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中教育相关政策之演变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的工作重心也逐渐转向了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方向。在这一时期，中学教育除了部分性地承担为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之外，更多地指向了生产、劳动技能的普及化培养。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中即提到，“中学教育不仅要供应高等学校以足够的合格的新生，并且还要供应国家生产建设以具有一定政治觉悟、文化教养和健康体质的新生力量。因此中学毕业生，除部分根据国家需要升学外，大部分应该积极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或其他建设工作”[2]。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了全日制、半工半读和业余学习三类学校的共同发展，并从“普及”与“提高”协调并进的高度指出了三类学校不同的发展定位：全日制学校担负提高的任务，另外两类学校则用以普及教育，以此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亦如该文件所指，“我们的原则，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是‘两条腿走路’，不是‘一条腿走路’”。[3]然而，仔细推敲，此时的所谓“普及”主要指向了大部分的普通民众，目标在于基本的德（政治觉悟）与能（生存能力、生产能力）的培养；而所谓“提高”则主要指向了少部分的精英群体，目标在于为高等学校输送人才。这样，“普及”与“提高”两条腿走路便顾及了多数人的发展，但某种意义上却也过早地造成了个体发展的两极分化，未能真正顾及个体的发展特点与需要。这也与我们如今所言“兼顾‘普及’与‘提高’”之所指存有明显的不同。

改革开放后，为了使教育更主动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我国的教育方针更加凸显了“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迫切性。1983年，邓小平在为景山学校的题词中写道，“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4]。两年后，这“三个面向”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被作为我国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同时指出“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必须尊重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5]。在此背景下，关于高中（中学）教育的政策内容也有了一些变化。这在1985年《决定》中即有所体现。

较之以往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针对中学（高中）阶段教育所做的指示有几个明显的突破：一是首次深入讨论了“普职融通”“普职并立”的问题，指出要“有计划地将一批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或者增设职业班，加上新办的这类学校，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扭转目前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6]。这个文件虽然没有针对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做整体性的目标定位，但其中却蕴含了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发展的意味，包括学生升学路径的多样化、高中办学形式的多样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立）。

20世纪90年代，我国面临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和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历史性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此时，高中阶段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也正式出现在了国家政策文件中。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到，本世纪末，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不仅首次将“有条件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为具体目标，也明确提出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特色发展问题。比如，其中提到：“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多种形式办学，培养多种规格人才，走出符合我国和各地区实际的发展教育的路子”，“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办出各自的特色。普通高中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要多样化”。“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各地要积极发展多样化的高中后教育，对未升入高等学校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普通中学也要分别不同情况，适当开设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支持和鼓励中小学同附近的企业事业单位、街道或村民委员会建立社区教育组织，吸引社会各界支持学校建设，参与学校管理，优化育人环境，探索出符合中小学特点的教育与社会结合的形式。”“中小学教材要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7]

1995年，国家教委在《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普通高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办学体制缺乏活力，办学模式单一等。基于此，《意见》提出，要拓宽办学渠道，改变政府办学的单一体制，逐步建立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要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继续办好民办普通高中；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举办普通高中，也可以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公有民办”等办学形式；要继续抓紧普通高中办学模式的改革，改变目前比较单一的升学预备教育模式，逐步实现多种模式办学。[8]此时的“多样化”主要指向了办学体制与办学模式，目的在于拓展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着重在“量”的层面提高高中教育的普及程度、拓展人才培养空间。其后的几年，高中教育的改革重心则逐渐转向兼顾质与量的统筹发展[9]，某种意义上可以1999年为界。

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在高中阶段人才培养方面即凸显了质与量相统一的战略实施路径。它将“普及”与“提高”融合到一起，在教育“大众化”的基础上，同步强调“提高”教育质量——既在数量上对高中阶段教育要求“普及”，又在质量上要求“提高”，“在关注民生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培养人的综合素质”。[10]自此，国内教育开始逐渐由注重培养人才的外在属性向人才培养的内在属性过渡，进而翻开了高中阶段教育的新篇章。是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时间点定在2010年[11]。不仅如此，1999年《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更是针对高中阶段教育多样、特色发展问题提出了多样、具体、明确的方向，其间“初—高分离”、“联合办学”、示范性高中建设、“特色高中”等概念也由此凸显出来。《意见》提到，“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要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已经‘普九’的地方，可以通过学校布局调整、高初中分离、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联合办学、灵活多样的授课制等形式，挖掘潜力，扩大现有公办普通高中的招生规模。……加强示范性高中的建设，扩大示范性高中的招生规模，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鼓励办学条件较好、教育质量较高的公办普通高中在保证本校规模和教育质量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方式与其他学校、社会力量联合举办民办普通高中”，“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民办机制举办附属普通高中和外语、体育、艺术等特色高中”。[12]

21世纪初，我国社会呈现了新的转型样态。包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经济转型、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趋向转型、确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结构转型、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转型。与此同时，信息时代的快速到来也使各种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相互交融，并日益改变着学生的成长环境，学生的思想更加自主，个性更加鲜明，这均为国内教育带来了挑战。对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提出了以“个性发展”为主的一系列教育政策。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了基础教育在我国整体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性、优先性，提出“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促进高中阶段教育协调发展。有步骤地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13]并凸显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继续突出了“分离—融合”的发展路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完全中学的初中与高中分离，保持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合理比例，鼓励发展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沟通的高级中学，以此扩大高中学校的规模，促进普高与中职教育的协调发展；二是强调示范性普通高中的建设，以此推动素质教育的实施；三是鼓励“纵向”的合作办学，引导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与高等学校合作，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途径。在相关政策的目标体系中，普通高中特色发展尚不明朗。直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作为对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支持，普通高中特色办学才真正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国内普通高中办学的重要方向。

2004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再次强调，“多种形式积极发展普通高中教育，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加大对农村高中发展的支持力度，引导示范性高中建设，加快基础薄弱校的建设，扩大高中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14]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将“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并首次在国家政策中赋予高中阶段教育以独立的教育意义，重新明确了高中阶段教育的性质，认为高中阶段是对学生个性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要求在此时期塑造学生的自立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其中，高中阶段教育确立了三个层面的发展目标：一是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二是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三是“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包括促进办学体制多样化，扩大优质资源，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探索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采取多种方式，为在校生和未升学毕业生提供职业教育。[15]自此以后，多样化成为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定位，而“特色”则成为普通高中学校办学的关键词。

2013年《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在“探索创新人才培养途径”里提到，深化高中办学模式多样化试验，加强高中学校特色建设，启动中小学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试验[16]。

2017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的通知》在“提升教育质量”中提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普通高中课程选择性，推进选课走班，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又在“推动学校多样化有特色发展”里提到，“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加强选修课程建设，充分利用校外教育资源拓展校内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增强课程的选择性和适宜性……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课程选择、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指导。探索发展综合高中，完善课程实施、学籍管理、考试招生等方面支持政策，实行普职融通，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建立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合作机制，探索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互通。……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满足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建立省域内优质学校对口帮扶贫困地区薄弱学校的机制，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17]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在“改革目标”中提到，2022年“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又在“完善学校课程管理”这一部分提出，加强学校特色课程建设，积极开展校园体育、艺术、阅读、写作、演讲、科技创新等社团活动。[18]并继续强化了对普职融通和“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资源互通”的鼓励，以及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各种社会资源融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指导机制的建设。

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遴选建立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和示范校的通知》在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校的“申报条件”里面提到，“积极推进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整体办学水平较高”[19]。

实践表明，当普通高中只能容纳少数人就学、具有明显的精英取向时，升入高校的路径指向非常清晰，社会对其多样化发展的需求并不会很大。只有随着普及水平的提升，来自普通高中系统内外的多样化需求才会形成足够压力。正是如此，历年教育政策对于高中教育普及化的追求，在经历了由模糊到精准、由数量到质量、再到“量”与“质”的融合后，亦开始强调对学生个性、学校特色、多样办学的强调。甚至将多样、特色的办学追求细化到了学校课程、教学、制度、机制等的建设中。

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我国高中阶段总体上仍然在继续推行教育的普及化，但政策上却增添了很多符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内容，也针对具体的素质和能力培养提供了切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比如：积极开展素质教育改革试点，在学校教学方面强调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感受；在课程设置方面加强高中阶段教材建设，开发特色课程，实施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并创设多种选修课，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此外，还特别注重改进高中阶段考评制度，增加综合素质评价环节。总之，这一时期国家颁布实施的系列教育政策，正如有学者所言，凸显的是“以‘育人为本’为旨归，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素养，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受到符合身心发展、紧扣个性特色的教育”[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