个人重新回到故乡，发现故乡依然美，但是依旧那么衰弱，乃至呈现出人性中深藏的恶的一面。作品中出现一个塔，一个神仙喝醉了酒把宝塔掉落人间，发现人性那么复杂。“它看见过一代又一代的故人的灵柩从大陆上走过……看见多少晨夕的城内和城外的风光，多少人间的盛宴……”这个城是多么美好啊，不禁让人想起沈从文《边城》里面的塔，想起萧红的《生死场》里面的原始乡村描写。一到春天，《生死场》里的猪啊鸡啊都像人一样忙着生忙着死。《果园城记》里对塔内每一层人间场景的描写都让人触目惊心，那种恶的东西如此普遍，今天的时代依然如此。里面的魁爷如此魁梧，秘密统治着这个城。《果园城记》“它的大地是一切满12岁的男人的禁地”，他给他们每人一个丫头，一把鞭子。当他犯错的时候，会被吊起来打。魁爷这么一个分裂的人物形象，又那么地和善。《果园城记》所写的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它是那一个被淘汰的文化的悲剧，以及被淘汰的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人的悲剧。这是我们看到40年代文学的一个方面。实际上，40年代文学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把启蒙打断的革命农村文化。40年代，有东北“二萧”的萧红，写出了《生死场》那么一个自生自灭的、千百年来人们和猪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时代，但是那种原始蒙昧的乡村被打破了。日本人让这一切都变了。《生死场》中所写的敢死队，那种蒙昧的生死，为了抗战所组织的敢死队，寡妇们也宣誓，愿意为反对日本人而战斗。小说写出了人们的决心、觉醒。民族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同时展开，生命的觉醒和民族的觉醒也是同步的，所以，《生死场》写出了一种双重的解放，即个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

40年代“革命农村文学”中，赵树理是一个重头戏。赵树理写出了很多类型的解放区农民形象。解放区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民主政府，在这里，农民却依然受到封建思想的压迫，比如小二黑的自由恋爱遭到阻挠。村民们要把他们押到区政府去处理，但是区政府是革命政府，它支持人的自由恋爱，所以，它把金旺兄弟关押起来，批准了小二黑的婚姻。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变化，但是这其中的很多人物形象依然是愚昧的，像二诸葛、三仙姑，也包括那些没有名字的农民，他们都不敢出头。在《李有才板话》里，写到老秦，他这种农民依然是需要启蒙的，一方面他希望获得解放，获得土地；另一方面，封建专制文化思想在他头脑里面特别浓厚，他依然需要被启蒙。五四文化是一种民主独立的文化，鲁迅是用人的眼光来写人的，人不能像阿Q一样，而是要有人的独立主体性。我们看到，在40年代，像老秦一样的农民依然显示出需要被启蒙的急迫感来。五四文化在40年代，在赵树理的精神血液里，依然流淌。

孔厥和袁静的40年代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写得特别好。小说塑造了牛大水和杨小梅的形象。小说写得很通俗，清代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写的是英雄豪杰也有儿女之情，《新儿女英雄传》同样是这样，他们是新时期、新时代、新革命的农民英雄。牛大水和杨小梅从小就认识，情投意合。但是却因为牛大水家里太穷而不能走到一起。后来，杨小梅嫁给了张金龙。革命了，一个叫黑老蔡的人领导革命。牛大水和杨小梅都加入了革命，他们在革命中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张金龙是地主出身，加入革命，但是又觉得太苦。这其实就是表现农民成为一个革命者所必然经历的百炼成钢的过程。小说写牛大水、杨小梅接受培训，学习知识。但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硬着头皮学习。小说起伏波折，牛大水被日本人抓住，经过严刑拷打，也依然守口如瓶，最后被成功解救，和杨小梅结婚，他们的结婚祝词这样写：“新人儿推倒旧制度，老战友结成新夫妇。”横批是：“革命的爱。”它呈现出来这一对既旧又新的革命新人婚姻恋爱的“革命本质”。而在以往，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使命，像子君一样的人物的悲剧，而牛大水和杨小梅则迎来了胜利，革命和个人的解放融为一体。

回到40年代文学主题，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新变化：一方面，像《果园城记》那种要淘汰的衰落的文化还在延续；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新兴的文化、新兴的社会、新的农民和新的生活正在形成。此外，还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写农民欢天喜地，获得经济独立。经济独立是最重要的，女性独立就是要有经济权，这样才能获得保障。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下文化转型的农民形象得到了新的书写。梁斌的《红旗谱》，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梁斌本来是个军人，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放弃了高官，选择了当作家。《红旗谱》特别饱满，写了两代人的形象，而且形象都很饱满，这很难得。这其中的风景和民俗描写很吸引人，他写那河流、树林的气息、人们的集会，地主少爷。这个地主少爷的人物形象也很饱满，他对时代的思考很深，对未来有自己的一套见解。革命在这里被融合在细节之中，包含着许多生命的东西，需要我们去重新评价。柳青的《创业史》是非常经典的一部代表作。柳青最喜欢的还是梁生宝，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同样，梁三老汉这个中间人物其实也是相当的饱满。前些年，我们组织关于《创业史》的讨论，有一个同学问的问题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柳青的这部小说里为什么梁三老汉和梁生宝他们的父子关系是继父与继子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深度和代表性，这让我想起山东作家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小说写的也是继父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他们走的是不一样的道路。他们的血脉不一样。梁三老汉走的是一种自我的道路，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谁也不能管我。梁生宝则是要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中国人自古有一种相互救济的精神。这是一种儒家文化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理念。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是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则写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我们夫妇之间》里，写了一对革命夫妇，同甘共苦，新中国成立之后，参加工作，马上出现了分化，丈夫发现他的妻子没有文化，不会跳舞，少情调。生活的矛盾也就显现出来，小说写得很尖锐。《霓虹灯下的哨兵》也表现了这种冲突对立。小说写来自山东的一些士兵来到上海，接触了上海的新东西、新文化，士兵们心里就产生了新的想法，不穿土布袜子，也要与自己的妻子断绝关系。这让我们重新思考，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要为了什么？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等等，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鲁迅说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让人活的，革命是让每一个人幸福，革命不排斥幸福。革命是人民追求幸福的过程。老通宝羡慕的那种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即牛羊满地，粮食满屯。丰衣足食，这是他向往的生活，这是人的天性。当然，人只有对物质的追求还是不够的，还要有精神的追求。这两者必须均衡。

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也写得很精彩。小说写共产党来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可是有的人却不勤劳，像二流子一样，整日瞎逛。他不愿意种地，没钱就卖土地。有个人想买地，想当地主，但是他儿子说，这样不行，不能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有了钱就应该帮助别人，不能走买地当地主那条路。小说主题非常鲜明。欧阳山的《高干大》与柳青的《创业史》一样写了一个创业的农民高干大的形象，他通过劳苦致富，人物写得饱满成功。这是一种乐观的朝气蓬勃的新农民形象。豫剧剧本《朝阳沟》写了农村的广阔、城乡二元体制的对立。戏剧展现了农村是广阔的，是有希望的。

当然，到了“文革”时期，作品之中的农村开始荒芜起来。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民才在生活的实际上得到了改善。新时期以来，新的变化不断出现，农民的喜悦、重新焕发的活力又出现在作品之中。代表作品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这里面新的农民形象被塑造出来。随着时代的转换，陈奂生过去是“漏斗户主”，谁也看不起，年年要借钱，没有尊严；现在他突然有了钱，一种虚荣心就产生了，于是在县城的宾馆里住了一晚上。我们再看何士光的《乡场上》，写了一个叫冯幺爸的人，年年吃救济粮，现在有粮食了，有尊严了。有一天看到一出打架事件，他要果断出来作证，要还原事情的真相。我们看到，在这里，农民已经有了独立的人格，有了自己应有的尊严。

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写了一个叫王才的人，有了钱，村里闹灶火，闹得风风火火。这里我们看到，农村的新富人群体已经出现，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再看《鲁班的子孙》中对传统文化的恪守和反抗，一方面儿子为村里人做家具要收钱，儿子的理由是个人的劳动所得，是正常现象；但是在父亲那里，却并不认同这种趋利的心态。他对儿子说，咱从小吃百家饭长大，怎么能收村里乡亲们的钱呢？谁对你都有恩情啊，修一个小农具也要钱？儿子和父亲的冲突是一种义与利的冲突，这是一种传统的道德面对经济文化的一种矛盾，即市场经济与原有道德的冲突。路遥的《人生》同样写了一种新旧的冲突，新的世界很穷，但已是新的世界了，这个新时代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高加林面对的是公路、桥梁、大楼，这种新的生活让他知道自己的追求，尽管他的路非常坎坷，最后回到了农村，但是他的心已经与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平凡的世界》里，我们看到孙少平与孙少安的奋斗之路，尽管奋斗艰难，但是他们的心里是愉悦的、兴奋的，他们要向新的世界里走去。我们看到，一个乡土少年孙少平从大地里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现代生活，走向祖辈们没有走过的路，他在探索中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这种平等独立的风格是他的探索方式。孙少安的探索是代表着那种共同致富的英雄“梁生宝”式的路。当然，孙少平却走得更远，他的路是一条独立自由之路，是创造新文化的路。他收获的是精神、理想。里面还写到孙少平的煤矿生活，它与工业化的联系非常紧密，我们看到孙少平获得乒乓球奖，坐着火车去领奖的时候，他想到火车的动力来源就是他们在地底下挖的煤炭，这种现代的大型的工业在他内心是一种震撼，一种内在的获得和成长，他与这种文明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这是我们看到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光亮明朗的农村农民形象的塑造。198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黄金时代，文学与知识的黄金时代，但是今天却很让人担忧，改革越来越有利于既得利益的群体，困境与危机同在。

19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这个时期在市场经济之下的人心之变，这在河南作家阎连科那里有了新的呈现。河南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刘震云、李佩甫等，他们对乡村故事的写作都特别饱满。阎连科在《乡间故事》中说，我们的书记、村长开会，书记一来，会场鸦雀无声。这种对领导威严的书写，展现出一种农村新的利益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所有人都处在一个链条式的链子之上。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所有人，所有人都是亲戚。他们无处不在，却又并不显现出来。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无物之阵”，所有人都在一张大网之中，无处可逃。这是一种新的文化危机。上海学者王晓明就提出说90年代以来，有一种“新意识形态”出现。这是一种无名的状态，从来都没有人为它命名过。在电视、报纸等媒体上对电影明星白领阶层的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的宣传、找个好工作不如嫁个好老公诸如此类话语，刺痛了我们的神经。王晓明说，在这个时代里，诗歌、爱情、哲学这样的东西已变得一钱不值，人们只关心鼻子底下的那点利益，不关心国家，不关心民族，不关心个体，只关心自己。这种“新意识形态”的蔓延，使整个社会功利化，非常可怕，整个社会生活在物质化的状态之中。近些年来，研究生毕业了，没有什么想法，只想赶紧买辆车、买套房子，这是最大的梦想。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无声的影响。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提出，有的大学培养出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让人痛心。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学习成绩、学业考试、技能都很优秀，可他们是没有原则、没有公心、没有公共责任意识的人。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他自己，没有公心，没有担当，没有集体意识，非常可怕。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这种变化是对人心最大的挑战。我们来看贾平凹的《浮躁》，这里面出现的人物，那种乡土的变化是让我们非常痛心的。这一时期还有一批新的作品出现，像1990年代陈忠实的《白鹿原》，他带领我们重新去看过去的历史，白嘉轩是造福乡村的、对乡民非常和善的乡绅形象。一批具有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小说，像刘醒龙的《分享艰难》，里面提到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变迁。一个乡镇企业污染环境，但是政府还要保护，要一起分享艰难。

新世纪以来，一系列“新乡土文学”作品的出现，都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崭新变化。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加快，如果我们说《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少平还有点进城农民工的感觉的话，那么今天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群体而广泛存在。这一时期打工文学出现，诞生了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形象等等。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鄂温克人消逝的文化和文明，以往我们说农业文明是和工业文明分开的文化，一些人离开农村后就开始怀念故乡。鄂温克人是一个睡觉都要看着星星的民族，每打死一只动物都要祭拜，把它们当作生命来看待，每一个生命都在轮回转世。里面塑造的萨满的形象，每救一个人都要失去自己的一个孩子，是一命换一命，所以她没有办法。一方面她不愿失去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她又是萨满，职责就是要拯救别人的生命，这是一种无奈的痛苦。里面的萨满赤着双脚在通红的大火上跳舞，写了这么一位通神的人，特别精彩。写了这样一个消逝的民族，作者说要让人们看到在民族的拐弯处我们失去了什么。当今的社会，物品十分丰富，琳琅满目，生态环境却污染严重，雾霾几乎无处不在，河流受到污染，土壤受到污染，我们吃的食品有多少是安全的？我们的食品又有哪样是真正生态有机的？当今是一个工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可是我们又遗失了什么？有人说，我过去很穷，可是呼吸的空气是没有污染的。我们小时候捧起河流的水直接喝，现在谁还敢喝？河里没有水，有水也都是污染的。这让我们回想我们失去了什么，遗失了什么，我们怎么面对未来。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对农业文明的思考，人和动物之间关系的反思，对生态的生活方式的追寻。

贾平凹的《秦腔》和《高兴》从两个不同角度书写了留守乡村和进城农民工的乡村留不下、城里走不通的当代中国农民生存的尴尬、哀伤和深深的忧患。《秦腔》里写留守的人物形象，乡村里的人都走出来了，只剩下一些年老的人在那里生活，写夏家的仁义礼智信，老大死了，没有“仁”。贾平凹这样写是有寓意的。小说写夏天义是这个乡村的“毛泽东”，最早闹革命，有很高的威信。夏天智是个小学老师，他发现乡村没有“气”了。我们说一个人的气数已尽，只能苟延残喘，奄奄一息，那乡村的气都不在了，该怎么办？一天深夜，夏天智让儿子在墙角挖了四个大洞，里面埋上大力补气丸，用中药给乡村补“气”。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气数已尽的东西，岂是药理能够弥补得了的？《高兴》里面的刘高兴来到城市，他和以往的农民形象不一样，他真心觉得城市好。这和以往作家写的城市不一样，以往作家喜欢写城市的恶，像《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多么好的祥子，来到城市之后成为文明地域上的走兽、地狱里的恶鬼；苏童的《米》写五龙来到城市被恶的东西一步步地侵害，他甚至要把牙齿全部打掉换成金牙，可笑而痛苦。这是以往对城市的描写，城市是恶的存在，只有乡村是美好的。所以苏州学者刘峰杰教授说，“千年惊不破的桃源梦”，乡村是乐土般桃源的存在。而贾平凹的《高兴》里打破了这一点“审美成见”，刘高兴一定要留在城市，他觉得城市是优雅的、高洁的、美的、文明的，他懂得审美，看到晚霞会感叹，还会吹箫。他是个捡垃圾的，别人看他的穿着都问他是干部吗，他说是捡垃圾的，别人都不信。他想让自己的兄弟姐妹们都来到城市淘金，这是很难的。刘高兴把去世的兄弟带回故乡安葬，警察问他是谁，他回答名叫刘高兴，警察让他拿出身份证，身份证上明明写的是刘哈娃，一下子打回原形。五富是城市里的游魂野鬼，城市不是他的，但是刘高兴依然对自己说“我要属于城市”，在城市里寻求新的生活。这是贾平凹在这一时期的新书写、新思考。

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书写了一个破败的萧条的梁庄。百年之后，又出现了类似鲁迅笔下的乡村，相比之下愈加的荒凉、萧条、衰败，触目是荒草、泥巴路、坍塌的楼。鲁迅的笔下还有闰土，还有水生，还有下一代。可是今天乡村怎么样？连根拔起。以后我们还有没有乡村？我每次回老家都带着女儿，她可能还会有乡村记忆，可是这种乡村跟我的乡村截然不同。“那是我爸爸的乡村，不是我的乡村。”今天很多乡村是被城镇化吞没了的。每天都有无数个自然村在消失。所以梁鸿指出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以乡村文化为单位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消失所带来的伤害很大。我们今天如何保护乡村，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梁鸿的另一部作品《出梁庄记》是写城市里的打工者，老一代的梁庄人还有故乡，新一代的梁庄人已经没有了故乡，在城市又无法安居，他们的命运要归向何处。就像今天在城市里干活的人很多都是二代农民工，他们到底何去何从，是个未知答案，是个未知数。

新世纪，山东作家赵德发则在思考如何进行文化的重建。什么才是中国农民的归宿？是和西方一样吗？像美国的农业已经完全是农场主化的，农业已然成为一种产业。但是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人口很少，可以机械化。中国那么多人口，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中国农业的衰弱不是因为农民不能干，而是因为人太多，产值太低，农业产值有一个限度，不可能再提高了。那么人口还在增长，效率却在降低，怎么办？所以必须要转型，今天我们依然在进行工业化。这就是美国学者黄宗智所提出的“内卷化”理论。中国太多的农业人口，怎么消化？这对东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日本学者提出来，中国的农村不可能像西方一样。冬天，美国人都喝冰凉的水，客运站卖的矿泉水都是冰的，为什么喝冰水？他们住的房子里暖气烧得很热很热，在屋里只穿一件衬衣就可以了。中国的房子里温度都比较低，省钱，省能源。所以美国能量消耗是巨大的，车是最耗油的，而日本的车是最省油的。因为东亚国家的资源贫乏，日本学者就提出来东亚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物质适度的、精神丰富的，建构一个生命的空间，人过得才有尊严、有意义和价值，这也暗含了中国节俭的文化传统。我们都在思考当下民族国家的道路模式、农民的解放模式。农民依然生活在艰难时期，今天农村实行低保、农业补贴、医疗保障，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在经济领域、教育领域、医疗领域还是处于弱势。怎样建构当今的中国伦理文化？山东作家赵德发写过一部《君子梦》。小说里的人要建立一个“君子国”。中国人夸别人好就说“君子”，说人不好就用“小人”，这对人的评价是很低的。骂人就说“伤天理”，其实这句话说得很重的。怎么做一个君子？赵德发就说，做君子很难，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公民，回到公民意识上来。有一段时间我们提到人人做君子，就像“大跃进”时代，都是适得其反的。五四时期提倡群体和个人分开，人各有私，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私人利益是要得到保护和理解的。后来赵德发老师又写了两部作品《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双手合十》讲中国的佛教文化，里面有句话打动了我，即很多寺庙里写在墙上的一行字“诸恶莫做，诸善奉行”，要做善事，不要做恶事。这是一种从传统而来的文化的归属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和震撼力。

资本主义伦理文化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但挣钱，也敬畏上帝。今天的中国，经济发达了，如何重建与今天中国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伦理维度、文化体系？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所以今天很多作家都在书写原始文化，就像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淳朴的古老民族、像贾平凹的《带灯》书写老伙计之间的关系、像《君子梦》提倡的儒家文化、《双手合十》提倡的佛教文化、《乾道坤道》提倡的道教文化，都为今天的中国伦理重建提供了新的维度。如何和中国文化内在的维度结合起来？我们说最漫长的东西是对人心的改造、对人心的凝聚。“哀莫大于心死”，人心坏了是最可怕的事情。今天的人，要重新回到五四时期，要立人，要新民，这是我们没有完成的课题。如果中国八亿农民没有过上现代生活，这依然是国家重大的问题；如果中国农民的那种独立人格、经济自由和文化信仰没有建立的话，中国文化依然行走在路途之中。这也是今天中国文学的使命所在，我们要书写这种文化，呈现这种状况，思考这些问题。

百年来文化转型所带来的审美理念的变化，从文学作品中农民形象的塑造来看，我们作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新世纪中国农民如何实现自身的解放，获得社会自由、经济自由、文化自由和全面发展自由的独立主体人格等等，都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