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十七世纪台湾海峡的争霸之战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曾派使臣去新统一的印度苏丹王国的都城德里，国王派遣一位旅行家巴图塔随他们回中国拜见元朝皇帝。此行巴图塔带了一千多随从。他们在印度名为卡利卡特（Calicut）的港口租中国船。他见到十三艘大帆船，船上可搭千人，有的有五层楼，高级客人可以有自己的舱房和卫浴设施，关上门可以和侍妾睡觉。当时中国的海船犹如现今的豪华邮轮，即使三百年后大航海时代的明朝船只也望尘莫及。
这样优良的造船技术，足以见证当时中国在东南亚的商业贸易之繁盛。如果不是商业贸易有此需要，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船舶和大商船出入。当然，这也不是短时即成，而是宋朝之前已开始有了亚洲贸易航线。从泉州在唐朝（七五三）即建有清真寺，宋朝的伊斯兰教信仰者达数十万，即可知贸易交流之盛。当时中国商品已远及中东、欧洲甚至非洲。
然而，明朝皇帝朱元璋为了防范北方的倭寇实行了海禁，停止元朝曾经鼓励贸易的政策。明代海禁直到一五六七年才废除，但民间的海上贸易和航海技术，已经因商船久未建造、港口多年未用而衰落了。
福建、浙江一带的一些人在丧失海上交易生计无着后，远走海外去谋生路。其中一路向南到东南亚，另一路向北到日本。他们建立商埠、开垦农田，形成一波移民潮。一个民间的海上交易网也逐渐形成，只是碍于海禁，他们被视为非法。既然非法，缺乏政府保护，就只有自求多福，自己建立保卫武装，最后不免商寇难分了。
台湾命运的转折点，来自大航海时代，即所谓“第一波全球化”浪潮。
当十五世纪末葡萄牙绕过非洲好望角，开启东西方的海运与贸易，世界的版图就改变了。
如果台湾只是太平洋上偏处一隅的小岛，远在大洋之中，可能会一直过着葛天氏之民与自然共生、与海洋共存的自由自在日子。
然而台湾处于大陆边缘，台湾海峡又是亚洲航运要道，台湾岛北连日本、韩国，南连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处交通要道，这就注定它要走入历史的洪流。
台湾此时以少数民族为主，虽然靠近福建，开始有汉族人移民台湾开垦，但由于地处偏远，还未有大量的定居开垦者，大多人在收获季节结束即回家乡。也有商人带农具、衣服、饰物等，来与平埔人交易，但交易数量有限，最多就是与渔民之间的小额交易，数日即回。
十六世纪时，西班牙人以菲律宾为据点，建立从亚洲穿越美洲、直抵欧洲的黄金航线。他们从泉州、福建一带输入中国的丝绸、瓷器，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觊觎，于是相继来亚洲抢生意。荷兰、葡萄牙、英国陆续都来了。
在那个全球海洋秩序还未建立的时代，海上安全毫无保障，贸易的商船与海盗集团的战船没什么差别，都备有武器，既保护自己的财产，也抢劫其他的商船。海上的航行也不如今天方便，主要靠季风的吹拂，淡水与食物（特别是青菜）的补给非常重要，所以漳州、澎湖、香港、澳门等大陆边缘的半岛、小岛，就成为欧洲霸权的亚洲补给站。
这些霸权者之间，不仅做贸易，也靠武力在海上打劫。商船生意做成，自是可大赚一票，半路被抢劫了，也只能自认倒霉。谁抢到了好货，谁就发财。所以，他们不只抢商船，连进贡的船也抢，不仅抢中国的商船，欧洲各国之间也互抢。
欧洲国家中，葡萄牙在澳门建立基地，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每一艘船运货物回到欧洲，都可以赚取四五倍的利润；西班牙则以菲律宾为根据地，购买东南亚的香料，也和泉州做生意；荷兰稍晚一点，选择了武力较弱的澎湖当据点，因为这里靠近泉州、漳州的交易航线，可就近出没劫掠。
当然，中国人也不是好欺侮的。在欧洲帝国来到之前，民间早就有武装的海上商盗集团。嘉靖年间，漳州人陈老“结巢澎湖”；广东人林道乾被官兵追剿，逃到澎湖，再“遁入魍港”。魍港，就是今天的台湾嘉义北港一带。
还有一个更强悍的人叫林凤。一五七四年，他被明朝的官兵追剿，逃到魍港正在休整兵马时，抓到两艘从马尼拉返航中国的帆船。除了劫获金银财宝外，还知道西班牙人已经占领马尼拉，但防备空虚，只有七十几个人。林凤立即集结七百多部下，打算打败西班牙占据马尼拉。
他的船队从台湾魍港出发，正面围攻马尼拉。然而，西班牙长枪是新式武器，林凤的传统冷兵器不是对手。几度冲锋，死了一百七十来人，也没能攻下，只好放弃了。他回到台湾魍港，又被明朝追打，于是再跑到东南亚其他国家，最后不知所终。林凤之后还有一些武装集团，如林辛老等，都是以台湾为根据地出没海上，有时当商船的保镖，有时打劫船只。这些被明朝视为海盗的集团，其实和欧洲海商一样，平时做生意，有机会就打劫，闽南语都叫“做买卖”。
当时的商业贸易虽然很兴盛，却也很不容易做。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武装自己是一个办法，但如果有一个保护集团，交保护费就保证航行的安全，那岂不是更好？于是李旦、郑芝龙集团便诞生了。
李旦是泉州同安县人，起初去马尼拉做生意，但西班牙人侵占了他的财产，还把他放逐到船上当划船工。他后来逃到日本平户落脚，利用自己的中国关系，建立起人脉开始做生意。他的生意网络逐渐扩展，再加上他豪强的性格，慢慢地集结起自己的集团。传说他有二十六个结义兄弟，个个都是海上强人。他还和日本的松浦藩家族往来密切，与德川家康关系也不错，遂在日本累积了巨大的财富。
郑芝龙则是福建南安人，他早年去澳门投靠母舅，由于他有语言天分，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语言。后来帮舅舅到日本做生意，转到平户发展，投靠了李旦集团，由于语言能力而得到重用。
一六二四年，李旦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
第一，他派郑芝龙到澎湖，去担任荷兰人的通译，一方面做明朝和荷兰之间的沟通者，另一方面，要他通过翻译的机会，打入荷兰人之中，说服荷兰退出澎湖，转到大员（位于今天的台南市），以避免和明朝发生战争。聪明的商人知道，一旦有战争，商人得靠边站，和荷兰的生意就不好做了。
第二，他派在家乡漳州杀了一个有权势者的家仆后逃到马尼拉再到日本投靠了李旦的颜思齐，率领手下到台湾魍港，打算长期经营，作为物资补给和整备军事力量的来源。
这应该是李旦集团经营南海的布局。如果荷兰以大员为贸易港，李旦则把邻近的魍港作为自己的基地，二港接近，方便贸易往来。而二者在当时都还没有占地盘的概念，只是建立一个海上经营据点，建立贸易伙伴关系，所以利益上并不冲突。
李旦颇有远见，从一六一五年起即开始在魍港建立补给、开垦据点，乃是意图将台湾建为长期基地，这样贸易版图不仅更完整，再加上颜思齐的武力，则可成为控制台湾海峡的势力。
一六二四年，郑芝龙作为通译，随着荷兰人的部队进入了大员。颜思齐率领大批手下也从北港溪上了岸。为了扩大基地，他请人回家乡以“三金一牛”（愿移民者每人银三两，三人牛一头）为条件，广招乡亲移民来台拓垦。
颜思齐在魍港的经营，不仅开启了云林、嘉义一带的拓垦史，也对台湾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他的开垦和郑芝龙后来接替他的事业，郑成功就不会来台湾建立反清复明根据地，更不会有驱走荷兰人的军事行动，则台湾历史恐将改写。
虽然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被清朝称为“海盗集团”，但台湾人还是很感念他们。一九五九年，台湾地区政府在北港镇市中心圆环设立一座“颜思齐开拓台湾纪念碑”，以纪念这位登岛开垦的壮士。
历史的转折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开垦台湾的次年，一六二五年九月，颜思齐上山打猎时，染了恶疾（一说是疟疾，因山上蚊虫较多），不久病故，他的事业由几个主要的手下掷杯珓决定，最后由郑芝龙取得领导权。也正是这一年，李旦在日本平户过世。他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事业自有儿女继承，但他在亚洲和台湾海峡由颜思齐管理的贸易网与海上地盘，则一并由雄心勃勃的郑芝龙继承了。
郑芝龙的时代，以及郑氏父子三代人的故事，自此展开。郑芝龙的故事，我们稍后再来说。先回到大航海时代，来看看台湾海峡的群雄争霸战。
西班牙建立黄金航线，葡萄牙来到澳门，荷兰跟着来到亚洲。荷兰以澎湖为根据地，在海上到处打劫。西班牙不堪其扰，就与明朝商议，希望合力赶走荷兰。后来有明朝大将沈有容用计劝说，再加上有李旦让郑芝龙去卧底当通译，荷兰才退居到离澎湖不远的“大员”。
大员是古地名，位在台江内海，也有人称之为“一鲲
”。荷兰人来了之后，建“热兰遮城”（也就是今天台南市安平古堡）。大员，用闽南语发音，就是今天的台湾。
荷兰人退居台湾，却没有在海上争霸中缩手，反而更常出海做生意，他们利用台湾的地理优势，从大陆买瓷器、丝绸与糖等，与日本做转口贸易，大赚其钱。当然，也不会忘记到海上打劫西班牙、葡萄牙的商船。西班牙一气之下，决定派舰队攻打大员。
一六二六年，西班牙的远征军，由两艘大帆船率领十二艘中国帆船，带着二百多名士兵从菲律宾出发，准备打下大员。不料舰队到了台南，才发现荷兰有强大的阵容，不仅已经建成“热兰遮城”，部署大炮防守，还有整齐的军队，包括了从台湾平埔人和汉人中招来的农民工。
他们决定避开荷兰人，沿着台湾东海岸北上。船队到达北纬二十五度，看到了一个海角，他们决定以西班牙的首都，同时也是该军舰的名字来命名，称为“圣地亚哥”（Santiago，就是今天新北市的三貂角，用闽南语发音，就是“西班牙”一词的原音）。西班牙的野心当然不仅止于取得“圣地亚哥”，几天以后，他们进入可以容纳五百艘船的基隆港。基隆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岛屿，非常适合作为一个军港。随后西班牙人占领了社寮岛（今和平岛），并举行盛大的占领庆祝仪式。当然，他们也不得不防备荷兰人的战舰，决定在最险要的地方设置城堡、炮台，并且开始筑城，将城名取名为“圣萨尔瓦多城”，也就是“圣救世主”的意思。
西班牙的部队继续向外侵占。于一六二八年攻下了淡水（当时称“沪尾”），并且建立了非常著名的“圣多明尼哥城”（今天名为“淡水红毛城”）。淡水的“圣多明尼哥城”与和平岛上的“圣萨尔瓦多城”，是西班牙防守台湾最重要的两个犄角。
正是这个转折点，使台湾北部也进入大历史，成为海权争霸中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港口。
西班牙人有心经营台湾，他们在基隆设学校，收容平埔人和汉人，教授天主教的神学、哲学和科学。当时，西班牙人长驻淡水约有二百人，基隆约有三百人，并且以基隆作为对中国大陆和马尼拉的转口贸易中心。全盛时期，曾有二十二艘西班牙货船、商船同时进入基隆港。西班牙人还编了凯达格兰人言语集，作为教学沟通之用，确实非常用心。
此时的台湾，北有西班牙，中有郑芝龙集团，南有荷兰，可谓三方争霸的所在。当然，居住在这一片土地上最多的仍是当初的少数民族。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来，明朝末年，中国沿海民间商业集团的武力，在海上已足以和荷兰、日本、西班牙等抗衡。只是明朝后的清朝是一个草原民族，不了解海上贸易与海权的意义，终究失去大航海时代的历史机遇。这一错过，历史扭转，中国成为大航海时代被抛在后面的国家，而台湾则在清朝的边缘，成为被列强觊觎的战略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