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美尔的都市理论
西美尔是社会心理学先驱和象征性互动论的创始人。1902年他在德雷斯顿发表了有关都市的演讲[11]，演讲稿于1903年发表，此文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西美尔有关城市社会学的论述对于芝加哥学派产生了直接甚至带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帕克曾师从西美尔。沃斯在读了《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之后曾赞扬它“是有关城市问题的最重要的单行本论文”[12]。在西美尔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描述，以及一系列对都市人生存状态与生存体验的探索，这些成果也成为后来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源泉与开端。
西美尔有关都市的论述，除《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之外，还有《忧郁的栖居者》《柏林贸易展》《冒险》《首饰心理学》《陌生人》等。
这些有关城市的论述散见于几乎所有社会学文本中。作为一个生于柏林长于柏林，并且在这个城市度过一生时光的人来说，都市的发展对西美尔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生命的几十年正是柏林从一个中等城市发展为大都市的过程：1858年西美尔出生，那一年柏林的人口是60万。1918年西美尔去世，柏林人口400万。[13]作为柏林的一员，西美尔以敏感的神经体验了城市的变革带来的人的内心剧变。对西美尔来说，大城市确实创造了一种新的个性，即西美尔所谓的“精神生活”。到了沃斯那里，这直接演变为“都市主义”。
（一）都市
1.城市与都市
城市是现代生活的重要场所。按照城市经济学的分类，城市大致可划分为小城市、中等城市、国际化大都市。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将城市划分为前现代城市、现代城市和后现代城市，并做了比较，认为“过去关于前现代城市观念，即认为某些城市已经失去了文化的外观，其空间形式被网状结构的布局、高高耸立的现代建筑所左右，都让位于后现代城市了。后现代城市以返回文化、风格与装潢打扮为标志，但是却被套进了一个‘无地空间’（no-placespace），文化的传统意义的情境被消解了（dccontextualizcd），它被模仿、被复制、被不断翻新、被重塑着风格。所以后现代城市更多是影像的城市，是文化上具有自我意识的城市；它既是文化的消费中心，又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中心……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仿真趋势的影响”[14]。
目前国内学界有关都市和城市的理论中，对于都市和城市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区分。“首先，学界对都市化/城市化的关注最初是从区分乡村文化/民间文化开始的，在此前提下，都市和城市的区分意义不大。其次中国目前都市化现象还不普遍，都市性因素逐渐渗透到了乡村，这种都市和城市并置与杂交是中国特色。”[15]因此，本文对于都市所做的论述未将其与城市作严格区分。
然而我们可以借助于同城市对比得出一些都市的重要特征。第一，城市和都市的建立重心不同，城市更多是作为生产中心，而都市以消费为中心。第二，从历史角度看，城市更多是以积聚为特征，而都市则从出现的那一刻开始转向扩散，甚至这也是后来城市带产生的原因，因此更强调都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16]第三，对“都市”的研究更多是关注了文化方面的进程。在沃斯那里，都市更强调一种“生活方式”，文化色彩更浓。沃斯有关都市的论述，其实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对立基础上的分析，他所谓的都市主义恰恰是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所提到的城乡对照的后果。
无疑沃斯受到西美尔的影响最大，而他对于城乡差异的论述，是对西美尔都市理论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对乡村的眷恋情绪的扩大。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可以看作现代工业的后果，都市可以看作城市的高级阶段。相对于乡村和小城市，都市有着无可比拟的物质优势和精神优势——那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积淀是小城市和乡村无法企及的。在英文中，都市（metropolis）相对于城市（city）具有更深远的文化意义，它更多是对应于乡村心理出现的，也就是说都市不但拥有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更体现出一种生活方式和心理优势：都市生活在人们的眼中是热闹非凡的、精致的、整齐的、充满魅惑的；处于都市中的人是优雅的、忙碌的、充满活力的，但同时都市也是拥挤的、紧张的。而对于都市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更多都市人是以乐极生厌和冷漠的态度接受的。
“都市的出现是同‘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来临紧密相关的。虽然在都市化过程中也体现了城市化所具备的人口集中、公共设施的集中以及市民社会的形式特点，但更多地强调了其在‘大城市’、‘城市带’的发展中向着‘全球城市’、‘世界城市’方向发展的现实。”[17]
都市被西美尔看作现代性的重要场域。因此他将都市作为一种背景，在其中考察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西美尔提出了用以解释大都市社会关系及精神生活的三个社会学独立变因，即规模、分工和货币经济。[18]
2.都市的规模、分工与货币经济
（1）规模
对于都市的定义，西美尔没有明确给出。1938年出现了两个较具代表性的都市定义，一个是沃斯的观点，认为都市“是一个相对较大，密度较高，由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组成的永久性的定居地”；另一个是芒德福的定义，在他看来都市是“权利与集体文化的最高聚集点”。[19]
西美尔认为，都市相对于乡村和小城市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规模。这种规模主要体现为人口众多，社区密度大，以及都市人个性特征的丰富。这同韦伯在《城市的概念》中对于城市特征的概括类似：封闭、大、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往来。
“规模的巨大导致了原有社交关系的打破和新社会关系的构建，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和新的交往形式。社会关系相对于原先的直接交往更加复杂化，群体的统一性不再由成员间的直接交往关系来维持，而必须以正规的控制工具诸如各种法律机构来代替。”[20]按照西美尔的观点，都市人失去了温情脉脉的交往圈子和人与人之间密切的联系，原因不仅在于金钱对价值的夷平作用，更在于都市相对于乡村拥有“令人眩晕”的大规模，也就是本雅明在都市中体验到的“震惊”。
“都市的规模性导致的震惊，带来的不仅是人与人关系的疏离甚至断裂，也造成了都市个体内心的巨大变化。群体的规模越大，社会交往关系中的情感成分和个性化程度就越低。于是，大都市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把许多陌生人赶到一起亲密相处，个人在享受自由空间的同时往往变得越来越孤独。”[21]冷漠、矜持、乐极生厌、感觉萎缩、算计等，都是都市人的性格特征。
西美尔认为，都市是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场所，这得益于都市巨大的规模和都市自由的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特殊的行业出现，为个性化的都市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比如西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提到的“第14个”[22]职业。
（2）分工
分工的第一个后果是将社会的同一性割断，社会成员成为链条上的一部分。与先前小规模的分工相比，大规模的分工使个体处于一个固定的位置之上，而共同的目标和责任感消失。个人的选择自由扩大，但个人同社会总体结构的关系则呈现出疏离状态。[23]分工的第二个后果就是个性的觉醒。分工造成了社会关系的断裂，使得都市人生活在一个缺乏完整性的空间里。在这种情况下，都市人为了最大限度感知自己的存在，便会张扬个性，突显自己，以此来同众多散落在都市中的“原子”区分开来，避免淹没在人群中。分工的第三个后果是带来了“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24]的矛盾。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客观文化迅速丰富。然而长期的分工造成了创造者和产物的分离，丰富的客观文化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身的逻辑和发展制度，脱离了创造者的掌控，甚至与主观文化相冲突。
与此同时，分工造成的生产的专门化也引起了消费的专门化。典型的就是专门化顾客的诞生，这使得个人差异不断生长，也是时尚兴起的原因之一。个体对差异的追求不断扩大导致了“为特别而特别”的行为，比如怪异的着装和举止，以及在他人的肯定中才能寻找到自身尊严和价值的现象。这就造成了个体被割裂，无法抵挡来自繁荣物质生活的种种诱惑和冲击，在分工的过程中完全失掉了作为人的完整性，而仅仅是整个组织中的一个零部件。“劳动分工要求个人在技艺上单方面地发展，而频繁地只是单方面的发展意味着个体人性上的不完整。”[25]物质文化的高度发达，使得过去存在于买卖双方之间的情感性关系消失了，那种专属的、特制的服务被大批量的生产和消费取代。人们一方面轻易就可以获得生活所带来的刺激和利益；另一方面却挣扎在个性的张扬和社会的认同之间。这也是风格丧失和时尚出现的诱因之一。
（3）都市与货币经济
都市是货币经济的中心，没有货币参与的都市生活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货币对于都市生活的正常运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货币所造成的理性、算计性格也是都市特征的表现之一。“货币对文化过程的其他部分提供的所有隐含的意义都来自于它的本质功能——对事物的经济价值提供最简明的可能表达形式和最凝缩的符号形式。”[26]有关货币在都市理论中占有的地位将在后面详述。
都市的规模之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口的积聚，而其分工也是由都市人完成的，甚至在西美尔看来，最重要的货币经济的实现也是通过都市人的行为完成的。因此，下一节将探索现代都市中受货币支配的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西美尔最为关注的心理状态。
（二）货币支配下的都市人
小城市与大都市的区别主要在于精神气质。四通八达的街道，光怪陆离的建筑，熙熙攘攘的博物馆——都市的所有空间，都被它的主体——都市人所填充。都市居民、外来人口和陌生人构成了都市人群。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27]在西美尔有关都市的言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剖析现代都市人的内心体验，并将其作为折射现代性的碎片。《货币哲学》在学界被认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补充，更有学者将其看作《资本论》翻译成心理学语言的重新讲述。[28]“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那么城市的历史也是人类的一部心灵史。自古以来，人们对城市都有着一种莫名的向往。17、18世纪羞辱一个朝臣通常的办法就是“解职还乡”，学生被开除是“放逐回乡”。[29]传媒、消费、信息等为大都市注入了一种精神。对于都市人，或者包括乡村的居民来说，离开或许就意味着同大都市的隔绝与断裂。而这种断裂的痛苦和孤僻，在上一辈人中，或者说在未经历过都市化进程的人眼中，并没有什么。
城市的扩大意味着，我们对于无限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偏好。这一偏好带来了陌生人。
陌生人理论最早由西美尔提出，它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今天来并且要停留到明天的那种人。可以说，陌生人是潜在流浪者”[30]。西美尔这样界定这一群体：“他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他将一些不可能从群体本身滋生的质素引进了这个群体。”[31]“作为成熟的成员，他的位置既在群体之外，又在群体之中。”[32]陌生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类人，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更客观，行动上更自由，很少受到约束，他们之间拥有更多普遍的性质。
西美尔认为这些特征夸大了陌生人的角色，但在笔者看来，都市中的个体彼此都可以看作陌生人。那么他们的心理特征是什么？概括来说就是：充实的空虚，紧张的怠惰，好奇的厌烦。对于都市人心理的研究是西美尔社会理论的最大特点，他也因此获得了社会心理学奠基人的地位。西美尔将都市心理概括为冷漠、算计、厌世和感觉萎缩，在西美尔的视野中，都市人受到都市和货币的双重挤压，相比乡村和小城镇的人，他们受到理性和刺激的支配更多。
1.都市人的性格特征
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中将都市形容为“一些团体和阴谋小集团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各种偏见和相互冲突的见解不断的潮涨潮落”[33]。都市作为由人构成的共同体、一种合作组织，必定充斥着个人的各种利益和小团体的利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一方面推动着都市化进程的步伐，另一方面影响着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状态。同古代社会或现代乡村人群相比，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似乎更恶劣，他们失掉了曾经平静而祥和的生活，代之以忙碌、竞争。现代都市人之间失掉了先前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合作，为了在喧闹和紧张的都市人群中生存，都市人将冷漠、矜持、距离当作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武器。
西美尔对于都市人冷漠的描述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人与人的冷漠；二是人与物的冷漠。畏触症[34]便是过度神经刺激产生的结果。此外还有都市人的算计性格和犬儒主义，也是货币经济后果的直接体现。在西美尔看来，这种心理后果是货币经济、城市规模和生活刺激的后果。
（1）人与人的冷漠——矜持与畏触症
都市相对于乡村最大的特点就是社区规模大、人口密度高、个性种类多，这使得人们的交往面临相应的困难。假设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分为主要接触和次要接触，那么城市人之间显然是以次要接触为主。作为“典型的高度分化的角色”，那些面对面的接触是“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因此也是部分的”[35]。都市人在彼此的交往过程中时常表现出冷漠、矜持的态度，他们不断抱怨这种态度，然后又不断将这种态度在相互的交往中传播下去。
冷漠与矜持是都市人适应都市生活的后果。庞大的难以驾驭的生活范围、与陌生人高频度的接触使得都市人根本无力去了解每个接触对象。嘈杂的生活带给人无尽的压力，出于保护自己，都市人用冷漠与矜持回应周围的环境和人，这一行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距离。而在西美尔看来，这道横在人与人之间的内心屏障“对现代生活形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若无这层心理上的距离，大都市交往的彼此拥挤和杂乱无序简直不堪忍受”[36]。
沃斯曾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中写道：“都市社会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因此我们也容易理解常加给城市居民的性格特征——老于世故、刻板机械。我们的熟人习惯与我们保持实用关系，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自我目的的手段。一方面，个体摆脱了亲密群体对个人和情感的控制；另一方面，他失去了传统有机社会中人自发的自我表达、自信和参与意识，这根本上导致社会反常状态或虚无状态。”[37]
鲍曼曾在《生活在碎片之中》提出陌生人一起生活的两个策略：“一个是大大减少甚至消除与陌生人能打交道时的惊讶和因此而来的意外。另一个是想办法使偶然因素成为不相关的；把陌生人的行为融入到自己无需注意和关心的背景中去。”[38]这种对外来刺激显示出来的矜持与保留，与乡村人对新事物的好奇与惊讶之情形成鲜明对比。
矜持的后果是导致了“畏触症”的出现。西美尔将其定义为——“害怕过近接触物体，每一次用力直接接触就会感到疼痛，它是触觉过敏的反应。所以，芸芸众生的敏感、精神状态、有着细微差别的感觉在一种否定性爱好中找到了表现方式。他们很容易被无法接受的东西冒犯，他们坚决拒绝使人不快的东西，他们反感大多数由别人提供刺激的范围。”[39]
（2）人对物的冷漠——乐极生厌与感觉萎缩
都市人不仅对人保持冷漠与矜持的态度，他们对物的反应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捕捉到这样的景象：在都市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对生活带有一种腻烦态度，他们似乎对所有事情都失去兴趣，一副“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架势。相反小城镇和乡村走出的孩子往往对这个世界保留一种持续的好奇。
在成人的世界中，这种对周遭世界厌烦的态度体现得更明显。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来兴趣，朋友聚会时面对一桌精致的美食却永远毫无胃口。都市人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玩过，但是当他们静下心来时感受到的只有无奈与彷徨。无聊的后果就是人们将赚钱当作生命的唯一目标，拼命去赚钱，账户数目的增加却最终加剧了人的不稳定感。
也许没有哪种心理现象，像乐极生厌的态度一样，独为大城市所保留。乐极生厌首先是那些急速变化的，集中表现于其对象的神经刺激——大城市的理性的加强也由此产生——产生的结果；因此，愚钝的、从来就精神萎靡的人不习惯乐极生厌的态度，正如无节制的优裕生活使人厌腻，因为这会刺激神经做长期的剧烈反应，直至最后神经再也没了反应为止……[40]
都市人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刺激—麻木—再刺激。在过度繁荣的物质生活面前，价值差异的消失使人们越来越无从选择，因此出现了帮助人们选择商品的广告，出现了菜单上名叫“随便”的菜品。
白天，“所有的精神力量都被绷紧到了极点——我们不止在消耗我们所拥有的能量，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我们未来的资源生活，因此导致千倍的能量损耗，现代人在赢得一切的热情和失去所有的恐惧之间疲于奔命，个人之间、种族之间、阶级之间的竞争使日常工作呈现出炽热竞逐的局面，使那些不工作的人也不能幸免被卷入永无休止的节奏和自我消耗之中，卷入恐惧之中”。夜晚，“被日渐繁忙与焦虑折磨的神经已经不能对任何刺激物产生反应，除了那些直接的生物性刺激以外，也即那些当所有较精细的感官变得迟钝时仍能令器官有所反应的刺激，如光亮与闪耀的色彩、轻音乐，最后——也是主要的——性的感觉”[41]。
（3）算计性格与犬儒主义
现代人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以被称为算计（calculative）功能。[42]大都市的才智是一种理性的表达。乡村的以物易物即使有金属的参与，人们在观念中也未涉及货币。此时货币并未从实物中抽象出来，更没有充当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商品的价值。
货币经济引起了现实生活的重大变革——它将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算数问题来解决。每一天，人们都和数字打交道，用计算来解决每一个选择。这都是因为货币有将实物价值量化的本领。而在都市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现代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中的这种算计性格无时无刻不冲击着乡村和小城镇的人。掂量、精打细算，早已不只是商人才拥有的性格特征，而是根植在每个现代个体的心灵深处。
算计性格固然与现代生活方式，例如房屋结构的封闭性、办公室的半开放式隔间、城市中陌生人之间的高频率接触等相联系，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它迫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处于一种评估、算计的状态，无形之中，我们简单地将事物的价值化约为量了。
生活中经济关系的准确、精密、严格——自然会影响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与金钱事物的扩张携手并进，虽然它们对生活方式的高尚风格的形成并无裨益。[43]这突出了一边是社会生活及其产品；另一边是碎片式的个体存在内容这二者之间谜一般的关系。无数代人的劳动蕴藏在物化的精神中……[44]
货币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所特有的通病——犬儒主义和因享乐过分而厌世的态度，都是把生活中的具体价值约减为货币的中介性所产生的后果。[45]犬儒主义者在马克思那里即是商品拜物教主义者，他们无视事物的差异性。
乐极生厌者则是因货币这种化约能力带来的厌倦感，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然而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却导致了相反的感受——特定的愉悦和厌倦无聊。
伴随犬儒主义和乐极生厌而来的一种都市病症是感觉萎缩症。在这种对金钱狂热的追求之后，是生命无聊感。西美尔在都市人的内心看到了逐渐增加的痛苦，也看到了人们为唤起对生活和生命的体验所做的努力——寻求刺激。例如冒险。冒险用它的猛烈冲击淡化了事物的本质意义。日常生活中类似冒险的行为会带给人们不同于以往的体验、一种生活的“陌生化”，都市人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之中，感受到了一丝生命的痕迹。
事物原本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随着分工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所有的商品都被打上了无差别的印记，唯一的区别就是购买它们所需货币量的多少。在这样的货币文化和都市文化的熏陶中，都市人失去了对具体事物的兴趣，感觉没有任何值得喜爱的事物。这种独特性的消失带来的乐极生厌和犬儒主义，侵蚀着现代人的灵魂，他们对于生活中一切事物的感受千篇一律，而事物本身的价值也因这种都市—货币文化而消失。
2.都市人性格根源
“用有意识的和蓄意的愚弄，去缓解繁重的和紧张的脑力劳动，用体育运动的身体紧张去缓解智力的紧张，用感觉的‘愉快’和精神的‘刺激’追求，如赌博和竞争，去缓解身体的紧张，用有意识地欣赏神秘主义去缓解日常劳作的纯粹逻辑，所有这些乃是一切文明的世界城市所共有的。”[46]这种矜持冷漠和畏触症之所以产生于都市，是长期刺激的后果，是货币经济和规模导致的后果。
都市外界的刺激持续强烈。“由于对经济生活的需要已使我们筋疲力尽，所以我们特别欢迎那些琐碎的娱乐，它们只是来填充空间和时间上的真空而已：‘白天里的拥挤，已使我们精神疲惫，它不再随刺激做出任何反应，除非它们是直接的生理性的。对于这些刺激，即使所有其他的感受都变得迟钝，有机体本身仍能做出反应。’”[47]
都市人的冷漠——无论是对人的矜持保留，还是对物的乐极生厌，都源于对个体价值差异的漠视。都市人并非感觉迟钝而无法察觉事物的差异，而是在货币的作用下将事物差异的意义和价值看作微不足道的。这也是货币夷平作用的后果。货币将一切事物同质化，消除了差异，所有的衡量标准已经从质转化为量，用“多少钱”来表示。这种冷漠的情绪是对金钱的主观反应。金钱不仅夷平了事物的价值，也带给都市人心性的转变——过于理智。都市人对刺激失去反应是个性压抑和理智的结果。当人的情感被理性控制，货币经济就促成了理智功能对感情功能的优势。“情感在货币经济尚未渗透进去的时期和兴趣范围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这首先是货币作为手段的特性造成的后果。”[48]都市人应对生活琐事的反应已经不是依靠感受，而是无尽的思考，也就是说，想的主体已经不是心灵，而是大脑，理智凌驾于感情之上。这使得都市人显得千人一面。
在精神生活的形成中，大城市具有极其重要的唯一地位，它们是一种伟大的历史产物，围绕着生活的各种对立思潮都有同样的权利在这里汇集和发展。[49]
西美尔在对城市的研究中十分重视规模性，他将城市看作现代性的舞台，这个舞台上充满了无特色、无个性的灵魂，也交织着极有个性和自我突出的角色，是他们的和谐与冲突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笔者看来，与都市巨大的规模伴随的，是都市生活的包容性，给各种思想和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发展空间。这里不同于小城镇人们之间密切的联系，那种密切是阻碍个性自由的。大城市作为货币经济的中心，受到货币的支配——货币的平均化作用像血液一样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种自由的特性显示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现代人变得没有特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特性的消失为个人与他者交往创造了基础——没有特性的人才适合更多的人。
当都市人感到厌倦、矜持的时刻，也是他们寻找个性和自我表现的时刻。很多时候这种压抑会以一种相反的状态表现出来，因此都市造就了另一种与平均化、无风格相对立的生活倾向——追逐冒险、追求时尚。都市人在都市中实现了自由之梦，但是这是以封闭自己或者夸张的表现为代价的。他们失去了平静生活的乐趣，失去了依赖的乐趣，变得独立、夸张、玩世不恭。
“当我们更为详细地观照再创造、游戏和娱乐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工作和严肃事物的历史……而我们现在身处经济与社会的折磨和撕扯之中，它们甚至将自身的惶惑不安、力量与热情的耗竭转移给个体的场合，因此再没能留给我们足够的精力去进行再创造；毕竟事物必须以令人舒适为上。”[50]
大都市中的一系列碎片——娱乐、博览会、冒险，被西美尔捕捉。这些流动的场景在西美尔的沉思中停留。他透过大都市的喧闹，揭示了货币在都市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它将社会文化客观化，同时使得现代个体与社会保留了最大限度的自由与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