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研究是浦东开发开放的练兵

许泽成

1992年，市领导要求市计委研究世博会，计委主任华建敏同志把我找去。因为我当时担任市计委市政交通处副处长，负责市政交通城市建设，而此时浦东已启动开发开放，前期工程是计委系统在做。所以世博会的前期工作就让我牵头，搭了一个班子。

我们对世博会还比较陌生，首先需要了解这是什么项目。当时已经知道，上海在20世纪80年代做过一些调研，我们就去寻找调研资料。当时不像现在可以上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外交途径去接触国际展览局。总体还是渠道有限，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世博会的各种规定、申请方法，还有专业世博会、综合世博会等类型；我们还了解了日本、德国怎么办世博会，搞得怎么样，等等。经过这段调研过程，我们的结论是：上海要搞综合类世博会。关于主题，结合上海形势、中国形势、国际形势，我们想从全球角度来考虑中国的对外开放，从这个角度来设计主题。关于国内参与方，一是中央各个部委；二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三是国家级的大公司；四是考虑最多的，即如何吸引散布在全世界的几千万华侨。这是基本设想，还要形成具体方案。

我们部门研究比较多的是大市政配套，所以结合工作，提出了浦东机场、地铁以及沪宁、沪杭高速公路的扩建。研究得比较多的还有通讯，如今的通讯很方便，司空见惯，当时搞通讯是非常重要的事。举办世博会一定要解决信息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通讯网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控制系统，世博会的安全、运营肯定有问题，我们对这个是很担心的。整个世博会预计五到六个月，大概有5 500万参观人次。这是参考了其他国家世博会的资料，调研了江苏、福建、江西、山东等地的情况而得出的结论。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我们认为举办世博会能够推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建设，而国际化大都市是要有量化指标的，很多量化指标上海都没达到。全球性、国际性的机构有多少？国际会议有多少？美国纽约有联合国总部，我们比不上，但是菲律宾马尼拉都有国际水稻研究中心，而当时上海一个亚洲中心都还没有，更谈不上国际中心、世界中心。说起来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全世界的机构都不在上海。我们能不能通过世博会，把国际大机构引进来？如果全球机构不过来，地区性机构总可以有吧。我们能不能通过世博会的举办扩大影响，让上海真正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通过世博会，一是解决了基础设施条件；二是让世界相信，上海是一个非常优越、可以信赖而且非常方便的地方。

我们还提到了筹备机构，建议江泽民总书记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请出朱镕基、黄菊、徐匡迪等担任直接负责人。

这就是整个基本方案的设想。

1993年2月，我们拿出了研究报告，先向计委主任华建敏同志作了汇报。他要求送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以上领导每人一份。整个过程中，徐匡迪同志始终关心此事，陈至立副书记、龚学平副市长也给了很多帮助和支持。1993年形成的初稿，设想是举办1999年上海世博会。根据我们的调查，世博会筹备工作一般是八年。1993年提出来，如果市委通过，那么到1999年还有差不多七年，来得及。为什么是1999年呢？因为北京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当时就这样想的，浦东已经开放了，我们上海1999年搞世博会，2000年北京开奥运会，中国扬眉吐气了。时间上会不会撞车？这个方案也征求了国际上一些专家的意见，他们好像觉得也可以。

这个研究报告的背景，与浦东开发开放密切相关。浦东开发开放十大工程，是由市计委规划。杨高路、南浦大桥、杨浦大桥、自来水工程等，这些基础设施涉及浦东建设，但当时很不到位。举办世博会，就是要推动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世博会要进得来出得去，要安全，这就需要现代化的控制系统，要有现代通讯系统。所以某种程度上，世博会研究对浦东开发开放是一个练兵。特别是南浦大桥，它的背景是世博会，所以我印象很深。徐市长就是想利用世博会把浦东中心区域带起来。

我们当时在报告里提到，上海要想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如果人家不愿意住在上海，这是不行的。第一轮世博会研究，就是20世纪80年代时候，日本人对我们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很有启发。到了第二轮，1993年的时候，堺屋太一先生和其他研究团体也提到了帮助和建议。我们了解到，1985年日本举办了筑波世博会，筑波当地受益无穷。要是我们能把花木地区搞成一个像筑波那样的现代化园区，有很多国际机构就好了。

浦东开发开放时，基础设施条件太差。算来算去，那么多的人过不了江，从全市来说，火车也装不下多少人，所以花木那里最终世博会没搞成，后来搞了“销品茂”，就是第一八佰伴。回过头看，当时条件确实差得太远。

当年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有个青年组，对于上海城区的发展方向有好几派。其中，“东进派”就是开发浦东，当时就提出能否通过土地批租来解决越江建设，沿着浦江两岸来批土地。在这个基础上，汪道涵同志提出举办世博会，一下子把发展预期提得很高。所以世博会可行性研究，就像浦东开发开放的预演。这以后，人气逐步聚集，基础设施开始建设，工厂也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