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乡土中国文化重建的审美新探索

吴义勤[1]

张丽军是2006年我在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学科做带头人时，被引进到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他为人朴实、诚恳，肯用功、善钻研，在学术之路上扎实稳重前行，成长迅速。近年来，他更是凭借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了国内乡土文学研究领域极为引人关注的青年学者。张丽军博士论文做的就是中国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审美想象问题研究。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之后，他继续深化和拓展着自己的乡土文学研究，并不断推出新的成果。2008年开始他又跟着我进行博士后研究，从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角度拓展对乡土中国文化转型的研究。2012年，他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上，向当代延伸，继续探索，成功申请到“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8年该项目顺利结项，获评“优秀”。结项后，张丽军没有急于出版，而是根据专家的意见，继续思考，进一步打磨整理。从项目立项、结项，到今年书稿最终修订完成，这中间已是经历了十个年头，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可以说，手头这本《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不仅是张丽军在山东师范大学从事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成果，而且蕴含了他做博士和博士后工作时的所思所想，是他长期从事中国乡土文学研究成果的汇总与呈现。

士农工商，以农为本。千百年来，从审美姿态和情感态度来看，中国农民作为乡土中国的主体与中心，始终处于一个被肯定、被赞美的文化位置。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田园诗、山水诗无比繁盛，农民、农村、田园都是诗意的、归隐的、理想的归处。为什么到了近现代时期，农民开始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愚昧、落伍、不觉悟的群体，处于被改造、被启蒙的边缘化位置？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溢出了文学界，成为社会各界对农民认识和想象的形象表达与文化符号。“阿Q”何时才能获得主体性，成为具有独立人格主体的现代人？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来自作者个体“地之子”的生命体验，是《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这本新著鲜明的个性特征。正是浸染于这种人文情怀、审美体验，这本书里边的问题意识尤其强烈、深邃和宏大。显然，张丽军在书中提出的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作品的审美品格和审美属性的问题，而是基于更高、更恢弘乃至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人类文明形态、文化范式维度的思考，是基于乡土中国文明演进、文化转型、社会变迁视域下的审美嬗变、农民形象变革的思索。因此，从人类文明、文化、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思考乡土中国文学及其农民形象的审美嬗变问题，这种宏观的文化研究及其思维方式堪称本书的一大亮点，体现出作者对根源意义逻辑机制的审美探寻追求。

而也正是在这宏大的文明演进、文化转型的精神视域下，《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专著呈现出对乡土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性质的审美新探索。这种审美新探索首先体现在“百年”这一历史时段的审美视域上。历史是延续的，而唯有从更长时段的审美视域，才能有效思考和阐释问题的由来、过程和内在逻辑演化机制。基于乡土中国研究文本的丰富、研究过程中持续的精神探索和对当代文学创作场域的长期浸润，作为提问者、思考者的张丽军获得了一种文学史维度的审美视域和一种整体性、在场感的共情式理解，并以此来分析和阐释百年以来中国文化转型与重建，探寻一颗颗有情的灵魂，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时代的文化重建提供了一种来自历史的生命镜像、精神资源和文化思考。这种整体观不仅作为一种审美视域和思维方式蕴涵在书中，而且还有很多具体的呈现，如对“中国式现代化”路径、“阿Q”的百年形象流变、中国农民的城市梦研究等。从百年这一审美精神视域出发，张丽军思考和阐释了“中国新现代性”问题。“中国新现代性”指向的是百年乡土中国文学对民生问题的审美书写，即从贫穷、饥饿和吃开始，来谈中国新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及其内在精神变迁。张丽军从不同作家的文学文本入手，对百年视域下的“阿Q”审美流变进行分析，提出“阿Q”精神困境及其真正意义获得独立主体性的问题。而从乡村和城市的空间流动来思考农民形象的审美嬗变和乡土文化的当代转型，是张丽军进行乡土文学研究的新向度。事实上，由于文明模式的演进，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土到城市，这已经是百年中国农民空间流动的大势所趋，无可阻挡。中国农民城市梦的文学书写，就是这一空间变迁的审美表现形态。“以善抗恶”“以恶抗恶”“以善寻善”，是张丽军借助于典型文本而提炼出的审美叙述逻辑。中国农民进城问题是一个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问题，而如何认识城市，如何从乡土文化伦理中寻找与城市文化伦理相通的精神渠道并进行现代性转换，则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书写、中国农民城市梦审美想象的新架构模式和新审美路径。

其次，选取代表性作家的小说文本进行细读并对其塑造的典型农民形象进行深入剖析，是这本专著审美研究新探索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中国乡土文学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作家群体及其文学文本，可谓是占据了百年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王鲁彦、师陀、赵树理、欧阳山、柳青、郭澄清、高晓声、何士光、阎连科、张炜、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徐贵祥、赵德发、苏童、迟子建、梁鸿、刘玉栋、叶炜、付秀莹、高艳国等众多代表性作家及其塑造的典型农民形象，是张丽军从百年乡土文学审美视域下选取的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的研究对象。他所着力的就是从这些研究对象出发挖掘其对乡土中国文化重建和新农民审美想象的独特价值意义。在对鲁迅及其乡土文学、农民形象的解读中，张丽军结合个人独特审美体验，重在对鲁迅童年经验和晚年书写的分析，指出了鲁迅对农民形象审美书写的两极化倾向，揭示了鲁迅以往被遮蔽的“乡土乐园”“优美人性”与“中国美少年”的乡土诗意化书写。而在分析鲁迅晚年审美姿态、文化心理及其精神资源的时候，张丽军认为鲁迅晚年对故乡戏剧、民俗文化的念念不忘，恰好呈现出晚年鲁迅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尤其是绍兴乡土文化的更深层的精神认知与文化认同，而这也最终成为鲁迅极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审美文化逻辑根基。可以说，晚年鲁迅正是从乡土中国大地深处及其乡土生命经验、民间文化中获得了进行精神抵抗与生命慰藉的强大精神力量。再比如，本书对赵树理专章分析也很有深度。一方面，书中对赵树理自觉认同和实践“农民文学观”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又致力呈现和阐释赵树理小说中所流淌的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基因与超越时代的具有某种革命先锋性质的文学新元素。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的农民文学书写在呈现解放区农民翻身解放的大团圆结局的表层结构之下，也潜藏着对乡村恶势力进行批判和农民劣根性进行反思的深层结构叙事。赵树理小说的这种批判性、先锋性与革命性的精神锋芒，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大的启发性的价值与力量。

在本书中，张丽军除对柳青、贾平凹、路遥、陈忠实、张炜、莫言、徐贵祥、赵德发、苏童、郭澄清、刘澍德、何士光、王润滋、矫健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外，还对以刘玉栋、付秀莹、梁鸿、叶炜等为代表的新世纪青年作家作品进行了阐析，以求以更丰富、更全面、更立体的面貌展示百年文学，呈现对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风貌、审美演变和伦理文化重建的新思考。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探究百年乡土中国文化重建的多元维度，是这本专著审美研究新探索的第三个特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社会转型的思考从经济、军事、政治走向思想文化领域，转向对乡土中国文化转型与重建的深层问题的探索。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五四新文化、现代革命文化、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化、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文化，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文化建构的重要精神资源。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借鉴与学习，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倡导，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现代性品格。与此同时，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俗、歌谣等本土优秀文化资源的探寻与建构，也是特别可贵的。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运动，就是要从民歌、民谣这些被压抑千年的传统民间资源中寻找新文化重建的本土精神资源。这在其时正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的沈从文的创作里就有鲜明体现。沈从文在对湘西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农民形象的审美塑造中，力图把没有污染的、雄健质朴的湘西少数民族文化注入新文化的肌体之中。

而鲁迅、茅盾、左翼文学、赵树理与延安文学对乡土农民的审美想象，则呈现出鲜明浓郁的现代革命文化精神意蕴。对现代革命文化的思考，离不开对农民革命历史的探寻。在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的探寻中，张丽军读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认知的发现与思考。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革命文献里，张丽军读出了革命领导人对中国农民的一种新的、正面价值的充分肯定。在五四新文学里，需要被改造、被启蒙的边缘化农民形象，在革命领导人的视域下，恰恰变成了中国农民革命的同盟军与主力军、中国农民革命的主体和中心以及给予革命以巨大正能量的力量源泉之所在。正是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性、革命主体性的认定与发现，五四之后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对中国农民的审美想象有了质的变化：农民形象开始觉醒、斗争，乃至成为新战士、新主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走集体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农村文化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柳青的《创业史》所塑造的梁生宝，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社会主义集体富裕道路的乡村领路人。梁生宝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是研究的热点，被研究者和读者们持久关注和解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梁生宝所代表的乡土中国文化重建的道路方向及其未来指向性。新时期改革开放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审美探索构成了更为直接的文化资源。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赵德发《君子梦》《双手合十》《乾道坤道》对中国儒家、佛家和道家文化的当代书写，以及迟子建与作家萨娜对已经消逝的鄂温克民族生态文化的书写，都让我们寻觅到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对传统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建构。而贾平凹《古炉》里有一个给人“说病”的农民形象王善人。王善人给人治病是“说病”。他认为病的来源是因为内心的恶。只要有了善，有了正气，才能够克服种种邪气，才能保持心态与身体的平衡和健康。在《带灯》里，贾平凹塑造的带灯这一乡村女干部形象也很有意味，她与乡村妇女们建立起“老伙计关系”，试图以此来重塑当代乡村政治伦理文化。

思考以农民为主体的人的现代化，是张丽军开展乡土中国文化重建和新农民形象研究的内在精神核心与逻辑中心，是本书审美新探索的第四个特点。在对代表性作家及其典型文本的分析过程中，张丽军始终从一个逻辑内核出发，即探寻作家作品中对乡土中国农民内在主体性的精神建构。农民形象的主体性，为张丽军乡土文学精神探索与文化重建的内核、中心。乡土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重建，不仅仅是一个个外在的物质条件、社会基础的变迁，而更内在与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转型，即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最核心的要素是人的现代化。面对乡土中国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人的现代化就是乡土中国农民为主体的现代性转型。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难点、重点之所在。百年中国乡土文学恰恰回应了这一点。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蕴藉在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审美叙事之中，展现为对新农民形象的想象和建构之中。从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论”到鲁迅的“首在立人”，从麻木、不觉悟到革命文学中的开始觉醒的、斗争的农民形象，从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到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梁生宝，从高晓声的陈奂生到路遥的孙少平、刘玉栋的曹大屯与付秀莹的翟小梨，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中的农民新人形象从未断绝，一直是中国作家审美书写的中心和读者关注的热点。而事实上，新时代乡土中国文学中的新农民形象依然是“新山乡巨变”审美叙述能否成功的焦点所在。百年中国乡土文学所建构的新农民形象谱系恰好为此提供了历史精神资源和审美参照体系。

总之，《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汇聚了张丽军对乡土文学领域的多年思考，基本实现了对百年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预设目标，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审美演变的内在逻辑、演变过程以及百年中国新农民形象谱系，提供了关于乡土中国文化转型与重建的多元文化路径与精神资源。当然，从文明演进和文化转型的整体视域看，这本书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不足与力有不逮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不同文化生态系统派别、力量的“差异化、边缘化”文化声音的研究还有不足。五四新文化发展中有不同文化派别、力量的对话和交融，书中呈现的多是革命的、主流的声音，而对当时语境下其他文化观点的研究与关注显然不够。二是对于百年中国乡土文学里边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及农民形象谱系的研究，缺少具有持续性、精深度和高关联度的系列性研究。目前的研究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但是这些作家作品及其塑造的农民形象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各自言说的局限与不足，没有从形象谱系的视域分析其发展演变。三是缺少不同文化、国别的乡土文学比较研究视域。作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文化范式的组成部分，乡土文化转型应该有不同的类型、方式。人类不同民族国度的乡土文学可以互鉴。研究者在立足于中国、以乡土中国文学为研究中心和主体的同时，应该有一种真正意义的人类视域和世界意识，即基于人类文明视野以比较文化范畴来思考东亚文化、思考乡土中国的文化重建问题。不同文化文明的互鉴，将有助于对乡土中国文化重建认知和理解的丰富性。

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任何研究都是阶段性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何况是乡土中国文化转型与重建这一关乎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大课题。《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也可以说只是这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20年，张丽军从山东师范大学以人才引进方式到了广州暨南大学，其学术人生又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2021年，他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成功立项。这个重大项目的研究内容与主题，既是他以往研究的持续性思考，又是对以往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新拓展。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新时代对新乡土文学及新农民形象都有了新的要求。中国作协开展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就是对新时代新乡土文学精品力作的召唤与期待。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及其新农民审美想象远远没有终止。新时代新乡土中国文学依然在路上。作为一个对乡土文学有着长期思考、深厚积淀并富有“地之子”情怀的当代文学批评在场者，张丽军的乡土文学研究无疑会带给我们新的、更大的期待。

是为序。

[1] 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当代著名批评家，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