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疑古思潮对传统古典学的颠覆

至北宋中叶，汉唐传统古典学的两个方面都受到严重质疑。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载：“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4]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亦曰：“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云。”[5]这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宋儒之学的一般特点，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从而能摆脱注疏的约束，直接考察作为经典的古书，自行裁断。”[6]

事实上，几乎在同时，人们也开始怀疑汉唐有关先秦文献和史实的传统观点，最典型的是欧阳修《易童子问》针对《易传》成书、作者等问题提出的种种责难，但这并不是当时疑古思潮的主流。

宋代开始的这种疑古思潮，时起时伏，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算是登峰造极了。1923年，《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著名观点。他认为，先秦两汉古书所载古史都是传说，因而他立志推翻这个古史系统，从而还原其传说的本来面貌。

近代的疑古思潮可以看作宋代以来疑古传统的继续，但也有不同。或许可以这样说，宋代疑古思潮是有破有立，也就是说，其主流是，一方面打破了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义理之学，在基本承认汉代学者所建立的古典学的前提下，致力于直接阐释中国早期的思想世界。如果我们说那是对中国早期思想史的重写或重建的话，恐怕也不为过。而近代的疑古思潮则只破不立，其主流是颠覆唐宋之际以前有关先秦文献和史实的成说，基本谈不上古典学的重建，虽然其意图本来也是先破后立。

疑古思潮是否可以看作古史的重建呢？我们先来看顾颉刚先生本人的说法。他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介绍了他准备编《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的设想，并指出：“这四种，我深信为旧系统下的伪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我们所要破坏的伪史已再不能支持其寿命。”他将传统古典学称为“伪史”，他的工作就是对这种“伪史”的“破坏”。对此，如王国维先生批评道：“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7]当然，如果说《古史辨》派是对古史的消极重建，是寓立于破中，其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立，那么是可以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