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中国礼文化研究综述
中国之礼既是一种仪式规范、道德伦常、政法体系，也是一种民俗信仰、情感教化、价值追求。礼学在中国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前人的研究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国内有关礼文化的研究见诸于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而国外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哲学、思想、宗教等方面。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国内学者的相关著作研究
关于礼文化研究的专著很多，笔者主要从制度史、文明史、文化、思想史、传播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具体而言：
1.从制度史角度研究
礼乐之兴，最初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建立起来，从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可以通晓“礼”之于宗法制、分封制的意义。杨志刚的《中国礼仪制度研究》[1] 是一本通史型著作，他以大量的古籍文献为基础，从礼的起源、本质，与礼仪的关系入手，梳理礼制的沿革，分析“吉、嘉、宾、军、凶”五礼的内涵，展现了我国具体而连贯的礼制系统。
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2]（六卷本）也可谓是一部礼文化研究的佳作，他对古文字资料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据，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的六大历史时期，逐步勾勒礼制的概貌与演变历史，研究内容丰富而翔实。除此之外，还有梁满仓的《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任爽的《唐代礼制研究》等著作都对中国礼制沿革和历代礼典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这对我们整体认识、了解中国礼制制度起到重要的作用。
2.从中国文明史角度研究
从中国文明发展历史的维度观照“礼”，论述其原则与价值的著作颇丰。李泽厚梳理中国古代思想史时，以“礼”作为开篇提领全书，他指出礼的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3]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礼文化与文明发展息息相关。
考古学家卜工的《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4] 这部著作通过研究地区文明起源的轨迹，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若干遗存的个案，指出礼文化的精髓、性质与基本格局，同时也分析了古礼、酒礼以及周礼的延续，说明了中国文明就是以礼制的发生、发展、成熟为基本特征的一种文明，为华夏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为后者研究礼文化提供了新的理念。
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这本书是杨先生近60年的研究心血的结晶，主要围绕宗周社会和礼乐文明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和阐释礼文化，从礼乐文明发展视角来展现礼文化，既充分又明晰。另外，杨向奎从宗周的氏族源流开始，论述周公和孔子对礼的加工与改造，他不囿于既往成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礼尚往来”在他看来实际是贸易行为，“礼是商业性质的交往，互通有无，有赠有报，有往有来”。[5]
再者彭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6] 主要是从礼的起源、礼是什么、礼的分类以及礼的要素四大版块来对礼文化进行研究，这是以文明史的高度，把礼文化放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关照与审视，以礼为主线向我们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各个方面。另外，张岩的《从部落制度到礼乐文明》，唐启翠的《礼制文明与神话编码》等著作都从不同角度对礼文化与文明的关系进行探究。
总而言之，这些著作不约而同地指出礼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发展一脉相承，礼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也是区分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是构筑国家软实力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3.从文化角度研究
文化是文明的一种体现，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旨意，“礼”在文化研究方面自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中国礼文化》中，邹昌林不但阐明了古礼的起源、结构和功能，而且揭示出儒学道统是如何继承了礼文化的精神价值，社会各方面的内容，依靠完备的礼文化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使得“礼”成了中国文化的总名。[7] 张自慧疏通礼之嬗变，指出礼之本质在于“义、理、敬、信”，涵括了礼“以人为本”的精神价值，并立足现实进行了现代性的反思。[8]
顾希佳在《礼仪与中国文化》中，结合当代社会常识与现象，深入思考礼文化应该如何去伪存真、传承革新，我们应该如何利用礼仪道德建设，为当下遭遇新时代转型“阵痛”的现代人提供文化抚慰。
杨华的《先秦礼乐文化》力求突破以往的研究窠臼，在礼乐联用中偏向于“乐”的研究角度，除了分析古代乐舞的礼典化和神秘化外，还辨析了“礼”“乐”的“人为”与“自为”过程，由此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方特性。而谢谦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荆云波的《文化记忆与仪式叙事》、刘惠恕的《论礼的精神》等著作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对礼文化进行的探讨。
综上所述，从文化史的角度对礼文化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主要将焦点放在礼文化形态、礼文化精神以及礼文化价值层面，从这些微观角度进行审视，对于我们研究礼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4.从思想史角度研究
有一些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礼文化进行相关的研究，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葛兆光、李泽厚、王启发等人，他们以自己的视角对礼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9] 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7 世纪以前的中国礼文化、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研究，在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参考现代中外研究的成果，厘清了礼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及特征。下卷主要讨论的是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国思想的确立及发展，主要考察了“道统”与“政统”、“理学”与“心学”等新思想，为展现礼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提供了有利的支撑。
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0] 这本书主要阐述了自先秦到明清的主要礼文化研究思潮、派别以及相关的人物。该书从剖析孔子的思想开始，提出了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等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除此之外还论述了庄子的美学、宋明理学等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更是从“血缘”“天人合一”等反映中国礼文化的特色，也说明了中国国民性格的形成是深深植根于具有特色的礼文化之中，为后来研究者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另外，余志鸿《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对《三礼》及其传播思想进行了简要论述；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王启发的《礼学思想体系探源》等分别从思想的高度论述礼文化的重要性。
5.从传播学角度研究
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了以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的潘祥辉教授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中国本土传播学的一批学者，他们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多种思维，创新性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礼文化传播体系。
邵培仁、姚锦云的《华夏传播理论》[11] 一书从宏观的理论视野出发，依据中华文化基因和传播元素探索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华夏传播理论观，从而既表征了华夏传播研究在全球传播时代的觉醒与现实，也丰富了华夏传播理论的认知与想象，对中国礼文化的理论化和亚洲传播及全球传播研究的深化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谢清果作为华夏传播的代表人物，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作品有《华夏文明研究的传播学视角》《华夏传播学的想象力》《华夏传播研究：媒介学的视角》《华夏传播学引论》等，这些著作主要是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建构能够阐释和推进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规律和思想方法的理论体系。同时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运用中华文化的精髓建构起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传播体系。
潘祥辉的《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12] 一书，将中国古代礼文化传播的媒介放到一个跨文化、跨时空的背景中进行考察，纵横中西，可以说，对于华夏本土传播的议题和思想进行了新的开掘与阐释，极大地丰富了礼文化传播的视角与内容。除此之外，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专门从非语言角度论述“礼仪与传播”，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陈谦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从文明的高度和政治传播角度论述了礼文化的作用。其他的学者研究，如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沙莲香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之谜》、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等，虽然从传播角度论述了传统文化，但并没有着眼于礼文化方面。
论文方面：潘祥辉的《“歌以咏政”：作为舆论机制的先秦歌谣及其政治传播功能》《“对天发誓”：一种中国本土沟通行为的传播社会学阐释》以及《“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构建及溯源》等，运用传播学的视角来阐释独具特色的礼文化的特征，对礼文化研究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而黄星民的《礼乐传播初论》《从礼乐传播看非语言大众传播形式的演化》是最明确从礼乐角度阐释的，只是还比较表面。其他论文大多从人际传播、教化传播、政治传播论述了礼的作用，代表论文有王怡红的《论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的价值选择》、陈谦的《从传播模式与功能理论看中国古代教化》、白文刚的《政治传播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等。
从儒家思想的传播实践来论述，代表论文廖声武的《论先秦时期儒家的传播思想》，高翔的《儒家传播思想的传者本位回归与超越》，李庆林的《论儒家的伦理传播观》《论中国传统传播观念和传播智慧》，邵培仁、姚锦云的《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等，这些论文只是多少涉及礼的观念和思想，不够完整和系统。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其他还有从伦理学角度的进行展开的，比如蒋璟萍的《礼仪的伦理学视角》，也有从文学角度进行梳理的，例如王秀臣的《礼仪与兴象——〈礼记〉与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陈戍国、陈冠梅的《中国礼文学史》，法学角度徐燕斌的《礼与王权的合法性建构》。当然，也有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的探究，如廖小东的《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来学界对于礼文化的研究涉及的面很广泛，内容十分丰富，而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都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些许参考与帮助。
（二）港台及国外的相关研究
港台对中国礼文化传播思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儒家经典的导读及东亚家礼文化的阐释方面。主要代表人物有钱穆、徐复观、余英时，代表著作有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其中第一部分是关于“家族、家礼与教育”的研究；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家内秩序与国法的探讨。另外，高明士的《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13] 这本著作主要是关于礼文化中的学礼进行的研究，从官学的发展及特点、私学的发展及影响、学礼与师道的相互关系这三大方面来进行研究，将学礼的发展、特点与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甘怀真的《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14] 也是从儒家经典进行研究的，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篇，即上篇是“礼观念的演变与儒教国家的成立”、中篇是“政治秩序与经典诠释”、下篇是“礼制与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整体而言，本书将皇权、礼仪与国家政治进行了诠释，显示了礼文化在政治秩序中的作用。
在海外学者对中国礼文化进行的研究中，赫赫有名的经典著作不在少数。如西方哲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风俗论》等，另外，日本学者井上徹的《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一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以宗族作为研究的核心，对于我们深入讨论继承宗法主义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部分考察了明王朝采取的自宋以后的宗法主义政策；第三部分是对于清朝时期的宗族稳定性的考察。他通过考察中国明清时代的宗族问题，阐述了家礼与国家礼制之前的递进关系和宗法原理。
海外的新儒学代表杜维明对于礼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在他的《儒学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中与庸：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等著作中，都体现对于儒家礼学的推崇，他也以实际的行动倡导着儒学与礼仪精神的现代性转化。除此之外，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也对礼文化有所涉及和研究，从西方的视角对礼文化的研究可以全面地反映礼文化在中西方国家的不同，更加能够凸显中国古代的礼治思想。
（三）关于礼文化立项的研究
作为现阶段国家社科基金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来受到高度关注。近年来，有关礼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断增多，本研究重点对2016年至2019年的项目进行分析和探讨，特别是2018年关于礼的研究立项高达20项，其中重大课题1项，重点课题2 项。这些项目围绕“礼”进行展开，其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礼学的追溯与阐释、礼制的探索与研究、礼文化的实践及创造性转换。这些社科基金项目的努力探索，勾勒出礼文化研究最前沿的学术观点及方向。
1.关于礼学的追溯与阐释
礼学是当代礼文化实践丰厚的价值养料和技巧宝库，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为当今礼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有益借鉴。关于礼学的研究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于礼学的整体探析。唐纪宇的“南宋礼学思想研究”项目、华喆所主持的“基于图像的礼学文献与礼学史研究”项目以及殷慧的“汉宋礼学研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礼学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其中华喆采用图像分析的方法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分类、对礼学史进行研究，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礼学文献资料的丰富与多样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二是对特定著作以及某一人物的个别阐释。比如对“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进行考察。“三礼”是中国礼学思想的重要载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我们考察探寻中国古代礼文化活动的重要桥梁和窗口。潘斌主持的课题“清代三礼诠释研究”对清代礼学研究进行了丰富与补充。他从文献、学术、思想等多个角度，对清代的“三礼”进行立体而多样性的诠释，该课题在对于清代“三礼”的校勘、礼图以及礼例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研究。
三是集中在《礼记》、历代《礼记》经注思想史以及历代儒家学者的礼学思想的探讨。王锷的“明清时期〈礼记〉校勘整理与主要刻本研究”、华军的“情、礼关系下的〈礼记〉礼义学研究”以及陶广学的“孔颖达〈礼记正义〉文献考察与研究”等都是关于《礼记》的研究。另外，除了关于《礼记》的研究外，还有关于朱熹的礼学思想的研究，比如冯冰的“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李方泽的“朱熹礼学的哲学价值研究”以及肖永明的“朱熹礼学研究”等都从不同层面对朱熹礼学进行了微观层面的考察。
综上所述，恰好可以概括出当前学界进行礼学阐释的三种路径：一是基于中国礼学的文献考察，构筑出“礼学”的整体轮廓；二是溯源礼学传播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及价值；三是尝试用经典人伦关系来概括与阐释中国礼学传播现象，并对其进行反思和重构。但“仁爱、德行、和谐”作为礼学思想的精髓，在项目中却是一大空缺，特别是对诸子礼学思想的挖掘梳理等太过稀少，同时对于礼的教化思想重视不够，这些仍然是今后礼学研究努力的方向。
2.关于礼制的探索与研究
“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学界从多角度对古代礼制进行研究，以期从传统文化中开拓出有益于弘扬的当代资源。
汤勤福教授主持的重大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建构”以及陈戍国的“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都是对传统礼制进行的研究。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汤勤福的课题在中华传统礼制发展的阶段提出了新的方式、传统礼制的理论探索并在新的领域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具体而言，一是关于礼制发展的阶段划分更加关注礼制演化的自身规律。二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少数民族礼制研究颇为薄弱，该项目课题组从传统典籍中发掘资料，加以深入分析，对南北朝、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礼制方面进行了开拓研究，拓展了传统礼制研究的新领域。
如果说汤勤福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礼制研究，那么邵炳军所主持的“《诗经》与礼制研究”重大课题则以《诗经》礼制类诗歌研究为切入点，对礼制进行了微观的把握。通过对《诗经》与先秦礼制相融互渗现象的深入考辨，探寻《诗经》的创作、结集、传播历程与先秦礼制的生成、定型、流变历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探究华夏“诗礼文化”的科学内涵、生成机制、传播方式及其流变规律，发掘其在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独特价值。
中国古典美学有着浓郁的家国情怀，由家而礼，由礼及国，礼制成为根本性的国家制度。刘彦顺教授所主持的重大项目“中国礼乐美学对传统制度文明的创构研究”正是从礼乐美学、礼乐制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研究。
3.礼文化的实践及创造性转换研究
如何将传统的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探讨。比如彭林教授所主持的重大课题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生活礼仪重建研究”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与实践。以“《仪礼》复原”为主题，以“当代日常礼仪重建”为旨归，向现代人呈现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冠、婚、丧、祭等人生礼仪、日常仪式中的器物服饰与规范准则。同时引入多媒体应用技术，将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有机融合，追求《仪礼》复原的可视化、演礼过程的可逆化与可操作化，有利于完成礼在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对接。[15]
另外，杨华主持的“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通史研究”从礼制、礼学、礼俗、礼教、礼论、礼法六个方面来阐释“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项目将采取“以问题为经，古今贯通；以时间为纬，分段叙述”的方式，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晚清民国六个子课题展开研究。[16] 杨华强调，项目旨在研究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历程，揭示中华民族成为“礼仪之邦”的文化土壤、历史过程和传承规律，挖掘其有益资源，为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四）总结
根据上述梳理可见，近年来，礼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者们或基于史料重新解读礼文化内涵，或结合当代问题深化礼文化发展，展现不同学科视角下对礼文化传播研究的观照。但是，综观以上研究成果，仍存在研究盲点和有待商榷的地方。
首先，在历史视域中对礼学的研究方面，通史著作较少，断代性的研究著作众多，特别对礼制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礼学思想的挖掘等方面还很不够。教育学作为礼文化传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礼的研究方面是一大空白，如何将礼融入教育之中，让成长的年轻一代感受礼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
其次，在礼文化传播本体论层面，多数研究可以按照礼学、礼制、礼文化实践的划分标准予以分类，但是少有研究能够提出礼文化传播主体这一概念，尚未明确自身研究所涉及的传播者身份问题，且礼文化传播多关注礼文化史、礼学、礼制、媒介等宏观中观层面，对礼文化传播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功能观照不足。
再次，在礼文化传播的内容部分，多数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礼文化内涵研究融入媒介学研究，或者是对礼文化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但专门针对“仁义礼智信忠孝洁廉义”等礼文化精神与价值原则的研究较少，对礼文化传播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建构性关联也缺乏研究。此类研究需要较强的文献整理能力和思辨能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的礼文化传播研究不够深入，流于礼仪形式，而未深入礼义精神。
综上所述，礼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多种多样，灵活多变，是能够融汇古今、贯穿中外的十字路口。但是礼文化研究中存在着对历史上的礼学现象简单描述和定位问题。另外，关于东亚文化圈中的礼文化传播研究的成果较少，应该从历史的梳理正本清源，如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明朝文化对韩国的影响，消除年轻人对历史的错误认知，并从中探讨应当如何加强文化输出及建构认同，更好地实现中国礼文化走出去这一战略目标。
二 关于认同建构理论的梳理
“认同”是一个广泛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的词语，在英文中为“identity”，既强调一种身份，即二者之间因等质的元素而确立起同类边界，也强调一种相似性和同一性。在汉语中，“认同”通常既指代对共同看法的认可，也形容对相似文化身份产生的亲切感。在《辞海》中，“认同”从三个方面被定义：“一是共同认可，一致承认。二是在社会中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三亦称‘自居’，精神分析理论术语。”[17] 从词源方面看，“认同”的界定较为抽象化，而这种抽象的关涉，恰好体现了认同生发于内在思维的意识属性和逻辑机制。认同主要包括自我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等，其中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是更高层次的认同，礼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其认同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问题至关重要，对内可支撑伦理、道德风貌的价值导向、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凝聚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合法性建设，对外可促进文化交流、东亚文化圈的伙伴关系和国际影响力的路径提升等诸多关键议题。可以说，文化认同已然成为人们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心理上的主流议题。
（一）国外学者对认同理论的研究
美国的曼纽尔·卡斯特的《认同的力量》一书，主要是对全球化与网络化背景下，国家、民族、社区以及个人身份认同的阐述，并提出：“认同是价值和意义的来源，能够给人以力量。”[18] 道格拉斯·凯尔纳则主要从媒体文化、媒体政治的角度探讨了动态变化社会中的个人身份认同问题。而查尔斯·泰勒则详细描述了“自我”产生的心理条件，他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以别人为参照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与定位，与自我具有交流关系的“对话网络”，构成了一种“原初的境遇”，“正是这种原初的境遇赋予我们的‘认同’概念以意义，通过对我从何处和向谁说话的规定，提供着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19] 在艾瑞克·弗洛姆眼中，给予个体归属感的是“初级连带”；在爱德华·希尔斯这里，询唤个体的是“原乡情感”；在克利福德·格尔茨笔下，先天性“人亲土亲”的依附感，将构成“民族的候选群体”。[20]
德国现代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以共同体的形成来探讨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他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论证了共同体建构既依附于人类的血缘传承，也依赖社会性契约的遵守，是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意志与价值观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21]，他从比较历史的视角出发，视“民族”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认为“民族”乃是由人们想象出来以求得身份认同的“共同体”，但它并非一种幻影，而是与深植在人民心中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心理认同建构紧密相关。“文化记忆”理论为进一步剖析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运作模式提供了思路。德国学者扬·阿斯曼从文化维度出发，指出社会认同的维系在于“通过一种回忆文化的方式，在想象中构建自我形象，并在世代相传中延续认同”。[22]
然而，国外的学者没有明确指出礼文化对于认同建构所发挥的作用，但无论是卡斯特所认为的认同的力量，凯尔纳的媒体文化对个人身份的认同的建构，查尔斯·泰勒的个人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还是文化记忆对于想象共同体的作用，在中国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依附于礼文化表现的。
（二）国内学者对认同理论的研究
无论是自我认同、社会认同还是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归根结底，都是对一个群体、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与价值观认同。“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具体表现，它是个人身份归属的落脚点，表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共同语言、规则、习惯、思想、礼俗、观念等的认同和分享。礼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因子，包含着历史传统、精神信仰、感性意识、逻辑理念等等，是一个文明赖以传承的精神基因，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价值代表。
刘燕的《媒介认同论》[23] 一书，主要从传播科技与社会影响的互动角度入手，深入讨论了认同如何塑造与建构了个体与群体的多元身份，特别是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危机及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毛峰在《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中讨论了中国世界观下的文化认同，他从自然生态、古代历史与中国哲学观念入手展开论述，提倡儒家道统和礼乐精神，崇尚两汉时代建立起的传播秩序，主张吸收中国古代传统智慧与西方人道主义，建立当代文明秩序。
晏青则选取电视传播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切入口，讨论大众传媒时代传统文化的新样态与传播路径，创造性地提出现代媒介技术架构下的传统文化与政治话语共同编织出一个神话体系，传统文化摆脱了失落之虞，政治合法性则通过传统的理论得以巩固与确证。[24] 除此之外，闫伊默的《仪式传播与认同研究》、李洁的《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邢虹文的《电视、受众与认同》等分别从后现代角度、传播技术角度、受众角度论述了媒介、仪式传播与认同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研究图景的分布反映出国内外“认同建构”研究的多元化，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丰富了认同研究的路径。然而，采用跨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学术成果并不多，从器物传承与礼仪制度层面对礼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也不容乐观，尤其是中国传统礼教、礼乐文化如何进行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如何融入本土传播，构建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方面的分析更是寥寥无几，这正是本研究进行文化探索与理论建构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