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正古”要义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古典学？如何全面地概括“二重证据法”？如何正确地把握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向？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推敲、琢磨，现在我不揣冒昧，大胆地提出“正古”这个概念与学者共商。

所谓“正古”，就是“修正”传统古典学。“修正”传统古典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古典学基本上是可靠的，只需“修正”；另一方面意味着它也有缺陷，所以需要“修正”。这其实已包含了对传统古典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因而可以同“信古”“疑古”相提并论。

具体地讲，应该怎样“正古”呢？我大致地归结为“四正”：

一曰“反正”。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传统古典学是基本可靠的，不可轻易怀疑，这是前提。《史记》的古史系统可谓传统古典学之骨干，然所载三代世系曾倍受怀疑。王国维先生列举大量甲骨文中的材料得出难以置疑的结论：“《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14]再如，孔子手订六经之事，为汉唐学者所遵信，但后代学者却认为六经之说到了秦汉以后才出现，先秦时期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知道，郭店简的出土，已彻底否定了这种怀疑。可见，传统古典学确为古史研究之不可动摇的基石。不幸的是，它已被疑古派彻底歪曲。因而，根据出土文献“证明诸书”，拨乱反正，重新认定传统古典学的正确地位（此取“二重证据法”之“证明”义），乃当务之急。

二曰“纠正”（此取“二重证据法”之“纠正”义）。无庸讳言，传统古典学的某些方面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需要改正。如王国维先生证明甲骨文中的王亥为殷之先公先王，并指出《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的“振”为“核”或“垓”之讹，也就是王亥[15]。又如汉唐学者对思孟五行说的解释有误，当据简帛《五行》篇纠正，等等。

三曰“补正”，即“补”而“正”之（此取“二重证据法”之“补足”义）。汉唐传统古典学也有所缺失，尤其经过秦火，当有大批先秦文献佚失，需要根据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加以补足。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大家都注意到的郭店简补足了儒学史上孔孟之间的缺环。

四曰“判正”，即“判”而“正”之。汉唐传统古典学的有些方面是不明确的甚至是不准确的，需要进一步评判论定，使得其正。如汉唐学者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记载，杂乱抵牾。笔者根据郭店《老子》得出的结论是，《老子》简本出自春秋末年的老聃，今本出自战国中期的太史儋。又如汉唐学者只是笼统地说孔子作《易传》、孔子或子思等作《孝经》、子思作《中庸》。笔者依据“二重证据法”研究的结果是，今本《易传》包括早期《易传》和孔子易说两部分，《孝经》为乐正子春所记孔子和曾子的对话，而《中庸》则包括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原本《中庸》）和子思本人著作两部分[16]。

总的说来，“正古”可以看作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落实和引申。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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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原刊于《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光明日报》2002年7月16日刊登删节稿，《新华文摘》2002年第10期转载。

[2]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

[3]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

[4] 王应麟著，阎若璩、何焯、全祖望注，栾保群、田松青校点：《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页。

[5]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6]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

[7]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8]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9] 分别刊于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和1935年5月《骨鲠》第62期。

[10] 冯友兰：《〈古史辨〉第六册序》，见《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0页。

[11] 参见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读书》1995年第11期；廖名春：《试论冯友兰的释古》，《原道》第6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3]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4]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15]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2004年版。

[16] 以上皆见本书相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