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本研究在展开论述时，具体运用了社会建构理论、媒介建构理论和文化建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使用了案例分析、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深层访谈等研究方法，以期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阐述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的特点及意义。
一 研究理论
（一）社会建构理论
社会建构理论主张所有社会实在、知识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强调互动、沟通。正如美国学者所说：“所有社会结构和意义都是由社会互动所创制和维持的。”[25] 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感召力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秩序井然的社会系统中，感召力提供了权威性的标准，故而建立以中心价值系统为基础的社会神圣结构，增强感召力的品质，并将之贯穿于文化继承的主旋律之中，可以促进人类群体的认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26]
彼得·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构建》乃是社会建构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他们强调，社会世界处于一个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扩张性的制度秩序以及客观上有效与主观上合理的正当化，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现实矩阵。社会结构是日常生活现实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我们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通过他人的“镜像”反馈而不断维护、修正和重塑自己的行为，进而搭建起社会互动模式。[27] 由此可见，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互动、沟通与共享的世界。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各个系统的组成部分，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意义和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是人们通过社会群体中的互动而习得的。[28] 长期以来，人们把礼文化的规则内在化，从而利用它们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各种不同的礼文化活动都是由其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所构成的，礼文化的认同也正是在这种社会互动中建构起来的。
社会的建构必然是有意义的，而意义的产生有赖于人类的交往与互动。从社会心理学发展出来的符号互动，引导了注重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研究方向。符号互动是认同建构合法化的重要理论前提，这一理论建立在社会建构理论基础上，为礼文化内部意义共享、价值形成、社会互动提供了理论图式，是群众对社会礼俗、国家仪式等礼文化事件形成认同的理论依据。
米德在《心灵、社会与自我》这本著作中论述了心灵和自我的生成过程，以及人体与社会的辩证互动过程，他指出人类行为“受发生人行为的符号意义背景形塑，这些意义产生自人类社会中个体间的共享与互动”[29]。布鲁默继承并发展了其老师米德的观点，他指出解释与意义对于人类互动的影响，并推崇主观理解与情境分析的作用。除此之外，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所提出的戏剧透视法的互动，强调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在生活这个剧场的互动中塑造出来的。总而言之，人类与社会是在彼此互动过程中建构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创造了表意符号与象征方法，另一方面是社会规则又反过来形塑着个人的身份与行为方式。
（二）媒介建构理论
媒介在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功能，它既是“礼”传播散布于社会的工具和承载物，又是“礼”形成“文化”并建构“认同”路径上的组织模型，故而媒介建构理论是本研究对“礼文化”这一复杂文化系统进行分析的重要理论。媒介建构理论强调的是联系、共享与共存。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认为的那样：传播“不是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一种共享的表征”。[30] 而米德则把具有共享意义的表征称为意义符号，人们是通过其所属的群体共享的意义符号来理解他们的体验，而媒介便是表达具有意义符号的礼文化的载体。
麦克卢汉曾经用“鱼和水”来形容我们生活与媒介的关系，那么，礼文化作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认同建构的方式无一不依赖于媒介。传播媒介的关键作用是“将大众转变成一国人民，将一国人民转变成一个民族”，而礼文化就起到了一种黏合剂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传播技术的作用就是对礼文化认同进行建构，这些技术允许人们有一个具有力量的“认同空间”，不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体验和休戚相关性”。[31] 根据卡斯特的理论，我们彼此所构筑的空间拥有着巨大的凝聚力量，既可以增进人们的交流与互动，又可以激发情感共鸣与认同建构。
媒介总是在潜移默化地连接着我们，梅罗维茨指出，电子媒介为物理空间上存在障碍的交流提供了可能，跨越了以共同在场为基础的交流，使得“认同”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更加变动不居，也更加依赖传播媒介。安德森曾用报纸这个媒介来形容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他指出：“报纸是给予国家群体成员间想象中的联系的机制。这是因为，报纸都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是最大的虚构，因为它们构筑了想象中的社会群体，构筑了千百万的人每天进行的群众性习俗或活动的基础。”赫尔曼·鲍辛格则强调，报纸是连接家庭习惯、组织、日常生活安排及构建国家这个“想象中的社会群体”的机制。
随着媒介的发展，电视成为了我们连接彼此的重要媒介和文化源泉，以满足其在信息和娱乐方面的需求。[32] 那么，在我们当下的新媒体时代，新兴起的媒介依然对于想象的共同体有着巨大的意义，通过共时的“虚拟在场”来构建一个“天涯共此时”的共同体，我们在这个想象的空间中交流着情感、建构着认同。
（三）文化建构理论
文化建构理论是对于归属感和意义共享的追求，更多地关注的是记忆、心理与情感方面的研究，文化建构理论就是为了重构一种关于传播的模式，并为传播再造一种模式提供一条途径，为我们重塑共同的文化提供一些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而礼文化作为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文化建构理论自然成为礼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
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谈及传播与文化的建构时，创新性地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这一理论，指出了信息传播中共享行为的仪式性，共享传播仪式促进了价值观的认同。他明确指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符号既是现实的表征，又为现实提供表征。[33] 传播与交流本身就是社会成员间的仪式行为，具有凝聚社会情感的功能。我们常常为了表达、共享、参与某种庆祝性的活动而增加仪式的“表演”成分，但绝不是功利性、工具性的体验，而是对彼此情感的一种共享，强调内在的心理的满足。
社会是一个由人们之间的互动所构成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参与者运用符号给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赋予一定的意义。共享的理解、共享的意义以及意义的生成都是描述、建构文化的不同方式，我们在传播文化时，实际上是在探索现实构建。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以明确的方式来观察和理解特定的事件、行为、语言等。这些理解的模式也为我们把握自身行为的意义奠定了基础。
克里福德·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体现象征符号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34] 因此，文化阐释所探寻的是共享的意义，而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科学。他的深描理论正是对意义行为的探讨，这种观点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格尔茨所提出的深描就是指特定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文化描述以及对其中深层意义的解释，了解一定文化中的象征体系对人们的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意义的建构，从而达到对地方性知识或文化的观察、理解和阐释。[35]
除此之外，记忆也对文化建构有着很大的作用。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艺术史学家阿比·瓦而堡的“社会记忆”，到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于记忆进行了研究，正是由于记忆的存在、传承，才使得我们的文化绵延不断。“礼文化”也是在各种仪式性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实践中被一次次复兴，并通过各种媒介符号重塑着人们的记忆，表达着文化蕴含的意义与价值。可以说，礼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了文化秩序和文化圈，进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信仰与文明标志，并反过来建构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国族认同与价值认同。
二 研究方法
（一）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是依据研究目的，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全面收集资料，并对各项分析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探求反映总体的规律性认识。本课题所关注的礼文化传播和认同建构是基于多个案例的分析，比如网上公祭日、纪录片《我从汉朝来》、电视剧《琅琊榜》、原创性文化电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等，同时运用阐释学、符号学、叙事学、象征互动论、社会建构论等理论，论述礼文化传播的感染力与影响力，以及观众心理与认同机制的关系。
（二）田野调查法
田野考察乃是知行合一的最佳方式，它隶属人类学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大量田野调查，收获强有力的具体实证与直观经验。礼文化的传播存在于现实生活里，因此，参与本课题的研究者们实地考察了孔庙、牌坊、书院、祠堂等，将礼文化与格尔茨的“深描”人类学理论结合，将宗族祭祀、社会礼俗、庆典仪式中的礼文化进行了阐释，以期实现理论阐释与调查实践的结合。
（三）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法广泛运用于各种需要深入了解某一问题的调查，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接触性、探索性和实践性。“礼文化”属于形而上的文化议题，为了获取更加专业并具有质量的研究资料，深化对于礼文化传播的理论认知，通过深度访谈丰富了礼文化研究的资料，对于当下礼文化的现状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为本课题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资料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