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郑芝龙建立的中国第一个跨国商团
历史虽是由大环境所形塑，构成一个大格局有其必然性，非个人可以逆转；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会有一个人物，掌握时势，乘势而起，改变历史。台湾命运的转变，也由于有这样一个关键人物：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
就在荷兰进占大员的次年，颜思齐、李旦相继过世，郑芝龙先接收颜思齐领导的台湾基地，又逐渐接收了李旦集团的海上地盘。
郑芝龙家族是一个在乱世中从中原迁徙到七闽的世家。传到郑芝龙父亲这一代，已经在南安居住数代，家道渐入小康。家族中人与其他闽南人一样，总是在海上寻出路、讨生活。家族的叔伯辈早已前往南洋发展，甚至有好几个人葬身在前往南洋、越南的海上。郑芝龙在年轻时就追随父辈的脚步，前往澳门投靠舅舅学做贸易。此时的他，借着贸易之便，习得葡萄牙语和荷兰语。
十八岁时，郑芝龙跟着商船转赴日本，与李旦结识后，借着翻译能力，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李旦死后，他的事业版图分裂为几块，东南亚的事业由儿子李国助继承，继续与福建方面进行贸易。而郑芝龙则转回福建老家，一方面广招农民到台湾开垦，另一方面在老家安海（与南安一水之隔）建立海上贸易基地。以此为经营中心，购买大陆各地的丝绸、瓷器、白糖等，经由台湾，转往日本贩卖，建立起一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日本的三角贸易。即使此时明朝实行海禁，民间交易都是非法的，但它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
郑芝龙的崛起，给原本就从事三角贸易的荷兰带来威胁，也给福建官方带来麻烦，于是荷兰就想勾结福建官方，合力消灭郑芝龙。一六二七年十月，荷兰司令德威特率领停在漳州湾的五艘快船和四艘载了荷兰人的中国帆船南下袭击郑芝龙。郑芝龙的船队受到袭击后，派出火船反击。这火船不大，船头备有火药，一旦碰上对方的船，即引火爆燃，烧毁对方船只。当时船都是木造的，再加上荷兰船上多有火药炮弹，容易引爆。郑芝龙再派出停泊于港湾的上百艘船一起出动，向荷兰船进攻。驻守台湾的荷兰长官没料到郑芝龙人马有此战力，大惊逃向外洋。
郑芝龙打了胜仗，声势大振。为了反官府，他又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吸引贫民、衣食无着者竞相投靠，人数已经到了上万人。
虽然取得胜利，但郑芝龙很清楚：在各方争霸中，荷、西、葡、英诸方都有国家武力当后盾，唯有他，不仅得靠自己作战，朝廷还当他是海盗，勾结外国势力来消灭自己。再加上中国海上的海盗集团还有好几个，人人争霸，互相攻打，要维持局面确实不易。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陆上与官方合作，成为合法的武装，才是长久之计。
他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收买地方官员。另一方面也承诺打击海盗，维护地方治安。地方官员收了好处，又见他势力壮盛，乃上奏“招安”。一六二八年，郑芝龙接受招安，名正言顺地穿上官服，担任“厦门海上游击”的职务，负责打击海盗以及进犯的倭寇。官位虽然不高，但有了正式名分，他就可以挥舞国家的令旗，合法发展武装力量了。
郑芝龙借官方身份，用他的武装船队，合法打击海盗，保护郑家商船，也向其他商船收取保护费，建立起自己的贸易王国，且日益兴旺。然而与郑氏集团竞争日本贸易的荷兰并不死心，有时纠合厦门的海盗，有时纠合郑芝龙的叛将，有时纠合另一股海盗，与郑芝龙打了好几场海战。海盗许素心、李魁奇、钟斌、刘香、李国助等，虽然在荷兰的快船协助下几度打击郑芝龙，但都陆续被他打败，特别是一六三三年六月至十月的厦门、金门岛海上大决战，荷兰动员所有兵力，要迫使明朝开放贸易。而福建巡抚邹维琏则调动兵力，集结在厦门一带，郑芝龙更向英国购买最新的大炮装配在船上。他还下令：“烧毁一艘快船，赏银二百两，取下一颗荷兰人头颅，赏银五十两。”决战之日，他的将士拼了性命，以火船直攻，火船与荷兰快船同归于尽，整个海域烧得通红，成为一片火海，令荷兰军队为之丧胆，而荷军指挥官普特曼斯则带着几艘快船，全力摆脱中国火船的攻击，向大员方向逃去。此一战役，让明朝的军力威震欧洲国家，再也不敢有人像荷兰这样，公然到中国沿海攻击劫掠。
其后再历经几场大战，一六三五年郑芝龙在打败海盗刘香后，终于成为中国东南海域最强大的军事、商业综合体。
郑芝龙是一个有谋略、有算计的人。他与荷兰的战争虽然是生死之战，但他知道自己灭不了荷兰，因此即使俘虏了荷兰官兵，也并不都处死。某些时候留有余地，把人扣在手上，好作为谈判的筹码。就这样，当他成为海上第一大势力时，荷兰终于屈服，开始和郑芝龙做生意了。
郑芝龙所建立的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跨国企业”。他的总部设在福建安海。交易对象遍及台湾的大员、北港，日本的长崎、平户，东南亚的诸城市，如孟加尔（印度洋西海岸）、万丹、旧港、巴达维亚、马六甲、柬埔寨、暹罗、大泥、浡尼、占城、吕宋等地。前往福建安海做生意的商人，有日本贵族商务代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基隆、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荷兰的商务人员等。当然，更不用说从中国各地来的商贩了。
他把中国各地的采购系统以“五行”命名，依货物性质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大系统；把海上外销系统以“五常”命名，分为“仁义礼智信”五部。采购系统深入内陆各地，成为他的商业与情报来源，而海上运销系统也是如此。它的资金流与物流也是惊人的。采办资金、外销收入、商船收税、挂旗保护费的收取、货物的进出港口等等，都建立在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缺乏数字管理文化的社会之上，而所有账目，即总体资金流的管理，则交由郑芝龙的母亲郑氏黄妈主管，她要负责指挥手下数百人，管理账目、核对进出，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等于现代跨国企业的CFO（首席财务官）。
商业之外，还要建造商船与战舰、训练船员和士兵。各种军费支出，如兵马的养成与训练，海战的武器如火炮、先进大炮的购买等等，都不仅仅是一个跨国企业CEO的工作范围，而是闽南海军司令的职责。
郑芝龙以一己之力，打造出如此庞大的军工商业复合体，如果明朝朝廷善加运用，不仅可以为朝廷赚进大量白银，更可建成中国南方的商业大港，繁荣东南沿海经济，形成跨国贸易基础，还可以建立一个足以与列强势均力敌的海上王国。
可惜明朝崇祯皇帝没有这个远见，而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也还没有这个基础，更何况明朝国运已经走到尽头。崇祯皇帝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北方的战事兵败如山倒，李自成大军杀到，整个王朝就崩溃了。
郑芝龙不是没有想为倾颓的明朝皇室效忠，但在南京弘光小朝廷覆亡、他拥立唐王朱聿键即位后，即出现裂痕。唐王想西进，但郑芝龙认为应该下海抗清，以满族不熟悉的海战作长期对抗。双方最后势同水火，这让郑芝龙非常灰心。此时清朝派人来招抚，希望他归顺清廷。郑芝龙是一个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战将，他或许以为如果归顺，仍可保有福建的经济命脉，让福建免于战火，又或许认为即使归顺，他仍可像当年归顺明廷一样，继续保有自己的海上王国，清朝招抚他的条件是：给他浙江、福建、广东三地的王爵。他的地盘甚至更大了。
总之，在郑成功决绝的反对下，郑芝龙最后仍选择归顺清朝。
一六四六年，郑芝龙率领五百兵员赴福州投降清朝将领博洛。博洛对他非常礼遇，不时送来贵重礼物。等到要离开福州回北京时，许多福建人送行。博洛就乘机对送行的郑芝龙说：“跟我去北京见皇上，由皇上亲自赐予高官厚禄吧。”被利益冲昏了头的郑芝龙，竟答应随行。等到一行人离开福州，没过几天，他就被拘禁在一个木头笼子里，手脚被绑起来，成为阶下囚，被带往北京。从此，永远离开了他的大海以及自己建立的海上王国。
清朝没有停止讨伐的攻势，清兵随即进击郑芝龙的家乡安海。他的日本妻子田川氏——这个好不容易才从日本来到安海与丈夫团聚的女人，被凌辱后自杀。
郑成功本是读书人，也没有兵将，虽然受到父亲的严格训练，可以使用洋枪、发射大炮，但带部队打仗却是未曾有过的。此时他决意打起反清复明的大旗，从此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反清之战。
而这时的台湾又是怎样的呢？
在郑芝龙将基地移回南安，主力退出台湾后，荷兰势力逐步掌控台湾南部，西班牙人掌控台湾北部。但西班牙人主要在马尼拉，台湾只是一个据点，人员不过数百。他们刚占领此地的时候，打死不少北部凯达格兰一些部落的人，凯达格兰人怀恨在心，不卖东西给西班牙军队，让他们尝到苦头，最后靠吃狗肉、老鼠肉度日，后来有汉人来卖东西，才稍稍好转。西班牙人只把淡水、基隆当转口贸易站，与大陆的交易有限，并没有多少利润，许多商人宁可直接跟马尼拉交易，所以生意不如预期。马尼拉的总部眼看无利可图，干脆削减了它的军费。结果是驻军减少，给了荷兰可乘之机。一六四二年，荷兰在探得西班牙驻军空虚后，派兵攻占淡水、基隆，西班牙自此退出台湾。
但荷兰人数也不过数百上千，人数最多的还是郑芝龙从福建、广东招来或者自动前来开垦的大批汉族农民。这种农耕技术熟练的农民也是荷兰、西班牙所欢迎的。有些汉人与平埔人通商久了，语言熟悉，比起平埔人，汉人仍是比较有能力的族群。特别是明朝末年，战火向南蔓延，导致大批闽南汉族人向台湾迁移。
一六五九年，据统计有两万五千到三万汉人定居台湾。人数一多，他们中间就产生了名为“头家”的阶层。他们带头与少数民族和荷兰交涉、做生意，有时也可协助处理土地的各种租约，是商人也是中介人。这个阶层让荷兰人不得不重视，因而成为大员当局施政的咨询对象。
荷兰人久居台湾，确实也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打通南北、设立议会、建立贡金制度、引进汉人开垦、收取渔业税、压制传统信仰、宣扬基督教、办学校教育等，但汉人迁入越多，政治的影响就越深远，他们对荷兰苛政重税的不满，会在经济不景气、农民无法生存时，化为反抗行动。发生于一六五二年的郭怀一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郭怀一本是农民，因蔗糖种植面积减少，农民没有工作，再加上荷兰当局课税，难以生存，遂起来反抗，集结了四五千人（约占当时台湾汉人的五分之一）攻打荷兰大员当局的所在地。可惜荷兰虽然人数少，但军火武器强大，农民只有竹竿上挂菜刀，根本无法对抗，又没军事经验，很快被彻底打败，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人。
因为反抗规模太大了，就有传言说幕后是郑成功在指使。这引起荷兰不满，在海上扣押郑成功的商船。郑成功则以断绝双边贸易作为反制。几年后，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发现猛虎难敌地头蛇，跟郑成功决裂损失太大，就派了一个通译何斌，去厦门和郑成功谈判。
郑成功果然厉害，他答应了揆一恢复通商的要求，但谈判过程中，却把何斌收拢为自己的人马，让何斌暗中在台湾替他征税。也就是说，明里荷兰是台湾统治者，暗里郑成功已经开始征税。到了一六五九年，此事被揆一发现，正要找何斌算账，而何斌已经逃到厦门，投奔郑成功去了。
何斌一走，谣言四起，各地都传说郑成功即将攻打台湾，荷兰快走人了。有些汉人干脆逃走，回大陆去了。
何斌作为荷兰时期的通译兼头家，非常了解台湾，他力劝郑成功把部队移到台湾建立基地。“台湾沃野数千里，实霸王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上至鸡笼、淡水，硝磺有焉。且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他还同时献上台湾地图和台江内海的水路图，让郑成功可以充分制定攻台的战略。
郑成功听进去了。事实上，他在大陆的战事失利，为了反清复明，他倾全力攻打南京，却以轻敌宣告失败，大军撤退回厦门已零零落落，局面危机重重。此时重整旗鼓，打下台湾，确是良策。
荷兰人如果够聪明早该觉悟，在遍地都是汉人的台湾，他们仅仅凭着上千人的官员、军队加眷属，就算火力再先进，也难与数万的汉人抗衡；更何况郑成功是由何斌带路进攻，何斌熟门熟路，充分掌握荷兰军情和台江潮汐涨落，所以胜负早已注定。
一六六一年四月，郑成功发动攻击，从外海直攻台江内海，把荷兰长官揆一所在的“热兰遮城”围困起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虽曾派人来救援，但碰上风暴，转眼就被郑成功军队俘虏。揆一被围了九个月之后，宣告投降。郑成功也信守诺言，让所有官员、军队与家属一千多人安全离开。
可怜的揆一，他回到巴达维亚（现为雅加达），立即被逮捕，以“失去公司重要财产”的罪名，被流放到班达群岛以西的艾一岛（Pulau Ai）。十二年之后，他的子女和朋友向荷兰国王陈情，并以两万五千荷兰盾为代价，才赎回揆一。他后来写了一本书为自己喊冤，认为不是自己战败，而是救援未至。但如看清形势，在数万汉人生活的台湾，郑成功拿下台湾只是早晚的事。
郑成功移军台湾是大陆战略情势使然。台湾无法摆脱亚洲与大陆的战略情势，任何一个地方的战争，都可能波及台湾，但台湾的命运最终仍会由地缘上最接近的大陆决定。
这段历史，差不多已显示出台湾命运的本质。
历史是强者的英雄碑，也是弱者的墓志铭。历史不一定记录真相，却也留下血迹斑斑的教训。
揆一的后代住在比利时，二〇〇六年，他的第十四世孙曾访问台湾，游览安平古堡等地，祭拜郑成功庙，感谢三百年前对他祖先的不杀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