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蒋南翔是在1932年暑期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蒋南翔进清华大学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他给人的印象是十分诚朴寡默，说话虽然不多，却言辞恳切，感锐思深，视角新颖。他是一个坚毅、热情的人，但不形于色，表情和辞令很质朴。他待人和蔼亲切，处事从容不迫，言谈稳重，好像还有点腼腆。他衣着朴素，长年穿一件灰布袍，喜好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

就在第一学期的阳历元旦，榆关失守，接着是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塘沽协定》签订等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国难当头的形势，使他这样一个不爱参加政治活动、埋头读书的学生逐渐卷到政治旋涡中来了。1933年上半年，经高年级同学何凤元、万愈的介绍，他参加了半公开的小型进步读书团体——三三读书会，成员只有十来个人。当时秘密地阅读华岗编的《中国大革命史》等书，后来又参加了比较公开的进步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等理论著作，还曾请清华哲学系的进步教授张申府悄悄地给做辅导报告。那时正是德国希特勒刚刚上台，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张申府教授直言不讳地要求三三读书会的参加者好好研读马列主义的书籍。蒋南翔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在以自由主义学术相标榜的清华大学，张申府先生敢于对学生发表这样的大胆言论，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很不容易的。”（见《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同时，在同乡好友外文系高年级同学何凤元的引导下，他参加了秘密社联小组。从此，他研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有机会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还积极地参加并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活动。1933年10月由历史系高年级同学万愈（在校名万金生）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参加过几次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区委组织的在西苑的飞行集会，散发过淞沪“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还到清华附近的大有庄调查贫困农民的生活情况等。

1934年上半年清华学生中要求进步的人逐渐增多，学生中爱国抗日的思潮明显上升。中共清华支部及时把原来规模较小的不公开的团体扩大发展，成立了公开招收会员的“现代座谈会”，举办报告会，开展时事分析、读书活动等，以扩大进步思想的传播。蒋南翔参加现代座谈会的哲学组，组织会员学习恩格斯《反杜林论》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著作。1934年10月，现代座谈会邀请冯友兰教授以《在苏联所得的印象》为题向同学演讲，介绍他出国考察苏联十月革命后情况的见闻，听众极为踊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开始了对学生活动的镇压。先以反动分子的罪名，逮捕了给学生介绍苏联情况的冯友兰教授，后经学生的抗议和校方的营救而释放。接着便衣特务持枪闯进清华大学，秘密跟踪校刊《清华周刊》总编辑牛佩琮，企图绑架他。特别是在中共北平市委遭到大破坏后，1935年1月，在清华大学接连发生了两次军警逮捕进步学生事件，先后有地下党员、社联成员、现代座谈会成员、思想进步同学等近30多人无故被逮捕，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何凤元也在被捕之列。

清华的党组织在两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坏，爱国学生运动陷于低潮，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清华园。在这样形势严峻、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蒋南翔临危不惧，继续坚持战斗。他公开出面发起在同学中进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学，不避风险，和九级[1]同学许留芬一同到东城钱粮胡同，探望当时被视为“要犯”关押在北平宪兵三团的清华同学、共产党员徐高阮和共青团员张宗植。

1988年5月，当南翔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南翔同志的好友、旅居日本的张宗植发来唁电：“今晨日本报载南翔兄噩耗，不胜悲痛，恨不能插翅前来，一度再见容光。南翔是学生时代以来最亲密亦最尊敬的战友，对国家对党的热诚终生不渝。抗日反帝运动中，我讲不响亮的话，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不论在国内的抗战期间和我以后在海外生活的时期，他始终是我的明灯。在很多朋友的心中，有南翔在，对中国的期望便更觉得增加了安心感。” “中国的知识人， 今天能坐定下来，做一些研究工作， 南翔是有很大贡献的。只是我们更希望他能继续安排下更安定的书桌，使中国文化水平追上以至超过世界水平。我更愿在他的指导下，尽我一份微力。想不到巨星急逝。真是如何代也，诚愿人百其身。”

这封信写得深沉，真挚感人，表明了蒋南翔在一二·九运动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同代人的深刻影响。

在地下工作方面，蒋南翔主动找了原社联小组成员陈落（陈国良）、牛荫冠三人重建秘密社联小组，这是当时清华仅有的一个地下革命组织。不久，蒋南翔与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工委的周小舟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原是宋庆龄等发起的，后由于国民党的压迫，已成为秘密组织）。清华大学小组参加者有姚依林（姚克广）、杨述（杨德基）、吴承明、黄诚、杨学诚等多为十级的同学。“社联”小组逐步扩大，以后又通过孙兰（韦毓梅）在女同学中建立了“社联”小组，参加者有孙兰、许留芬、韦君宜（魏蓁一）、王作民、鲁心贞、李立睿，后来又吸收了纪毓秀、高景芝、陈舜瑶、郭建（郭见恩）、黄葳（戴中）、吴瀚、张自清（张厚英）等女同学参加。

阿平是女生对韦毓梅的爱称。她还用姜平的名字写过文章，她在当年是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这个人临事总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将的风度，又善于接近群众。她把六个女同学组织起来，这个小组虽然小，但是起的作用却很大。小组开会始终是秘密的，会开得总是很认真，由大家轮流发言，进行时事分析和工作检讨。研究“突击对象”，就是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平时大家都注意女同学中的动向，发现谁在忧心国事，而不单单是埋头书本，就主动地接近她。然后提到小组会上去讨论，看能否发展她参加小组。学习时就是读一些进步的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政治经济学》等，这些书，在当时虽不怎么读得懂，大家也使劲地生吞活剥，那种认真虔诚的劲头是很动人的。

不久，阿平说有一位陌生的男同学要来参加这个组，大家都有些紧张，但很快地大家都很庆幸有蒋南翔在这个小组了。据韦君宜所写的回忆文章说：“我们一群女同学在进步女生韦毓梅鼓励下组织起来。我们六个女生是一组，由蒋南翔领导，在二院蒋南翔宿舍里每周开一次会。从此，他教我们阅读《中国大革命史》，教我们开会怎么开法，先是时事分析，接着工作讨论，再是工作布置。我头一回知道时事怎么分析法，你得把世界分成两个壁垒就明白了。”另一位女同学王作民回忆说：“南翔同志在听了我们的只有消息拼凑的读报汇报之后，倒是真的给我们来个‘时事分析’。每当他从这些报纸消息中抓出时势的动向时，我总是由衷钦佩——我怎么就串不起来呢？这几乎是我每周必有的自问。”

从蒋南翔参加小组学习后，时事分析，就不再是读报时大标题的罗列，而是从字里行间去探索其意义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蒋南翔和韦毓梅都是共产党员。

在公开工作方面，随着学生会内左派影响的增长，蒋南翔继牛佩琮之后，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在《清华周刊》积极参加工作的有姚依林（副刊编辑）、杨述（文艺栏编辑）、蒋弗华（社会科学栏编辑）、吕风章（自然科学栏编辑）、孙兰（书报评介栏编辑），吴承明任总发行。《清华周刊》是学生会的合法刊物，学生注册时将订阅费和学费一并缴交。总编辑和各栏主编都是由全体同学选举的。《清华周刊》在一二·九运动以前，就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宣传过革命道理和抗日的主张；一二·九运动以后，则完全掌握在左派学生手中。《清华周刊》这个舆论阵地，在团结同学和扩大进步思想影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清华的革命力量，在1935年初受到沉重打击，但经过半年的努力，学生中左派力量又逐渐恢复过来。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是不可抵抗的洪流，是任何反动力量压不垮的。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亲日派的卖国行径。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来在他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期间，除了组织稿件以外，他还以蒋南翔、南翔、翔、南风、穆文、燕亭、亭、江流、流、书安等笔名在《清华论坛》《书报评介》等专栏发表文章，他还从国外报刊上选辑时事漫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蒋南翔写的《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国难中的青年应抱什么态度》等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中指出：“日本之要攫取华北，自是有其客观的原因。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解决矛盾唯一的方法，便只有向外发展。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的成了我们‘友邦’的‘俎上之肉’，由关东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了。我们的‘友邦’很迫切的要攫取关东和华北，除了经济的原因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意义，那便是正当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闹着恐慌，偏有全世界一向以‘怪物’视之的苏联，相反的一切社会事业都在蒸蒸日上，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国家，观之当然不免眼红，尤其是我们的‘友邦’，他非摩拳擦掌，从速来准备猎取这只‘北方大熊’不可了。”

他还写道：“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明证。然则，被抛弃了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原载《清华周刊》第43卷第5期，1935年6月12日；《蒋南翔文集》上卷，73~7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1935 年《清华周刊》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韦毓梅、吕若谦、杨德基（杨述）、蒋南翔、唐宝心、王馨迪、蒋弗华
后排左起：吴承明、姚克广（姚依林）、章惠中、华道一、吕风章
( 当时蒋南翔是《清华周刊》的总编辑)

蒋南翔这两段话，对国内外形势分析深刻，指出了日本侵华的必然性，对蒋介石的卖国行径击中要害，特别是提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这说明蒋南翔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

《清华周刊》还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发行网，校外有一百多个遍及各省市的订户。当时不便公开邮寄的抗日救亡材料，有时也用《清华周刊》的封套通过这个发行网发出。

1935年夏，随着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签订，华北时局进一步恶化，蒋南翔与秘密组织商定，利用暑假动员一些同学留校开展群众性活动。他们把留校同学组织起来，成立暑期同学会，蒋南翔当选为同学会主席，其他成员有姚依林、吴承明、李秉忱、陈其援、何炳棣、朱景梓六人。蒋南翔、姚依林、吴承明三人，当时都是民族武装自卫会的成员。同学会通过选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宣传群众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清华暑期同学会不是干巴巴地搞政治运动，而是十分注意同学们的思想、生活和文体活动。如组织清寒食堂，解决一些经济困难同学的伙食问题。蒋南翔还让吴承明等二人“设法进入”清华的民众夜校，夜校办公室有两台油印机，以后许多宣传品都是在这里刻印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北平学生最早是从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法国人亨利·韦什办的法文图书馆出售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看到的。蒋南翔立即秘密地组织进步同学学习，并在深夜里把《八一宣言》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还写成标语，组织同学秘密地贴到清华园车站和附近的农村里。

同年秋，原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何凤元获释后回到清华，希望恢复党的关系，蒋南翔介绍他与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周要何凤元设法恢复清华党的组织，并仍任党支部书记，何负责召集了恢复清华党支部的宣誓会，参加者有何凤元、蒋南翔、宫尚行（宫曰健）、陈国良、吴承明五人。何为书记，蒋为支部委员兼共青团书记。10月，何凤元调到北平市委工作。清华支部由蒋南翔继任书记并任北平西郊区区委委员，陈国良调到城内搞左联工作。此后增补了韦毓梅、方琦德二人为支部委员，韦毓梅兼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就是这一届的支部委员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的清华地下工作。

1935年7月黄河发生水灾，灾民达五百余万，北平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救灾活动，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清华派姚依林参加北平黄河水灾赈济会工作，并任秘书长。后来在救灾赈济会的基础上，由若干个有地下党、团和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郭明秋任北平学联执行主席，姚依林就作为清华的代表参加北平学联并任秘书长。为防止敌人破坏，学联总部开始就设在远离城区的清华园。姚与彭涛、黄敬、周小舟、郭明秋等是北平学联初建时的领导核心。姚依林是在城里由周小舟介绍入党，然后把组织关系转到清华党支部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曾回清华参加过几次党的会议。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的何凤元曾到西郊区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并决定城里由中国大学和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燕京率领。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北平只有清华和燕京这两所学校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地处城外，政治环境较好。本来清华是有合法的学生会组织，它却无意领导这一运动，因而，由学生大会另外产生一个清华学生救国会，由11人组成。救国会的成员名单颇费周折，救国会委员要包括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在内，而非左派单干，同时又要掌握领导权。主席一职，本由在中学时就参加过“九一八”学生运动的共青团员黄诚担任最合适，经反复考虑，还是选了当时最用功学习好的学生周嘉祺担任了，黄诚则任副主席，这一切都出于蒋南翔的谋划布置。清华在1935年11月27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蒋南翔主持，吴承明为提案人，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参加游行示威的建议。由于右派学生的极力阻挠，会议无果而终。于是蒋南翔等再接再厉，每夜分头走访同学，开小型座谈会，请名教授讲时事，紧张地活动了一个星期，又在下一周——12月3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末未能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上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当时在北平市工委工作的何凤元得悉这一胜利消息，非常高兴。他特地从城里赶回清华找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负责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就独自躲进清华一院大楼（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当时他痛感华北人民面临亡国的威胁，地处北方前线的北平学生已在上着“最后一课”，“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文章脱稿后，印成单页，在几天后的“一二·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并在12月10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的《怒吼吧》杂志上发表。下面是《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的全文：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亲爱的全国同胞：

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

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我们“友邦”所要求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而举国上下，对此却不见动静。回看一下十六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 “自有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读经”“尊孔”“礼义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的“奇迹”！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 “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亲爱的全国同胞父老，急切的华北丧钟声响，惊醒了若干名流学者的迷梦，也更坚决地使我们认清了我们的唯一的出路。最近胡适之先生曾慨然说：“他过去为‘九一八’的不抵抗辩护，为‘一·二八’的上海协定辩护，为热河失陷后的塘沽协定辩护，现在却再不能为华北的自治政府辩护了。”他已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相信唯一的道路，只有抵抗。因此胡先生是希望负有守土之责的华北长官能尽力抵抗不要屈服妥洽。亲爱的同胞，我们却还要比胡先生更进一步说：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赖负有守土之责的长官，尤其希望全体民众，也都能一致奋起，统一步伐，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事实告诉我们：在目前反帝自卫的斗争中，民众的地位是更为重要，民众的力量是更为伟大，也只有民众自己，更为忠实而可靠。看吧，曾煊赫一时的民族英雄，抗日将军，都可化为“神龙”了；惟有山海关外，英勇的民众自己组成的义勇军，始终不屈不挠，在用鲜血写着中国民族的光荣斗争史。

《告全国民众书》发表于《怒吼吧》杂志

亲爱的全国同胞，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我们，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创痛的经验教训了我们；在目前，“安心读书”只是一帖安眠药，我们决再不盲然地服下这剂毒药；为了民族，我们愿暂时丢开书本，尽力之所及，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际工作。我们要高振血喉，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起来吧，水深火热中的关东同胞和登俎就割的华北大众，我们已是被遗弃了的无依无靠的难民，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荣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中国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唇亡齿寒，亡国的惨痛，不久又要临头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

清华大学救国会

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

（原载《怒吼吧》第一期，1935年12月10日）

这篇《宣言》发表后，立即传到全国各地。《宣言》1000多字，却绝非口号堆积，而是以读书和救国的关系为主题，娓娓而谈，道出了当时学生界抑郁的心声，并呼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赶快联合起来，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另外，蒋南翔还代表清华大学救国会起草了告农民书，号召农民起来救国，打日本鬼子。当时在救国会宣读，随后印成单页向周边农村散发。

12月9日凌晨7时，清华同学在大操场集合出发，由黄诚、吴承明等人带队。清华学生姚依林和女一中学生郭明秋等在西单亚北咖啡馆坐镇指挥。清华的队伍上午到达西直门，城门被军警紧闭，不得入城。领队决定留大部人员在西直门城外墙边召开群众大会，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散发《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陆璀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宣讲了这次上街游行的目的和意义，蒋南翔也在游行队伍中高呼口号。一部分同学则到阜成门，亦受阻，队伍转向了广安门，又受阻。再转向西便门，大门又是关着，城头上站着全副武装的军警，如临大敌。同学们含着热泪呼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准中国人进了！”领队的和大家商议，今天我们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我们不能空手回去，一定要用更大的示威行动来回答他们。傍晚回校，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更加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嘴脸。学生杨述写了一首表示愤怒心情的诗：“义旗高举在今朝，烈火冲天百丈高。甘冒风雪为救国，宁遭斧钺不降曹。汉奸卖国真无耻，学生争存恨未消。他日偿还流血债，工农烽起似钱潮。”

12月10日，学联决定实行总罢课，清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各种集会和讲演，讨论国内外形势，揭露蒋介石政府卖国投降真面目。当时北平各报对于“一二·九”那天的行动没有报道，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只有《华北民讯》、上海《大众生活》以及《密勒氏评论报》等外报作了报道。清华救国会和学生自治会组织了纠察队、宣传队、情报队、广播队，积极开展活动，每天有许多同学在寒风中奔跑，担任守卫、交通和巡逻的工作。有的参加《学联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采访全市学生的救亡活动之后，寄往全国各地。学生们自己安装了无线电发报机，用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向国外发送了一二·九运动的消息。12月14日，由清华大学救国会负责人黄诚出面邀请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爱国教授许德珩来校给全校学生做关于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的讲演，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一二·九”游行队伍被阻西直门

12月16日是反动当局原定正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再一次出动大示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成立了示威指挥部，由郭明秋、姚依林、黄敬、彭涛等人参加，计划各校到天桥集会，召开市民大会，使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而后入正阳门，经天安门，向东经过东单，再到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举行总示威。北平学联鉴于“一二·九”那天清华和燕京等校学生被阻于城外的教训，决定每校派30人组成先遣队提前一天进城，以便第二天接应大队入城。12月16日拂晓，由清华、燕京率领的城外学生大队，在西直门、阜成门受阻，无法通过，转到西便门仍受阻，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用血肉之躯冲开了已经有点腐朽的西便门的城门，一拥而入，几经周折，部分学生终于到达天桥，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会师。在天桥有两万多市民和一万多学生举行了市民大会。大会负责人黄敬登上了一辆停驶的电车主持会议。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的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并按原计划，到外交大楼示威。游行队伍以清华学生为先导，队伍在正阳门受阻，转到了宣武门，又受阻于城门外，在相持中，同学们发现城门底下有一条缝隙，清华女同学陆璀即平贴着地面爬了进去，敏捷地把门栓抽下，高喊：“冲过来呀！”这时有十几名军警向她猛扑过来，拳打脚踢将她逮捕，当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正在现场拍照，他跟踪陆璀到警察所，并对她进行了采访，当即发出了一条独家新闻。第二天（12月17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大标题是“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警察击倒60”，副标题是“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把陆璀誉为15世纪法国的民族女英雄，这个报道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和同情。

“一二·九”示威游行后不久，孙夫人宋庆龄从上海送来100多元钱，请清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转交给北平学联，以表示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支持。

“一二·一六”示威宣言，是由市委何凤元找蒋南翔写的。蒋南翔抱着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感情和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只用了一个晚上便写出来了。蒋南翔说：“这篇宣言很简短，但表示了北平学生面对反动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在这次示威中，国民党反动派对示威的爱国同学们不仅使用了水龙和大刀，比“一二·九”那次镇压得更厉害，游行示威者被打成重伤的297人，打成轻伤的86人，被逮捕8人。

蒋南翔在《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一文中说：“《一二·九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和《一二·一六北平市大中学生示威宣言》反映了我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际的思想认识和救亡热情，或许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北平爱国学生的共同感情。”由于清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几次大示威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清华地下党组织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蒋南翔的清华同学和战友熊向晖说：蒋南翔是一支笔，他的哲学基础好，文学基础也好，他的文章成为动员千百万青年和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斗争锐利的战斗号角。蒋南翔的清华同学吴承明在几十年后回忆说：“青年蒋南翔可说是思考型的，他九分沉思，一分表态，所以言语不多，言必有中。”在笔者访问当年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一些老同志也多是说蒋南翔在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确实有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