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的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蓄谋已久。早在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即明目张胆地宣称：“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根据这个侵略计划，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继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政府则一再妥协退让，执行它的“绝对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坚决反共、怯于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妥协政策，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日本的侵略矛头进而指向华北。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3月4日热河省陷落。5月下旬日军突破长城各口，长驱直入，玉田、通州陷落，北平、天津陷于日军包围之中。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划出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非战区”，这就给日军控制华北和北平、天津大开了方便之门。

另外，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工人、农民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组织起数十万的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全国各地广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在日寇的野蛮侵略下，民族资本家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中国的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民族危机激荡着各个阶层，华北成为国防的最前线。

1935年日军加紧侵占华北的步骤，提出了所谓使“华北特殊化”的《日本政府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目的是把国民党政府的势力赶出华北，然后操纵地方汉奸势力搞所谓的“华北自治”。7月6日根据蒋介石的意旨，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达成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据此协定，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同时禁令全国的反日活动等等。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平呈现一派即将沦陷的景象。

伟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那个时候，广为流传于学生的《毕业歌》中的歌词激动人心：“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当时身处国防第一线的北平学生，正是怀着《毕业歌》所表达的那种感情，不怕牺牲，不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压迫，冒着杀头、坐牢的威胁和大刀、水龙的袭击，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全国的沉闷空气，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发动起来的，在党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正确的策略指导下，克服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残余影响，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