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德国的阳光普照之地
——威廉·格莱斯顿首相，1884年
1899年，一位从“黑暗大陆”归来的见证者给人类带来了一个残酷的消息：殖民冒险并没有给黑暗带来光明，也没有把“野蛮人”变得文明。比利时在非洲的活动不过是最残酷的剥削形式。在比利时的刚果自由邦，对象牙的争夺是野蛮的、有违基督教精神的，殖民者的手段之残忍简直超乎想象。这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的一个中心主题。
许多人把这部小说解读为一个道德寓言，而不是血淋淋的事实。然而，腐败的象牙商人“库尔兹先生”的遗言“可怕呀，可怕”是真实发生的。很多人可能知道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比利时人做了什么，但如今又有谁知道比利时之前对刚果人做了什么呢？1885年至1908年间，刚果的1600万土著居民中，有近800万人死亡，这是比利时“无差别战争”的死亡人数，他们被饿死，被拒绝治疗，劳动到死，这是殖民主义者征服和奴役原住民计划的直接后果。
比利时是最早掠夺非洲的帝国主义者之一。那里的殖民竞赛在康拉德构思《黑暗之心》的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很快就将成为德国、英国和法国之间严重敌对的源头。它在1870年至1914年间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并导致非洲大陆被完全霸占。
19世纪末，每个英国小学生都看过一张包裹在表示日不落帝国的粉红色或红色中的世界地图。1900年，英国人的重任扩展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伦敦统治着超过4.5亿人，占当时地球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生活在总面积337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或领土上，从东非大裂谷到澳大利亚内陆，从香港到孟买，从开普敦到开罗，都被1902年开通、叫作全红线的全球电报线连接。英国人决心维护并扩张这个帝国，誓死保卫它。任何对英国霸权的挑战，都会激起国内民众和新闻界的极端反应。此时，帝国不仅带来了即使在不断减少却依然可观的财富，它还获得了大量的无形资产：做梦也想不到的权力、巨大的威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
声称大英帝国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未免有些失礼，在独立时，比较开化的殖民地吸纳了英国议会的民主和司法制度，以及足球和板球等日常娱乐活动。法兰西帝国则不然，它的属民几乎没有保留什么明显的法国特色——除了某些地方的语言、街道名称和烹饪术。无论帝国的遗产是奶油蛋卷面包还是法兰绒，是木髓帽还是基督，帝国列强都有着同一个主要目标：夺取殖民地的资源，通常是打着文明教化的幌子进行（法国的文明使命）。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看上去可能没有法国人在西非或印度支那的统治那样恶劣，但对其占领下发生的苦难同样无动于衷。在被加冕为印度女皇的维多利亚女王治下，印度发生了战前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19世纪末期，约有1500万印度人死于接二连三的饥荒，部分原因是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统治者的不作为和放任态度。
即使英国人和法国人自称统治世界，他们也还是会定期卸下对世界人民的遭遇所负有的责任。事实上，在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暴行，使欧洲的自由派对他们寻求统治全世界的三百年里留下的道德遗产产生了质疑，即使还不至于质疑经济遗产。甚至连骄傲的英帝国主义者温斯顿·丘吉尔，也会在1913年英德就双方海军规模的争执进行到白热化时巧妙而含蓄地承认：“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领土，我们还要求不受干扰地享用主要通过暴力获得、大多通过武力维持的大好河山，这在别人看来往往不如在我们看来那样合理1。”
19世纪70年代末，欧洲列强把征服机制运用到了世界上最后一块未开发的大陆——非洲，那里有丰富的矿产、钻石、黄金、象牙和石油，还拥有大片可耕地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奴隶贸易已经结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数百万非洲男男女女被抓起来，关进畜栏，戴上镣铐，卖到美洲的庄园、欧洲的殖民地和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然而，废除人口买卖在阻止本土、非洲中部和南部的矿场、黄金海岸的种植园和刚果的象牙地带对非洲人民的实际奴役上，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些地方，他们被迫在骇人听闻的恶劣条件下劳作。诚然，有条约和传教士，有保护国和权力分享的约定，但目的和效果则是压迫和大规模的资源窃取。他们称之为“瓜分非洲”。
在这股热潮中，法国和英国争夺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虎视眈眈，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监督着对比属刚果的劫掠。葡萄牙和西班牙认领了西非和北非的部分地区。姗姗来迟的德国要寻求立足之地。这些国家一起对土地和人民、河流和山脉进行交换、占领和买卖，并在这个极其分散的社会的传统版图上添加了新的名称和边界，却对它们这些新经济区最基础的民族或部族群体一无所知，抑或是漠不关心。马丁·梅雷迪思在他史诗般的关于非洲独立以来历史的著作中写道，部落及其土地“几乎成了棋盘上的棋子”。“瓜分结束时，非洲大约1万个政治实体被合并成了40个欧洲殖民地和保护国2。”
英国和法国抢占了大头。让法国人怒不可遏的是，英国在1882年占领了埃及（还将在1914年宣布埃及为保护国），并巩固了对南非殖民地的控制。英国军队在1879年击败祖鲁人后，又在1881年的第一次布尔战争中镇压了荷兰殖民者，并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彻底击败了他们，这第二次布尔战争，本质上是为争夺对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的控制权而战的，英国在1902年取得了对德兰士瓦、开普殖民地、纳塔尔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完全统治权，并激怒了渴望在这片大陆分一杯羹的德国。事情也从来不是德国与老牌世界统治者之间的对抗那么简单。如果说普鲁士人是新的帝国觊觎者，那么意大利和葡萄牙也参与了这场争夺战。
到了世纪之交，英国控制着非洲将近30%的人口，这些人口遍布埃及、苏丹、尼日利亚、南非和当时被称为英属索马里兰、英属东非、罗得西亚、英属黄金海岸的国家以及其他很多较小的保护国和殖民地。仅尼日利亚就产生了1500万新的英国臣民，比整个法属西非或德国在非洲的全体臣民还多。
法国在被它命名为法属西非（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几内亚、象牙海岸等）、法属赤道非洲（加蓬、法属刚果和乍得）、法属北非（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法属东非（马达加斯加、科摩罗和其他印度洋岛屿，以及法属索马里兰）的地方谋得了更多的领土（375万平方英里，大部分是沙漠，相比之下，英国的200万平方英里领土要富饶得多）。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这种大肆抢占殖民地的行为使欧洲的殖民地增加了将近全球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3。
代价是什么呢？最具分量的权威著作是托马斯·帕克纳姆的不朽论著《瓜分非洲》：
很明显，德国从瓜分开始就几乎是缺席的。19世纪快要结束时，它拥有非洲的一小块和太平洋的一些零碎地区，却渴望得到更多。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心急如焚的年轻国家。弗里茨·费舍尔写道：“德国要求成为世界强国，是基于它作为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和崛起的国家的自觉。”5德国需要在海外迅速扩张，以满足国内的发展：“德国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出口国，寻找市场和原材料以供养其人口的问题也越发紧迫。”6所有阶级比以前更多的财富，国际商业利益，以及对进口货越发严重的依赖，使德国决心加入对殖民地的瓜分。它是正在崛起的欧洲经济强国，却还没有一个帝国，这种反差是柏林长期、严重的挫败感的一个原因。
要了解德国为何落入这般境地，我们只需深入探究“德国”在19世纪最后二十年里的含义。在1871年以前，被称为德意志的地区包括一个由“邦国”组成的邦联，这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建立的一个由王国、公国或亲王国组成的松散、混乱的联合体。1866年的普奥战争后，这些邦国合并为北德意志邦联，受到削弱的奥地利被排除在外。地图上的分界线反映的是当地对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和最强大的成员国普鲁士王国等邦国的忠诚。
在奥托·冯·俾斯麦伯爵的坚定领导下，各亲王国常常被粗暴地捏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共同的民族，组成了第一个德意志“国”，定都位于普鲁士中心地带的柏林。到目前为止，普鲁士一直被视为“控制着一个国家的军队”，而不是“控制着一支军队的国家”；此时，它将发展成为一支比之前大得多的军队，对一个“铁血宰相”俾斯麦掌控下的统一国家仍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个新的德国在1871年1月18日宣布正式统一为一个单一的行政和政治实体。
普鲁士在1870年至1871年的那场战争中战胜了法国，为这个新的国家注入了对外征服志在必得的信心。在那个世纪里，普鲁士军队已经是第二次打败法国人了。尽管法国很快便从这份屈辱中恢复了过来，但这次胜利在财政和心理上给新的德国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并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德国决心跻身欧洲列强的前列，英明地投资本国制造业，建设国家经济。
德意志的统一是俾斯麦的杰作。这个新的民族国家有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在共享一种民族——以及种族——身份这层意义上，公民对自身“德国人”身份的丰富概念。这在现在看来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当时，德国人身份的诞生是一个新奇的概念，矛盾的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可以越过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普鲁士崛起，望向16至18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观念、哲学、艺术和宗教成就，并进一步回溯至神圣罗马帝国、异教神话和古老的部落。这一切汇聚成了现代的、可以感觉到的德国人身份。
德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强大国家，最重要的是军力强盛，它的建立向欧洲和世界宣告了一股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到来。德国的建立和人民对它有意识的自豪是相辅相成的，由此产生了一种完全忠于祖国的狂热爱国主义。这种新的情感引申开来，排除了非德意志人，或者用那个时代充满种族色彩的语言来说，叫非德意志人种，只是在之后的那些年里强烈程度不定。斯拉夫人和犹太人是明确的劣等人种。从这层意义上说，德国的建立远远超出了外交之争、小型战争和画在地图上的线；它表达的是一股种族力量，一种新意识的出现，那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德国人”意识。
英国、法国和俄国政府以敬畏和忧虑的心情目睹了这一过程。“德意志国”归于一统，是19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欧洲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和经济事实。
德意志帝国自然叫嚣着要分到一块全球的蛋糕，并决心在尚未充分开发的非洲建立一个殖民帝国，无视已经在那里扎根的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即便三大国——英国、法国、俄国及其卫星国和领地——实际上已经“拥有”了地球上当时已知的资源，并决心扩大其殖民地，德国也还是拒绝退而求其次，并渴望得到一处热带阳光普照之地。
俾斯麦起初反对德国建立殖民帝国，而是集中力量在欧洲树立德国的大国地位。他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实政治）概念的主要目标是铸就德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同时维护势力均衡，以保障欧洲大陆的和平。俾斯麦式的大同盟体系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纽带，帮助将欧洲的和平一直维护到了1912年。然而矛盾的是，它也制造了大国集团，在以力争压人一头的政策取代他的势力均衡政策的领导人的领导下，这些大国集团演变成了敌对阵营。
俾斯麦意识到了德国参与争夺的重要性，这是德国的民心所向。如果不能赢得一个殖民帝国，新德国的国威就会受到威胁。他判断，人民会投票支持德国拥有一处阳光普照之地，只是这判断为时已晚。19世纪80年代初，俾斯麦在德国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的支持下（他需要这两个党的选票），与热情支持他的新闻界联手，突然转变了长期以来的反帝国主义立场，鼓动德国在海外的势力扩张。
他的主要目的是缓和国内的经济萧条。德国的迅速工业化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失业问题，人们需要为德国的出口货寻找外国市场。德国帝国主义的成果目前为止还少得可怜，但德国想要一个可以与英国和法国相提并论的帝国，这种感知使得该新政策与柏林在欧洲的竞争对手产生了冲突。
势力强大的商业从业者帮忙说服了俾斯麦加速推进这项政策：实业家需要新的出口市场。1884年，德国的商会、金融家和企业共同敦促政府加入争夺，确保海外市场。弗里德里希·法布里对1879年自己这篇备受赞誉的论文《德国需要殖民地吗？》7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公开立场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德国历史教授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给出了一个种族上的理由，他讲道：“因为人类文化的目标是白种人中的最杰出者凌驾于整个地球之上，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终将取决于它在跨大西洋世界的统治中占有多大份额……我们希望，也应该，在白种人对世界的统治中占有我们的份额。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英国学习8……”
这几股势力在1882年成立的德国帝国主义者压力集团殖民协会中汇集在一起。它成立三年时有成员1万人，到了1914年，成员已有4.2万人。9他们往往会羡慕大英帝国，但自视甚高的妄想和单纯的经济机会主义说服德国加入了争夺殖民地的竞赛。颇有影响力的德国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施泰因说：“目前，政府手里最好的牌，绝对是对英国采取严厉行动。它在商界的受欢迎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0“严厉行动”并不意味着战争。它的意思是在经济上摆出一副好战的姿态，抢夺土地，粗暴地坚持要求进入英国市场。当时并没有军事干预的提案。
俾斯麦的新殖民政策希望实现这些目标。1884年，在民众支持的声浪下，德国加速了它的帝国野心。俾斯麦的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一年的选举“唤醒了德国人民潜藏的仇英情绪和对殖民地的渴望”，成为众望所归。11为此，俾斯麦执行了一种渐进式的政策，在这位德国宰相最擅长的高层外交博弈之中。他开始施展外交策略，逐步撬开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从新几内亚开始，很快就囊括了东非（现在的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大陆和桑给巴尔）、多哥兰（多哥和加纳的一部分）、德属喀麦隆（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一部分）和德属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保护国。按照英国和法国的标准，这些只是一小块蛋糕，但毕竟是个开始。
德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殖民竞争并没有导致战争。德国根本没有强大到足以给英国和法国的殖民目标制造麻烦。1914年以前，德国从未对大英帝国构成严重威胁。正如尼尔·弗格森所示，英国在海外资产和金融财富方面一骑绝尘。121880年至1913年间，德国虽然在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上赶超了英国，但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根本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英国的海外资产按绝对价值计算，从1860年的3.7亿英镑到1913年的39亿英镑，增长了10倍。那一年，法国的海外资产不到英国的一半，德国约为英国的四分之一，而英国占了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的44%左右13。
事实上，英国对自己的优势信心满满，起初是很欢迎德国参与殖民的。德国与英国同为新教国家、盎格鲁——撒克逊强国，德皇与英王有血缘关系，在英国与拉丁/天主教和斯拉夫/东正教殖民对手的斗争中，他似乎是英国的天然盟友。首先，德国的竞争可能有助于削减法国为孤立英国殖民地而例行征收的高关税。而德国快速的工业化也带来了额外的资本，这些资本将有助于为殖民扩张提供资金，扩展所有人的贸易，并且人们觉得总的来说还是会增加英国的财富。
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在1884年的一场下议院演讲中表达了这样的感受。“如果德国要成为一个殖民大国，我只想说‘愿上帝保佑它！’它执行上帝的伟大旨意，为人类造福，就是我们的盟友和伙伴。”14在当时，他是认真的。英国统治阶级中的亲德派倾向于将德国人视为同种同宗的亲戚，在争夺大片大片的全球不动产所引发的冲突中，德国人作为盟友是很合适的。英国上层阶级与德国贵族在历史上就有血缘关系，这两个国家似乎明显是在搭伙过日子，尽管事实上家庭往往是交锋最激烈的战区。
威廉·格莱斯顿
然而，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世界的最远端，英国的小型“阻击战”曾经破坏过德国吞并领土的努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重新提出了对新几内亚和萨摩亚的要求，英国驻非洲东部和南部的领事馆也抢在德国建立霸权之前吞并领土。肯尼迪写道：“不难理解俾斯麦为何会指责伦敦系统性仇德，也不难理解为何从1883年开始，他就在权衡各种可能的对策。”15这些紧张局势很快就被一一化解了。英国将驳回当地的反对意见，接受德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东非部分地区的要求，这些地方只是世界殖民地宝库中最不值钱的玩意儿。
相对而言，这对英国来说不太重要。在19世纪80年代，白厅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例如分别就与法国在埃及、与俄国在阿富汗和与美国在白令海峡的殖民地争端进行磋商。姑息或是拒绝德国等新兴帝国主义者的宏图大志，这样的前景并不是很要紧。白厅的目光“并没有落在乞力马扎罗山或阿皮亚，而是在喀布尔和喀土穆，更进一步说，是在圣彼得堡、柏林和土伦16”。
柏林感到自己被无视了，没有赢得一席上位，因此怒火中烧。零零碎碎的领土没能平息德国重新抬头的野心，而英国和法国对待这个帝国觊觎者漠不关心或默默遏制的态度，让俾斯麦和他的政府怒不可遏。但德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它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对全球外交的理解还很幼稚。在殖民地的赌局中，柏林拒绝光明磊落，又拒绝学习作弊。后来被视为德国最优秀政治家的俾斯麦，也没能在与英国外交政策的交锋中占到便宜，很容易对他眼里英国在非洲故意给自己使绊子的行为大发雷霆。
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由于对缓慢的进展感到灰心，德国采取了在殖民对手之间挑拨离间的策略，企图让英国对抗法国，并让两者一起对抗俄国。柏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肯合作的参与者，在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中寻找朋友而不是敌人——同时也在寻求破坏现有的世界秩序，好处由它独享。
德国的准马基雅维利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在德国激发了强烈的反英情绪，又在英国和法国激发了反德情绪。19世纪90年代末，白厅粗暴地拒绝了德国的英德同盟提议。德国与英国的“殖民联姻”之梦基于一个过分简化的假设：它与英国人天生的亲缘关系。确实，至少在19世纪结束前，法国和俄国——而非德国——被视为英国在竞争埃及、西非、阿富汗和地球上其他广阔地方的所有权的未来战争中最有可能的敌人。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在千变万化的争夺世界霸权的热潮中，是不断变化的。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各种引爆点、条约、未遂条约和松散同盟打乱了任何关于政治忠诚一成不变的观念。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中，等人来夺，权力关系一如既往地短命，各国政府没有朋友，只有利益这一自明之理也从未如此有力地呈现出来。当然，英国和法国是这场博弈中的老手。新的德国试图有板有眼地把局面固定下来，却没能领会这个没有朋友的世界朝三暮四的本性。
19世纪80年代，法国和德国曾一度在谁来控制埃及的问题上结成坚定同盟来对抗英国。19世纪90年代，德国和英国也一度达成排除并激怒了法国的殖民地解决方案。而在这十年里，俄国和英国自始至终都被视为最显而易见的对头。1884年2月21日，当驻扎在佐勒菲卡尔山口的俄国军队不仅威胁到阿富汗，还威胁到印度、让伦敦惊恐万状时，人们早就预料到的英俄战争几近爆发。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依然令老兵们记忆犹新。
目前，德国正在思忖着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欧洲发展最快的工业强国，它却是最没底气自称帝国的。正是这种底气不足使这个国家如此动荡、如此危险：它在国内急速发展的力量与它在海外的无能形成了鲜明对比，引起了一种奇怪的外交心理。基于德国在欧洲不断提升的实力，柏林要求占有一席上位，却缺乏帝国的威名来推动和巩固它。
因此，急躁和胆怯、恃强凌弱和缺乏安全感、狂暴和情绪化在德国身上轮番上演。它竟然被欧洲的帝国俱乐部排除在外，被它最显而易见的盟友英国和近来的敌人法国无视或贬低，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俄国和法国竟然谈到了结盟，目的显然是钳制初露锋芒的德意志帝国，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就是19世纪最后几年里柏林对这个世界的主要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