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与我:亲历者谈那些日子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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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93年初世博会研究报告的回忆

郁鸿胜

上海世博会在1999年正式申办之前,经历了长久的积累和等待,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和希望。以我本人为例,我在1992年12月就开始接触世博会这个项目。我的任务是对下一轮的世博会进行研究,所以需要了解之前上海是如何考虑世博会的。

1984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有个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在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时提出希望中国举办世界博览会。当时国际上有个说法,没有举办过世界博览会的城市是不能申办奥运会的。王震同志非常重视这个建议,他进一步建议世博会能否在上海举办。这个经济代表团又到上海,拜会了汪道涵市长。

汪道涵听了整个介绍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他说:“上海举办世博会这个题目定了。关键是下一步,要怎么对世博会进行研究。”日本经济代表团回国以后,专门成立了上海世博会调研团。同时,上海也组织了方方面面的专家,汪道涵同志请上海社科院负责接待日方专家,并由上海市科委牵头,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交通协会等组织了大量的世博会前期研究,1985年10月,形成了上海举办世博会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把上海举行世博会的前期的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道路交通、邮电通讯、旅游等家底摸了一遍,对未来举办世博会的规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一种讲法,说上海为举办世博会努力了好几次。我的分析是,1985年的预可行性报告和1988年的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1985年10月的报告里,很重要的内容是上海举办世博会的瓶颈,分析最大的问题是越江交通。

1985年,浦东还没有开发开放,浦西和浦东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所以那时提出要通过世博会来带动浦东的发展。若举办世博会,每天的人流量,少则将近二三十万人,多则要五六十万。当时主要靠延安东路隧道通往浦东,每天充其量八万人,根本不能满足世博会客流要求,所以提出要建造大桥,要建造隧道复线。而要造桥,就需要六到七年的时间。因此1988年的报告是1985年报告的逻辑延伸,即慢慢形成了隧道、大桥的构想。

也有资料说,日方对世博会方案提出想法以后,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想通过造大桥提供贷款,来给我们上海建基础设施,因为它是做银行金融的,所以就提出这些设想。预可行性报告是1985年10月提出的,到1988年的7月就做得更全面了。

1988年的报告是1985年报告的深化。1985年的预可行性研究的主体是研究机构。而1988年报告的主体是浦东开发咨询领导小组的世博会专题小组,即从研究机构转向了准政府机构,从研究转为现实。所以,这个时候提出举办世博会,是与浦东开发开放结合在一起的,其意义要从上海的整体发展角度来评价。

1990年,浦东正式进入开发开放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上海的定位,要落实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同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深入对上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究竟有什么新的大项目来支撑新一轮的上海发展,是当时上海主要领导思考的内容。

我当时在上海市计委研究所工作。1990年12月15日,浦东开发办有一篇专报,提出上海能否借鉴日本筑波的经验,举办世博会。两年以后,市计委主任华建敏在这个专报上批示,希望市计委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世博会深化研究的报告,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他在批示中提到,黄菊市长要求深化研究世博会的项目,这个工作要上海市计委牵头,由市科委、旅委、浦东开发办等部门共同参与。我们召开了很多座谈会,梳理了1984年以来的情况和研究成果,进一步听取专家们对今后规划的设想,于1993年2月20日完成了新一轮研究报告。

关于世博会的举办日期,日方的建议是在1994年举办世博会,因为1994年是新中国成立45周年,加上大桥、水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需要时间。而我们在1993年的报告中提出1999年举办世博会,也有多重意义。第一是呼应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第二是呼应1997年香港回归、2000年澳门回归;第三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但办什么类型的世博会还没确定。1984年,日方认为综合类、专业类都可以。专业类的可以不申报,想什么时候办就什么时候办,程序比较简单。1993年,我们的判断是要举办综合类世博会,要有一定的影响。但举办综合类世博会,首先要成为国际展览局成员国,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展览局,所以1993年初的研究报告也提到这个问题。

在前两次研究报告基础上,这个报告根据新的发展,加入了主题演绎、规模、人数、融资等内容。其中,关于融资方式、办博组织架构等很重要的内容,都有比较具体的设想。报告中始终把上海举办世博会作为国家项目来申请,即国家举办、上海承办的概念。上海作为一个地方承办国家的世博会,这立意就清楚了,它对应的是国家工程、强国工程,而且在上海市属于示范工程。

关于世博会选址,1993年和1988年的报告意见一致,依然是浦东花木地区。但1988年7月,花木地区还有12平方公里的空地,而到了1993年,由于浦东开发开放进展很快,除去大量建设占用和已规划的,可用空地大概只有2.4平方公里。

在1993年的报告中,我们很多的想法、规划思路都是从日方那里得到启发。当时堺屋太一和竹内宏这些世博会专家确实对上海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报告完成后,1993年4月,夏禹龙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强调举办世博会犹如举办经济奥运会,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一种模式。这篇文章也得到当时上海市主要领导吴邦国书记、黄菊市长、徐匡迪副市长等领导的批示,认为这个项目要深化下去。可以说,规划、建设上海世博会这件事,当时已提到了市委、市政府议事日程。

关于世博会的主题,1985年10月预可行性研究中提出两个主题。一是“合作、创新与发展”;二是关于人民生活在未来的良好发展态势。1993年的报告主要选择的是“合作创新,面向21世纪”,就是科技创新,合作发展,面向21世纪,解决海洋工程问题、环境问题,包括宇宙空间问题、城市问题、人口问题、疾病问题。

总体而言,上海世博会凝聚了上海市市委市政府几任主要领导的心血。20世纪80年代,汪道涵同志为筹办世博会倾注了非常大的心血。日方到上海以后都和汪道涵同志沟通联系。汪道涵同志还委托李肇基同志、倪天增同志负责上海世博会的规划和建设。李肇基同志和倪天增同志对上海举办世博会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郁鸿胜,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曾任上海市计委研究所副研究员。全文根据2009年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