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思想起——唐山过台湾”
一九七八年，云门舞集推出林怀民的经典舞剧《薪传》，一开场就是恒春民谣传人陈达的《思想起》：
思想起——，祖先坚心过台湾，不知台湾生做什么款啊。
思想起——，海水介深来反黑，在海山在浮漂，就心肝苦啊！
思想起——，黑水要过几层啊，心该定，碰到台风卷大浪啊；有的在抬头来看天顶啊，有的在想着来神明啊！
思想起——，神明保佑祖先来，海底千万不要来作风台啊。
台湾后来好所在啊，经过三百年后昭昭知……
那古老而质朴的歌声，像祖先的召唤，唤起人们想象着祖先从唐山过台湾，如何经过台湾海峡的“黑水沟”，在如山的海浪中漂浮，在生死的边缘挣扎，在海底卷起如台风般的巨浪下翻滚，无望之时只能祈求神明来保佑。
清代从厦门到台湾要经过危险无比的“黑水沟”，或称为“黑水洋”。
这是由于台湾海峡狭窄，黑潮等洋流为南北流向，受地形影响流速更迅疾。而从福建到台湾是东西向，一般轻型的风帆船受到巨浪横打，很容易翻船。“生死存亡，在须臾呼吸间。及天将明，每起一浪，即从半天而落。”（清代徐宗翰撰《浮海前记》）即使是今天，台湾渔民经过这一道黑水沟依然戒慎恐惧。
当他们经历黑水沟的死亡炼狱，终得看见台南鹿耳门和嘉义一带郁郁蓊蓊的林木，“东顾台山，烟云竹树，缀翠浮蓝。自南抵北，罗列一片，绝似屏障画图”。他们知道已经平安抵达，在心中欢呼着：“台湾到了，台湾到了！”那是何等激动的时刻。
郑克塽降清后，施琅把郑家军带去北京，但台湾各地还有两三万郑成功的军队留下来开垦，清廷担心他们在这里继续“生聚教训，徐图反攻”，因此有意把所有汉人撤走，连根拔除。但台湾汉人实在太多，且已落地生根，开垦土地，生下后代，要大移民真不容易。所以施琅建议把台湾划归福建的一个府来管理。但清廷仍多所顾虑，就决定实施海禁，即禁止大陆沿海居民移居台湾。已在此定居的人，清廷意图让他们逐步移回大陆，所以也禁止眷属来台。
于是长此以往，台湾只有私渡来台的打工男，因为没有眷属，农闲时就聚在一起喝酒赌博、打架斗殴。为了台湾的社会安定，朝廷只好又开放海禁。就这样，清朝统治台湾期间，八禁八开、时严时弛，政策反复不定。
那时，私渡台湾是非常危险的。所有私渡者要交一笔私渡费用，越是海禁严格时期，费用越高。若是碰到黑心船主，那遭遇之凄惨，绝对百倍于陈达歌声之想象。
第一黑心，是收了钱，伪称船要开出港了，让大家躲入船舱，以避免被查获为由，用木板封死。等船开到外海，找一个小岛把船舱打开，谎称台湾到了。这些私渡者只是沿海的农民，不知道台湾长什么样子，只知道是一个小岛，就上了岸。不料这根本是海中的一个珊瑚礁。等到海水涨潮，珊瑚礁被淹没，所有人全部丧生海底。海上黑道，把这个叫“放生”。
第二黑心，是收了费用，却用一条不值钱的破船，开到海上，任由漂流，甚至在船底凿开小洞，船主自己坐小船逃跑，等到船舱进水，所有人葬身海底，无人生还。江湖黑话，这叫“灌水”和“饲鱼”。
第三黑心，是船到台湾，西海岸多泥沙，退潮时海泥烂如沼泽。有些船主伪称港口有人巡查，要偷渡客自己下船上岸，有人踩到泥泞里，脚拔不出来，就陷身在海边。此时如果有人来救还好，如果无人救援，又正逢涨潮，海水淹上来，人就只能葬身海底了。海上黑话，这叫“种芋仔”。
清代形容移民台湾的艰难是：“六死，三留，一回头。”意即十个人里面，六个死了，三个活着到台湾，一个最后还是回唐山了。
即使如此，由于东南沿海的战争、饥荒、贫穷，还是有大量移民流入台湾。清朝二百一十二年间，台湾汉族居民从早期三十万人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人，而耕地面积则从一万八千甲（一甲约合十四点五亩），激增到七十五万甲。行政区域，起初以隶属福建省的一府三县开始，在开发的进展与防务的需要下，脱离福建，从台湾府升格为台湾省，管辖着三府、一直隶州、六厅、十一县。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每个人都是从家乡漂泊出来的，独在异乡为客，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打拼。
每个人也都是平等的，一样从一无所有开始，一样拥抱着梦想和期待着未来。所以谁也不怕谁，都要靠拼搏才能生存。台湾歌《爱拼才会赢》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
当时来台湾者往往是单独一人，无家可归，晚上就睡在庙宇外面，因为画有罗汉像的庙门上有屋檐，下面可以遮风避雨，所以台湾的一个俗称“罗汉脚仔”，就是称呼这些单身汉的。
“罗汉脚仔”这个称呼，正是台湾移民史的见证。
“罗汉脚仔”都是单身汉，所以不少人和平埔人结婚。平埔人有母系社会（如凯达格兰人）风俗，结婚后可以有土地耕种，因此通婚非常普遍。台湾人流传着“有唐山公，无唐山嬷”（有唐山的祖父，无唐山的祖母）一说，而普遍的通婚也使平埔人与汉族的同化过程加快。
当时的台湾很像早期的美国，移民社会官方管理能力薄弱，无力维持社会秩序。清朝来的官员三年一任，不想多事，只想把土地拓垦权特许给自己人，赚一些钱，无心做长期的经营。所以清代的台湾，有如一个靠原始力量打拼的社会。为了灌溉的水权、垦地的地权、盖房子的地权（当时产权不清），还有建庙的权力以及抢夺地盘、争夺港口码头等，都可以爆发大冲突，地域团体、不同文化社群之间，更是特别容易爆发械斗。漳泉械斗、闽客械斗层出不穷。依据清朝记载，闽客械斗有近四十件；而漳泉械斗，有五十几件。打杀下来，死伤几百人是常事。
庙宇是解开台湾开拓史的原始密码。每一个庙宇供奉的神像，是从唐山的什么地方分灵而来，即代表那里的人来台开垦的历史。一座庙、一乡人、一群开拓者的聚集、一个地方开发的故事、一个乡镇发展的历程；一步一脚印，在在显示着台湾历史的原貌。
台北市最著名的龙山寺就是典型的故事。
清乾隆、嘉庆之后，汉人移民向北移动，淡水河成为移居重心，而凯达格兰人聚居的艋舺，就成为重要港口，以至于台湾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称号。台南是最早开发的港口，鹿港踵继其后，而艋舺则是后来居上，成为台湾第三大港。
当时最先落脚的移民是泉州三邑（即晋江、惠安、南安）人，住在靠淡水河港边，与泉州做贸易。一七三八年，台湾北部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三邑人于是由晋江龙山寺分观音菩萨的香火，建成艋舺龙山寺。
泉州三邑商人多与泉州、福州等地贸易，因地属福建北边，被称为“顶郊”。同安人在福建也同属泉州范围，只因同安人主要跟厦门一带贸易，因此被称为“厦郊”或转音为“下郊”。他们奉祀的中心是霞海城隍庙，因未被纳入龙山寺的保护范围，无法内部协调，加上港口利益矛盾，所以不时发生冲突。而夹在中间的，则是福建安溪人，他们多在山区种茶，再运至艋舺码头销售出口，所居住营运的据点正夹在两者中间，他们信仰的是清水祖师庙。
艋舺龙山寺落成后，泉州三邑商人遂把行政中心设于该庙，既是信仰中心，有神明的庇护，又有庙宇为场地。顶郊三邑人拥有税金、团练，甚至在诸如道路辟建、义渡、义仓、赈灾、巡更等公共事务上，都可以参与。龙山寺成为三邑人的军政大本营。
这三间庙距离不远，就在今天万华的西园路、贵阳街一带，范围其实很小，所以会为了利益而火并。
一八五三年初，漳州、泉州一带有“天地会”民变，人心浮动。同安人开始对三邑人霸占龙山寺与艋舺码头感到不满，时有冲突。八月间，三邑人先发制人，率先进攻，双方不断在街头拼杀，甚至连朝廷设在艋舺的两处官署都被焚毁。冲突扩大以后，三邑人移民早、人数多，因此准备发动全面进攻，把同安人彻底击垮。可是双方之间夹着一大片沼泽地，只有借道清水祖师庙，才能去攻打下郊人。三邑人向中立的泉州安溪人威逼利诱，将清水祖师神像迁出，借道攻打同安人。
三邑人攻进去以后，焚毁房屋，见人就杀。同安人不得不放弃艋舺码头的地盘，仓皇败退，由同安大佬林佑藻率领，背着在混战中救出来的霞海城隍神像，逃往大稻埕。
同安人最后在大稻埕另辟商埠，也重建了霞海城隍庙——这就是今天台北迪化街那座著名的霞海城隍庙。
然而时移势易，淡水河泥沙逐渐淤积，船只不易开进艋舺停泊，改停下游的大稻埕。大稻埕反而逐渐取代艋舺，成为台湾北部的商业贸易中心。
一八七九年，台北府城正式开府，成为台湾首府。当时大稻埕以茶叶、稻米、樟脑、中药甚至鸦片等买卖为主，遍布洋行、店铺、商家，其茶叶、樟脑贸易已经远销到东南亚、欧洲、纽约。
一八九一年，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筹建全台第一条铁路，经过了大稻埕，这更正式确立了大稻埕、迪化街的台北商业枢纽地位。
龙山寺、霞海城隍庙、清水祖师庙的故事，正印证了这一段移民的血泪史，也可以看出台湾性格中非常鲜明的特质。
迁移来台的汉人为了生存，从平地到山地，从城市到山区，不断寻找新天地。
清代后期，糖、茶、樟脑是台湾三大出口产品，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九十四，堪称台湾三宝。这三宝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
远在十七世纪初叶，郑芝龙与日本交易时，樟脑就是交易项目之一，这也是台湾文献首次记录樟脑交易。台湾少数民族本不采樟脑，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福建漳、泉一带的移民纷纷渡海来台。漳州本为中国樟脑业一大中心，流传于漳州的小灶法制脑技术就随同入台，奠立了台湾制脑事业的基础。
然而，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起，清政府以樟树是建造战船所需的材料为名，严禁私人煎脑，只由“军工厂”经营，独占专卖。到了乾隆年间，由于樟脑事业有利可图，民间地下私煎者日益趋多，台湾樟脑进入盛产期。
坪林的樟脑在一位名叫林泳春的人带领下进行开垦，他为了获利，不愿意把樟脑交给清政府，就私自翻山越岭，到石碇把樟脑母料卖给外国商人，再转卖至东南亚，获得颇大的利益。他的跟随者众，聚集在山区，清政府派兵来剿就逃到深山中躲藏，兵一走就回来继续开垦，林泳春遂成为一方之霸。
直到一八六八年，英国军舰袭击安平港，才迫使清政府颁布《外商采买樟脑章程》，撤销了樟脑的官营。但是二十六年后，台湾巡抚刘铭传再度把樟脑收归官营。在刘铭传的辛勤经营下，樟脑与茶、糖同列为当时台湾的出口三大宗。
日本侵占台湾后，台湾樟脑产量仍占世界第一，当时由于照相底片、造船、火药原料等都需要樟脑母料，世界需求量极高。台湾樟脑因此享誉世界，年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苗栗县更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樟脑最大产地，执世界樟脑油、香茅油市场之牛耳，“樟脑王国”之名不胫而走。
糖业历史也非常悠久。
荷兰的《巴达维亚城日记》于一六二四年二月记载“萧垄产甘蔗”，显示台湾平埔人可能最晚在十四世纪时就已经知道种植及利用甘蔗。而清朝《番社采风图》的“糖廍”图中人物以汉人为主，似乎制糖技术为汉人所有，平埔人并未掌握制作蔗糖的技术。荷兰侵占台湾后，即鼓励农民种植甘蔗，使之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在一六五〇年前后，台湾每年砂糖输出量多达七八万担，约四千八百吨，主要输往日本。
郑成功时代，由于军队缺粮，故鼓励民间种稻，糖产量一度下降，后来刘国轩受命从福建输入新种蔗苗，并且从泉、漳聘请制糖名师改良技术，台湾糖的年产量达到一万八千吨。此一时期台湾糖业的主要出口对象仍然是日本，台湾借此换取制造火器需要的铜、铅等金属。
清代制糖业持续发展，“糖廍”主要集中于今天的台南一带。相较于荷兰与郑成功时期对糖业采取政府掌控专卖的态度，清朝对于糖业的发展较为自由放任。此时台湾的糖，已进入大陆市场，往江苏、浙江等地贩卖，此外仍持续对日本出口。由于制糖业日渐兴盛，当时在台湾的一些通商口岸，形成了专门经营食糖买卖的郊商，如台湾府城三郊之一的糖郊李胜兴、笨南北港糖郊、鹿港糖郊金永兴等等。
至于茶叶就更不用说了，台湾山区适合种茶，质量优良的台湾乌龙茶早已营销到全世界。依据一八六八至一八九五年的海关资料，茶、糖、樟脑占台湾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九十四。而茶就占了百分之五十三点八九，其营销地区已不限于亚洲，台湾茶之中的乌龙茶为美国消费者所喜爱，占了出口美国的大宗，可见其重要性。再就社会影响来看，茶的从业人口约三十万，而糖业的从业人口约十五万。
准此以观，清代晚期的台湾已经相当进步，物产丰盛，茶、糖、樟脑早已营销到全世界。日本在甲午战后要求清廷割让台湾，岂是随便说说的，通过长期的贸易，他们对台湾的战略地形、贸易据点、物产条件、民族习惯等各方面，早就做了充足的研究，刀子已经磨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