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预”可行性研究

汤万方

1984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代表团到北京，愿意协助中国做一个关于举办世博会的研究。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接见他们时，赞赏了这个想法，并建议他们到上海来谈这事。上海的主要接待单位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由副院长夏禹龙同志主接待。

夏禹龙认为世博会涉及范围很大，他在市政府的一次办公会议上提出，“这件事情让社会科学院单独来做可能有点困难，是否请市科委一起参加”。他了解到，当时我所在的市科委发展预测处正在对可能推动上海发展的一些大型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比如，哪些项目牵涉到上海市的长远发展，应该如何更好地组织这些项目振兴上海发展，等等。我们发展预测处负责牵头全市发展管理这方面的软课题。夏禹龙说，大家一起思考，一起合作搞这项工作。市科委接到市里的决定后，就派我和夏禹龙一起负责搞这项工作。我组织上海市软课题方面的专家，来进行这个项目的工作。

世博会研究范围大，我和夏禹龙就把它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主题研究。世博会主题很重要，要适合举办时代的需要。二是选址。世博会究竟选在什么地方？因为世博会园区面积很大，人很多，交通非常重要，而当时上海交通已经很成问题。三是世博会本身，内部工作框架。四是世博会资金平衡，钱从哪来，花多少钱，还有世博会后期开发应用的问题，因为你不能拆了就算了。于是我们分成四个组来组织力量。主题方面的研究，我们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同济大学承担。财务收支如何平衡，请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个部门研究所来负责。选址问题请上海规划设计院来负责。最后是交通问题，还有牵涉到一系列的接待、行政、商业方面很多问题，当时感觉很困难，我们找了交通工程协会。协会的人脉比较广，所以请他们承包、负责。分工后，因为大家对世博会很陌生，我们请日本代表团到上海来开设世博会讲座。我记得他们来了四次，1985年的2月、4月、7月、9月。最后一次9月，我们完成了总报告，邀请他们一起来审查。

关于世博会选址，当时有很多争论。我们做了定性、定量的分析，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选择了浦东。当时考虑了几个方案，包括江湾、闵行、嘉定、浦东。定性、定量分析后，我们确定浦东花木地区最佳。一是因为离市区最近；二是因为地区不错，小桥流水，拆迁少；问题就是交通。闵行是第二方案。报告里有一句话：如果上海市要发展工业的话，世博会选址以闵行为佳；如果上海以第三产业为主发展的话，以花木地区为佳。

由于夏禹龙同志比较忙，而我负责具体组织，所以最后总报告执笔人是“汤万方”。总报告的标题是《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预可行性研究》。为什么我要加一个“预”字呢，因为科学研究是比较严肃的事情。可行还是不可行？我感觉当时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就加了个“预”字。9月，各组组长，包括日本的专家，一起审查。大家一致同意通过。我们也让日本人参与审稿，因为夏禹龙同志觉得他们来了这么多次很辛苦，而且报告里也没有什么保密性内容，好多数字不在总报告里。

汪道涵同志对于上海举办世博会这件事非常支持。报告送上去后，夏禹龙同志告诉我，汪道涵同志讲了一句话，“关于世界博览会，这个项目已经定了”。

1985年的研究报告还没有和浦东开发开放联系起来。夏禹龙同志把这份报告呈送给汪市长，我还在一次市政府工作会议上把报告发给大家，各个委办局都有一份。现在应该能够在上海市科技成果档案馆找到这份总报告。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世博会研究。

1988年，上海已明确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为此成立了一个联合咨询组。组长是汪道涵同志；副组长是林同炎，一位美籍华人，桥梁专家、建筑专家，又是预应力专家，很有名。林同炎和汪道涵私交很好，他到上海来，说浦东这么好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开发呢，而且只有一江之隔。当时浦东还是农村，他看了以后就感觉到非常惊讶，上海要发展，怎么就不能浦江两岸都发展呢。所以他建议上海应该开发浦东，否则很可惜。

联合咨询组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浦东开发需要大项目，你做过世博会研究，能否再写一份关于上海举办世博会的设想。于是，我就邀请上海社科院、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农科院等一些专家，在1988年7月拿出了这份报告。

1988年的研究报告里，提出了两个主题方案。一是“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流，为我们美好的未来”；二是“合作创新，走向21世纪”。

但这份报告通过咨询组送上去后就没什么具体回音了。因为上海不可能自己决定举办世博会，究竟朝哪里走，需要中央决策。此外，当时浦东开发研究院还没成立，委托我们做课题的是浦东开发联合咨询组，虽然咨询组的建议对浦东开发开放有很大作用，但毕竟不是政府机构。所以报告提交上去以后，没有引起进一步的决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