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　吾国经济改造的根本问题

人物小传

陈光甫（1881～1976）

原名辉祖，后改辉德，江苏镇江人，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六日（1881年12月17日）生。美国圣路易商业学校肄业，1906年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财经商业学校就读，毕业后在美国银行实习。1911年任江苏都督府财政司副司长，同年12月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1913年辞职后一度任中国银行顾问。1915年6月与庄得之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1918年任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1920年任银行公会联合会议上海代表。1927年3月任“江苏和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发行“江海关二五赋税库券”。1933年10月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另曾任淮海实业银行董事，常州商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以及交通银行、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通和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中国国货银行常务董事，江苏省农民银行监理委员，徐州国民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等职。1936年3月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赴美谈判并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抗战爆发后，一度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4月任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10月，以国民政府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呼吁对中国投资。在美国时，与李铭及美国人合资成立“中国投资公司”，又设立“上海银行纽约通讯处”。后曾任宝丰保险公司董事等职。1949年3月赴曼谷参加联合国远东经济会议，会后定居香港。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为上海商业银行，不久在台北成立上海银行总管理处，晚年迁居台北。1976年7月1日去世。

吾国经济改造的根本问题
——1933年8月在中国经济学社演讲

这次经济学社年会的论文题目，是“改造中国经济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这个题目，范围广博，学殖荒落如我，实在是无可贡献。最近我在长江流域，以及沿陇海、津浦一带，旅行一次，却得到不少的感想，且把我的感想，随便说说。

（1）全国经济的不平均发展

我到内地旅行，已不止一次，但总不如此番所得的印象来得深刻。我们平日常见的沿海通商大埠，有银行，有交易所，有大工厂，有大公司，有信用借贷的组织和产销贩卖的机关，但在地广民众的我国，真不过是“太仓一粟”，对于全国经济生活，可谓全无认识。所以不谈我国经济问题则已，谈到经济，第一当注意全国的不平均发展。

不平均的发展，已把我国划成了两个阶段，在经济过程上，相去至少有数百年。然而通商口岸的繁荣，却完全依赖内地的生产力。自从各国实行经济侵略，内地的经济基础逐渐在那里动摇。他们用科学方法生产，我们仍不免受自然的支配，以致衣食住行，无一不仰给于人。直至前年水灾发生，连号称富庶的中部，也暴露了农村破产的真相。这是我所目击而心伤的一件事。

我们目前无须高谈远大的经济问题，如币制、关税、失业等等，简直可以不必讨论。各国早已解决了他们本身问题，对于最近国际间的困难，无非彼此求得妥协条件，以为重整旗鼓之计，而我国则本身问题尚且没有办法，如何谈得到此？内地老百姓所眠思梦想的，乃在有无饭吃，有无衣穿，现在且问他们有吃有穿吗？

（2）靠天吃饭的梦想

在国外旅行，无论其为英为美，大家常把“How is your business？”一句话互相问答。可是一到我国内地，偏僻些的，如陕西的西安，湖南的衡州、常德，不必说了，即交通便利的地方，如郑州、蚌埠、徐州、芜湖等处，见面便问：“今年的年岁好不好？”年岁好，欢天喜地；年岁不好，莫不担忧。此之谓“靠天吃饭”。“靠天吃饭”的思想，最足以阻碍我们的前进。惟其“靠天吃饭”，所以一遇凶年，便归之“劫数难逃”。欧洲中部，在中世纪也闹过灾荒，例如W. Stow的Annuls（388—510）中，便有一段关于一三一五年英国的纪载：“马肉在当时，是无上的珍品，穷一点的，便吃较肥的狗肉，到了真没有办法的时候，自己的子女，也要吃下去，或者偷人家的子女吃。监牢中的囚犯，把新关进来的，撕成一块一块，馋涎垂地的，抢着活人的肉来吃。”这不是我们西北的写照吗？然而这样凄惨的记载，在欧洲今日，已成历史上的陈迹，等于神话了。可见人谋足以挽回天意。“靠天吃饭”的梦想，是不能不打破的。

（3）天灾与人祸

我国自古号称为重农国家，然其政策大都消极而不积极，与其说是重农，不如说是备荒。这次我目睹各地凄凉景况，便想搜寻一些关于历来灾荒的统计。在Alexander Hosie所著的“Droughts in China”里，我找到两张表：把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各朝水灾旱灾的次数，按省统计。姑且举一个例，河北一省，在清代曾闹过四十五次的水灾，和廿六次的旱灾，其余偏僻省份，次数似乎较少一些，乃是由于记载不全，搜寻不到材料的缘故。可见水旱偏灾，是历代不曾解决过的问题。民国以来，因政治上的纠纷，更顾不及此。譬如西北，雨量稀少，十年九旱，旧有沟渠，年久失浚，灾荒频仍，幸而雨水较多，上游又童山濯濯，顺流而下，可成泽国，患旱之区，一变而为患水。西安乃古之帝都，穷泰极侈，现在满目凄凉，天堂竟成地狱。试从潼关至西安，沿途细察，桥梁之下，河身淤塞得像平地一般，此皆人事不尽，岂得一概归之天灾？

我在《申报年鉴》里，又找到一张有趣味的表，统计民国十九年陕西等十六省所遇灾害次数——包括蝗、水、虫、风、雹、霜、兵、匪等等——其总数为一千四百五十九次。试问一年之中，无时无地，不受天灾人祸的痛苦，哪得不野无寸草，民不堪命呢？

说到兵与匪，我更制有两张表：一张是清末以来内战的统计表，其中有一年一次的，也有两年一次的；一张是民国廿余年来四川的内战统计表，从元年省城之变起，到最近二刘之争止，较大的战事前后共二十次，差不多每年必有一次。内战在我国，真算不了一回事！

今年内乱，迫于眉睫，水灾是不说了。退一步说，即如去年江浙丰收，度情衡理，可以欢声载道，却还是谷贱伤农，怨声不绝，正如孟子所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可是我们必须记清，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假如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没有办法——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其余一切，都是枝节之谈了。

（4）水是我国的一个大问题

谈经济是离不了政治的，上面所说的内乱，便是一例，然而政治已谈得厌了，我暂且把它抛开，专说灾荒。

灾荒不外是水的问题。自从大禹治水以来，黄河数百年一大变，数十年一小变，常有溃决之患。《中国建设杂志》里有一个表，把黄河南岸——在河南——每次溃决的平均年数，做成一个统计，大概每十年光景，必有一次，所以治水必先治黄河。黄河往往在仓卒之间，可以溃决他移，北则由东昌、临清夺北运河而入津门，南则泛滥皖东、苏北，挟涡濉而冲江淮，黄河不治，淮运俱受影响。自从咸丰五年，河道北徙，至今不过六七十年，上南河以东，早已淤积不泄，下游因此泛滥。据曹瑞芝君的调查，黄河水面，在河南通常高出十里以外的平地约十余尺，高出堤外附近的平地约两三尺，真危险万分。今年黄河之祸，虽告结束，将来必每况愈下。

其次导淮。淮河流域的农民，最怕是水旱，大家不敢种稻，而改种高粱玉米等作物，减少了每亩的收入，若与长江一带气候、土质相同的田地比较，估计损失约在三万万元以上。据导淮委员会报告，民国十八年，淮河流域各县，因旱灾损失了二万三千余万元。其实如果决心导淮，按工程计划预算表，所费也只有三万万元，以普通年岁算，假定其与长江各县每亩产量相等，不但这笔费用立刻可以抵补过去，而且以后每年可以增多三万三千余万元的粮食。又据导淮委员会的报告，各县填报荒废未垦的田尚有七百五十余万亩，或因地高不便灌溉，或因地低为水淹没，在工程完竣后，都可以变成熟田，所得何止这区区三万三千余万元呢？

至于整理长江，也属急不容缓。长江流域是全国贸易中心点，现在长江积久不治，转运上常生困难。譬如从吴淞到汉口共一千一百三十六里的水道，中间沙洲横梗，河身甚浅，到了冬季，吃水十五英尺轮船，便开不过去。每年阻碍航期，平均约在三四个月左右。溯江而上，至汉口下游一带，夜间必须停轮，也有把货物改装浅水轮的，更加重了运费。又如四川一带，三峡为梗，水流湍急，阻塞行旅，假如我们整理长江而后，能利用三峡水力，则每年水力电气事业的收入，足以清偿全部费用而有余，十年廿年之后，收入遽增，不仅灾害永绝，有裨农业，即工商业必也受惠不浅。

不过欲兴水利，必先谋统制管理，现在的失败，在于事权不一，财力分散，人力不集中，计划根本不能解决，此乃以后谈水利的人所极应该注意的。

（5）米

我何以要谈治水呢？水不治则农民无田可耕，无饭可吃。民以食为天，我们的主要食品——米——究竟是哪里来的？本来全国除了北方气候较冷之外，无处不宜种稻，尤其是川、鄂、皖、苏、浙、闽、粤、桂、赣诸省，为产米最良的区域，似乎国内可以自给自足了。可是在这六十余年中，每年必有洋米进口，以前尚不过数十万担，或数百万担，近年竟多至二千万担，值银一万二千万两以上，七八倍于民国元年。所谓重农国家，食米尚且仰赖他人，生活基础之不能安定，不问可知。

洋米何以能畅销中国呢？其理由是很简单的。第一，我国的米种最多，据专家报告，至少在一千种以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产秈米，江浙产白粳，秈米白粳之中，又可分出许多种类。至于稻穗的长短粗细，谷粒的大小多寡，成熟的早晚，各处不同，究竟哪一种米谷适宜于那一个区域，却并未精细研究，而一任自然的支配，因此生产力当然不能发达。据浙江农学院报告，西班牙每亩产米二石五斗，日本一石八斗，我国却只有一石五斗。日本米种和我国相仿，后来经过长时期的选种、育种和改良栽培的方法，产量便比我国增多了。

第二，运销方法，又敌不过洋米。譬如芜湖、汉口、长沙、九江、南昌、安庆、南京、镇江、常熟、无锡是米的供给市场，广州、湖州、宁波、天津、青岛、厦门是米的需要市场。在供给与需要市场之间，陆路既没有整个直达的铁路，水路又没有大量运输的轮船，其结果在需要市场上往往急如星火，而在供给市场上却反存货山积，无法输送。本来占据一个市场，必求其能定期供给，兹忽有忽无，忽多忽少，洋米自然有隙可乘了。

第三，品质也不如洋米。米（1）要色白，（2）要粒形整而大，（3）要干燥，（4）要杂质少，（5）要涨性大。现在国产的米，能合于上面五个条件的很少。芜湖米已不销广州，原有地盘，都给洋米侵占了。洋米干燥，可以久藏不坏，杂质既少，光泽也好，出口都经检验，品级有一定的标准，在规定期限中，又能大量供给，芜湖米却适得其反。米号中间人，非但不谋改良，有时竟任意作弊，作伪百出，真有防不胜防之慨。

第四，缺少新式设备——堆栈和碾米机器等。譬如上海，为米的消费和转运之所，但是米质容易变坏，不能久搁，只有随到随卖，所以来源多的时候，市价暴跌，少的时候，市价又暴涨。综计上海每月销米约三十一万石，而各处米栈存量，不过十九万石而已。上海如此，其余各地当然更不如了。其次西贡、缅甸、暹逻等处的米厂，都装有德国机器，出口的米，又用干燥器取出水分，一小时出米，多的至六七千磅。国内碾米厂，哪有这种设备？

现在要解决米的问题，米业中人，须先感觉到本身地位已为外人所夺，长此以往，无地可容，尽量采用新式机器，变换经营方法，或许可以挽回已失的市场。政府更应下一番决心，改善米种，以增加农民的生产力，预定统制计划，重订运输办法，以减轻商民的成本，方能与洋米竞一日之短长。

（6）麦

南人食米，北人食麦。麦的情形和米也差不多。

第一，是产量不足。现在虽没有小麦产量的确实统计，但从大批进口洋麦上看来，可以断定其不足以应付国人的需要。上海面粉厂，终年开工的很少，大抵在五月以前，已缺少原料，如无洋麦进口，大都停工不做。在理想上，上海各面粉厂的生产量，每年应为三千零三十万包，实际上却只出了一千五百余万包，不及百分之五十；而此一千五百余万包中，大部份的原料，用的是洋麦。廿一年进口一千五百万担，值五千二百万两，较元年约增六倍，国内产量，可想而知。

第二，运销不得其法。大都先由农户卖给当地土贩，再由土贩雇船运至市镇，托杂粮行家去兜卖，杂粮行家为之称量估价，卖给各地行家分庄或面粉公司的收麦处，而抽取百分之一的佣金。其缺点有三：（1）全无组织，各自为政，搀水杂泥，时有发生。（2）运费太贵，占了成本中的大部分。（3）从较远的内地运到上海，大概要两三个月，甚至七八个月，沿途亏耗。

第三，品质退化。我国小麦分白皮赤皮两种：白皮粉多而洁，只产于山东一省，赤皮产于豫、鄂、湘、皖、苏、浙诸省，色泽粉质，不如白皮，下等的大都皮色厚滞，身骨污湿，即上等的，其面筋质也在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之间，与只含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洋麦相比，优劣显然。天然缺点以外，在人工方面，又比不上洋麦。洋麦是用机器收割的，我国则用人工，常有泥重斤轻之病。农民多急于换钱，在未成熟以前，已把麦割了，身软色呆，难于磨粉。至于搀入泥土、蒿壳，更是寻常的事情。大约澳麦白皮粗粒，海斛一石，重二百零六磅，美麦二百零五磅半，而我国麦只有一百六十六磅，比澳麦轻四十磅，比美麦轻卅九磅半。若把这三种小麦放在一起，其污杂的必为中国麦，一望而知。

现在要改良麦质，非从选种入手不可。我国所需要的麦种，大概须有下列的特点：（1）麦秆要短而充实，因为小麦成熟期，适在风雨季，麦秆短实，便不容易吹倒，并且也不妨碍其他农作物——如棉、菽、烟草等——的生长；（2）要早熟，夏作既为稻棉之属，则麦作应在夏季霉雨之前，若逢霉雨，便容易腐坏；（3）要能抵抗莠病，莠病在我国最为流行。种子选定了，再研究其种植方法——如何施肥、如何除害等技术问题。最后实施检验，分别等级，出品才有提高的希望。

增加生产，也有两个方法：（1）抬高麦价，（2）减低成本。抬高麦价，牵连的问题太多，很不容易办到。减低成本，必先解决上面所说的种种困难，尤其是水利问题。现在西北产麦之区，大都改种罂粟了。何以要种罂粟呢？因为罂粟有利可图，而麦则无利可图。在捐税重重之下，不种罂粟，何从生活？

至于改良运销方法，必须有新式的设备，必须有适应各地供需的运销系统，必须有迅速而安全的运输机关。最近我在上海和一个贩卖洋麦的外商谈话，他说从前澳洲小麦市场正与我国现在情形相仿，每到年底，市况清淡，无人过问，农民需款甚急，跌价竞卖，商人便乘机囤积，至来年春季，可得善价而沽。农民因此自己组织运销合作社，建造储麦仓库，雇用经理人，以从事直接交易。现在自澳洲运麦到上海，只须经过一个经纪人，成本轻而推销易。又如从前美洲，运麦也不方便，其后改建储麦仓库，输销便通畅无阻。我以为国内面粉厂应和铁道轮船当局会商一个统制运销的办法，在浦口、汉口、海州、徐州、蚌埠等处，建筑新式仓库，方能减轻运输费用，否则国麦市场，江河日下，势不能不乞怜于洋麦。

（7）棉

农民吃饭的困难，上面已大概说过了，现在且说衣的问题。我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除了高山低泽以外，可以种棉的区域很多，而现在只有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种棉，产额并不甚多。据民国廿一年纱厂联合会报告，我国共有纱锭四百九十万零四千枚，消费棉花九百十五万零五千担，其中外棉倒占了三百七十一万担，在进口货中，为第二位。其总额为三百七十万担，值一万二千万两，较元年增十三倍有奇。而国棉性质，愈趋愈下，即输入的美棉种子，也在那里退化。在市场上，一向又不分等级，概以产地名称为标准——如通州花、陕西花、天津花、汉口花等——一地所产，有好有劣，万万不能一律，所谓“同名异货”，厂家是很不愿意买的。至于包装方法，有正方形的，有圆筒形的，重量自六七十斤至四百斤不等——例如陕棉，在产地为白布包，重一百五十斤至一百八十斤，运到汉郑，却又改装了，如此杂乱，并无一定标准，交易很不方便。在运输方面，往返艰难——如陕西、河南一带，全赖人力——各地供需不能相应。并且从农民手中到厂家，其中须经过轧户、乡贩、大小花行、掮客、花号、经济人等等阶级，每经过一个阶级，便花费一次佣金，市价高于外棉。最恶劣的习惯为掺水，混入棉子、籽棉、低级棉、飞花、废花以至于泥沙。土贩、花庄认为当然，雇有做潮专家。掺水最多的，首推鄂西，鄂中次之——鄂西如枝江、公安、监利等地方，水分多至百分之廿，其结果则棉花发生绿色斑点，减退了纤维的光泽和强度。此外如运费昂贵、捐税繁多等等，也不待多说了。

总之，改良棉业，第一步在增加生产——选择棉种，推广棉田。第二步在革除积弊——订定检验标准，实行运销合作。否则外棉日多，充斥市场，国棉必无立足之地。

（8）怎样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

以上所述仅及米麦棉的问题，其他较远大的事业——如矿业之煤和铁、化学工业之颜料等等——皆须有专门学问，不能“一蹴而成”。最谬误的心理，莫过于预存奢望，以为旦夕之间，便可跻国家于富强之域。事实上我们只能逐步做去，就固有的事业，切实加以整理，减少一分外货，即增加一分元气，才是根本图存之道。

国内固有事业，除米麦棉外，当增加其生产力以确立生存的基础者尚多。例如外商所设纱厂，恃其资本之雄厚、技术之精良，与我国纱厂竞争，着着进取，影响不浅。又如出口丝茶，受他国之排挤，将绝迹于海外。豆与皮革之输出，亦日见衰落。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现在不谋补救，将来必更不堪闻问。生产问题而外，其辅助机关，如运输之组织、金融之流通，皆有关系。近来国有铁道，因营业关系，亟图整顿，“负责运输”问题，即其一例，如能认真做去，必可一新耳目。惟路局积习过深，百弊丛生，往往视辅助生产之机关，为私人图利之集团。重要问题如运输费用，握商业之枢纽，从未通盘筹算；各路以自相竞争之故，联运上常生困难，最小如装卸问题，亦足以加重商民之负担。此皆不能不望其切实整顿。至于金融界，为复兴经济之主要份子，与生产机关，关系最为密切，年来亦因天灾人祸，处处束缚，不能充分发展其事业。可见事业之兴，不在一二人，不在一二业，必须每个事业，整个的改进，方能为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全无用处。

所谓每个事业的整个改进，在米麦棉三业，米当改善米种，增进设备，便利运销，以减低成本为目标；麦亦从种植栽培入手，其次在水陆要埠，建设储麦仓库，以求产品集中；棉于选种之外，急须推广棉田，同时并在四乡广设轧花厂，严定检验章程，励行运销合作，以改除积弊。复兴之权，皆操之本业中人，其问题在于本身之有无觉悟。米麦棉三业中人，如能觉悟，推而至运输机关等，亦能觉悟，通力合作，事业岂有不能复兴之理？

我所说的，全是老生常谈，解决方法，尤属平淡无奇。但年来旅行各处，感觉我国各个问题，决非从事宣传所能解决，更非广贴标语便可如愿以偿。中国仍是中国，所以到此地步，自有其原因，当求之于本身之觉悟。我们既具有极大之宏愿，欲为民众谋一生存之道，应在平淡无奇的办法中，各尽其职，经过若干年努力之后，乃有可以挽救之希望。

有以为这种办法，未免迂阔，若待各业本身觉悟，必非朝夕之功；觉悟起点，在于政府，政府能为农商稍留余地，在消极方面，不发生内战，不增加苛税，在积极方面，于可能范围内，提高主要物品之进口税，投资有安全之保障，营业有可图之利益，登高一呼，人人兴起，何乐而不为？现在应先设委员会使政府与人民，逐渐接近，事半而功倍。此说言之成理，未为不可。政府保护农商，本其天职，不过就过去经验而言，委员会之办事效率，不无可议。大概委员会之弊，在于群言庞杂，有学识经验者，因会中份子复杂，不肯尽所欲言，无学识经验者，或另有目的，假此以遂其私。政府虽抱万事公开之旨，而内部复杂，大率取决于多数，多数所议决的，往往不能彻底，诗经云“筑室道谋，三年不成”是也。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能有决心，为人民前导，以解决此严重的生存问题，自然易于反掌。然我所侧重的，仍在人民本身之觉悟——彻底的觉悟。关于技术和组织，必须下一番深切的研究功夫，业米的到西贡、香港，业麦的应到美国与加拿大，业棉的应到美国和印度实地调查，否则空言觉悟，仍属无补于事，坐而言，起而行，才是民族复兴的气象。

经济学社是我国解决经济问题的集团，若能努力使大众得到一种新的觉悟，何忧民族之不复兴？

匆匆属稿，疏漏甚多，所望不吝指教，正其纰缪，是幸。

（《海光》五卷九期，1933年）

编后絮语

什么是中国经济改造的根本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做出明确回答，本身就需要相当的魄力和见识。陈光甫先生认为，答案就在于“使大众得到一种新的觉悟”。他结合自己在长江流域及陇海、津浦一带旅行的感想，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应当用系统的观点看待问题，“事业之兴，不在一二人，不在一二业，必须整个事业，整个的改进，方能为力”。以米、麦、棉三业为例，“米当改善米种，增进设备，便利运销，以减低成本为目标；麦亦从种植栽培入手，其次在水陆要埠，建设储麦仓库，以求产品集中；棉于选种之外，急须推广棉田，同时并在四乡广设轧花厂，严定检验章程，励行运销合作，以改除积弊。”而此后尤应注重的，则是包括运输机关在内的“通力合作”。他认为，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虽属“老生常谈”，看来平淡无奇，但却很实在；重要的是觉悟之后，应当各尽其职，艰苦努力。“坐而言，起而行，才是民族复兴的气象”；这句话，至今仍然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