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古老的传说与史书的记载
宜兰有一种农特产：三星葱。宜兰人拿它做葱油饼、饺子、炒肉丝、炒虾仁等。
在一间卖三星葱饺子的小店里，几个台湾少数民族的青年工人正在喝啤酒。黄昏的光线透过小街的电线杆，照在一个工人的额头上。他赤裸着上身，干了一杯啤酒，转头看着电视说：“明天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出来投球？”
“还是你孩子最厉害，三振了好几个。”旁边一个也裸露着上身的青年说。
原来他们所讨论的那个孩子，是正在转播的二〇一六年世界杯少年棒球锦标大赛中，台湾队的一个主投手。正在这里进餐的我们基于对棒球的兴趣，立即与他们聊了起来。对少数民族孩子来说，在教育资源缺乏的山上部落里，要靠考试升学来拼前途，注定是弱势，唯有体育，是他们的强项，而棒球更是可能的出路。像这个父亲，自己在工地上辛苦做工，却让孩子去世界杯打比赛。
那几位青年工人在附近的工地做建筑工，夏日炎热，汗流浃背地干了一整天，来此喝一杯，不改习惯地脱去上衣，尽兴畅饮。讨论到高兴处，那个投手的父亲说：“哈哈，你不要看我们最厉害的是哪一族，你知道吗？”
我一时答不上来。因为千百年来，各族群间为了生存而战斗，互相攻防杀伐，有许多不为外人道的矛盾，我还是不要下论断为好。他自豪地说：“日本人来的时候，打到最后都打不下来，还用大炮来轰的，是哪一族？”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太鲁阁人。”
那一场战争，已经是日本侵占台湾十九年之后的事了。可见历史之于人是多么微妙，一百零二年前那一场民族奋战的悲剧至今未曾消逝，变成集体的记忆，又化为后代的认同与尊严。即使在偏远的乡村小店，即使是一个平凡的工人，都会在历史中寻找自我的认同与尊严。
一八九五年“攻台战役”之后，日本殖民总督府为开发山地林野，有效统治花莲一带的少数民族，对太鲁阁人开始了一连串进攻，日本连续吃败仗，台湾总督大怒，视为心头大患。殖民当局遂构筑封锁太鲁阁人的“隘勇线”，开凿道路、架设电信设备、敷设轻便车以备军火运输，还设临时病院与救护班。
历经长期准备，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七日，由素有“理蕃总督”之称的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担任讨伐军司令，发动大规模攻势，派出两万多名军警上山，用机关枪、山炮掩护军队攻打。太鲁阁人战士只有三千左右，却奋勇顽抗，利用险峻的山势地形反扑，以游击战不断突袭，战事激烈持续。可惜人数悬殊，太鲁阁人的火力与装备终究不及，最后宣告失败。
这是二十世纪台湾本岛最大的陆上战役。日本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于前线视察中，自断崖坠落，负伤后送医救治，于次年过世。
战争结束后，为了压制反抗力量，山上的太鲁阁人被强迫迁往平地，分散到各地居住，受到强势监控，无法联络起事。虽受到日本化教育，然而太鲁阁人的历史传承并未消失。他们一直自认是少数民族中自主性与反抗性最强者，跟泰雅人和赛德克人都不同，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文化认同，要求正名，在二〇〇四年获得通过，正式成为台湾当局认正的第十二个少数民族。
然而，早期移入台湾的少数民族到底有多少？一直有不同说法。清朝以归顺与否为标准区分，有“生番”“熟番”之别。一八九五年之后，日本学者土田滋以语言作为主要标准，将台湾的少数民族分成“高山族”和“平埔族”两大类。前者包括住在台湾山地和东部的九个族群：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邹人、鲁凯人、排湾人、卑南人、阿美人和达悟人。后者则包括原居于台湾北部和西部平原，现已几近消失的十个族群：凯达格兰人、噶玛兰人、道卡斯人、巴宰人（巴则海人）、巴布拉人、猫雾捒人、洪雅人、邵人（水沙连）、西拉雅人和猴猴人。
一九九八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后，开始制定认定办法。认定须提出申请，考究其族群存在的证据，以及有一定数量族人的署名。截至二〇一五年，已经完成认定十六个族群。
由于台湾是一个岛屿，生存空间狭小，历来各族群之间为了生存战争不断。
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一八九七年的调查报告中说：最初定居在如今名为“深澳”的凯达格兰人，因为族群的人口日渐繁衍，土地已不够养活这么多人，于是整个部落分为两半，取当地的草茎，抽签来决定命运。抽到长签的，可以永久居住在平地旷野；抽到短签的，就必须入深山峡谷居住。一经抽签，就不能后悔，互相还埋石块于地下发誓。最后抽得长签的成为平埔人，抽得短签的，就成为“生番”或“山番”。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平地居住的人口渐增，他们决定扩展生存领域，向山地推进。“山番”非常愤怒，认为既然平埔人都已经取得了平地，还不满足，想侵占山地，于是仇恨愈结愈深，凡是在山路遇见平埔人，就必定要杀之才会甘心，后来就慢慢演变为“馘首”，即将人杀死后砍下头颅并收集的风俗。
两族结怨日益加深之后，汉人逐渐从闽南、广东一带移民而来。凯达格兰人面临双重夹击，上有“山番”，下有汉人，在双重挤压下，他们只能选择一边。“最后我民族选择了归顺清廷。”这是口述历史者给的最后答案。
不仅是凯达格兰人，生存于台湾北部与西部平原的所有平埔人，最后都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他们逐渐同化于不断移入的汉人之中。
在汉人的文字里，最早见诸史料者，当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及《隋书》。在吴国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里，有关“夷州人”的记载，包括狩猎、饮食、婚嫁、死亡仪式等，与凯达格兰人的民俗非常相近。因此有学者认为，此即关于台湾的最早记录。
南宋楼钥所著的《汪大猷之行状》记载了毗舍耶人侵入平湖（现在的澎湖，闽南语音相同），担任泉州知州的汪大猷因此在乾道七年（一一七一）派遣军民到澎湖岛。
另一则是见之于十二世纪末南宋时赵汝适所写的《诸蕃志》，时间是淳熙年间（一一七四—一一八九），书的内容非常有趣。
故事是这样：在泉州外海有澎湖，澎湖再过去有“流求”国（今之台湾）与之烟火相望，城邦有三重沟堑、栅栏，并且有流水环绕，种植荆棘为藩篱，观察月亮的盈亏来判断时间。“流求”的旁边有一个毗舍耶国，当地人不穿衣服，赤身裸体，乘着可以折叠的轻便竹筏，带着武器，漂流渡海，入侵泉州。他们没别的嗜好，就是爱铁器，举凡铁做的东西，包括铁锅、镰刀、农具，都要抢去。泉州老百姓眼看不敌，躲入屋子里，他们也不攻打，只是把门柄上的铁环拼命地抽出来带走。连民间固定篱笆用的铁丝也要拔了带走。他们使用的镖要用绳子绑着，丢出去之后还要回收再用。老百姓知道这个习惯，被追打时，就沿路丢汤匙等铁制用具，以争取逃走的时间。
如此着迷于铁器，当然与毗舍耶人缺乏这种材料有关。毕竟铁制的武器比其他武器厉害多了！
至于毗舍耶国到底在什么地方，依据学者的研究，大约在今台湾西海岸的北港一带。他们可能是平埔人。
其后，元世祖忽必烈在两次攻击日本（第一次为一二七四年，第二次为一二八一年）失败后，于一二九二年派遣杨祥到“流求”试图招抚。但居民不理。元成宗（忽必烈之孙）于一二九七年再度派兵“流求”，于澎湖设置第一个地方行政机关“巡检司”。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记录：同一时期（约一三三五年至一三四〇年间），当地居民有一千六百多人，与泉州之间有商船数十艘往来频繁，贸易盛行。
这样看来，元代以后，台湾人与大陆之间逐渐有了贸易，而台湾也逐渐以较为清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明代台湾曾有“三保太监”的传说，传播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不过见诸史载的，只有《明会典》（万历十五年成书）记载郑和的远征军曾在赤崁（现在的台湾台南）补给用水。至于台湾云林北港曾有一间郑和庙，供奉“郑府圣侯”神像，则是两百多年前，郑氏的祖先从厦门的郑和庙分灵出去的。
明朝中叶以后，和台湾比较有关系的，反而是以“倭寇”之名出现于历史上的海盗集团。历史学者戴国辉认为，“倭寇”指的是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活跃于日本、朝鲜、中国沿海的海盗和商团的总称。“倭”指日本没有疑义，但“寇”就比较复杂，比较像是日本、中国、朝鲜沿海居民的杂牌军。有商团、有盗匪、有海上交易的渔民等等。
“倭寇”又有前后期之分，前期倭寇活动于十四世纪，主要在朝鲜和中国山东沿海骚扰；后期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到十六世纪，以长江三角洲地带至华南海域为中心进行骚扰。台湾便是在后期倭寇的活跃时期，成为其补给基地的。当然，要成为基地，势必要汉族农民来开垦，才能顺利补给各种粮米、菜肉供其所需，所以福建沿海的农民也开始移居台湾。台湾于是成为明朝海禁政策（禁止交通、贸易、渔业等）的一个漏洞，也逐步变成海上贸易的补给站。颜思齐、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与台湾的关系，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