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重证据法”与古典学的重建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古典学重建工作几乎与《古史辨》派的兴起是同步的。1917年，王国维先生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使古书中许多被疑古派视为子虚乌有的记载重新得到证实，开始了古典学重建工作。其后，他又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其后古典学重建工作的基本原则。

《古史新证》开宗明义，首先阐释了对传统古典学以及“信古”“疑古”两种相反学风的态度：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故于夏殷之礼，曰“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孟子于古事之可存疑者，则曰“于传有之”；于不足信者，曰“好事者为之”。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取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驯之百家言；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谍记》。其术至为谨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古今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8]

可见，一方面，王国维先生对孔子、孟子、司马迁所代表的传统古典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一方面，他既反对盲目信古，也反对疑古太过。但从他对传统古典学的态度看，“二重证据法”的基本方向是与疑古派背道而驰的，是对“疑古”的反动。事实上，“二重证据法”指导下的古典学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恢复业已被疑古派所颠覆的传统古典学，当然在这同时也纠正其中的一些错误。

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大量考古资料出土。尤其是七十年代临沂银雀山汉简、定县八角廊汉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而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战国楚简和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更把古典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至今方兴未艾。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在不同程度上证伪疑古派的观点，同时也促使古典学重建工作一步步走向深入、扎实。

肇始于二十世纪初叶的这种利用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传统古典学的重新判断工作，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重要的古典学重建活动。如果说前两次古典学重建是古典学因传统文献缺失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修复、整理和阐释传统文献的话，那么第三次是古典学因传统文献被怀疑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文献的可靠性，并在同时纠正和补充一些传统观点，进一步完善古史系统。

就第三次古典学重建的历史过程而言，我以为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标志着这股学术思潮的确立，而几年前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主流的疑古思潮已经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