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塞尔维亚的积怨
凡是不在科索沃作战的人，
愿他的手种什么都不长
——塞尔维亚史诗
当大国为帝国的战利品而争论时，一个新的冲突源头出现在白厅和奥赛码头[7]的绅士们往往认为无关紧要的欧洲一角：一个充满宗教和种族冲突的落后边区，羊倌、养猪人、腐败贵族、愤怒革命者和家族性疯癫的大乱炖——同时也是文化断层线，因为这里恰好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在欧洲相遇的地方。它就是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了五百多年的巴尔干半岛。
土耳其人的渐渐撤出，宗教和种族仇恨的爆发，以及大国集团在一系列小规模战争中对当地国家的赞助：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撼动巴尔干半岛并塑造了欧洲战线的几股力量。1880年至1914年间，三个以宗教和种族区分的庞大大国集团将在这里两两相撞，为争夺霸权进行一场恶战。深陷巴尔干乱局的，是三个互相敌对的种族：土耳其人/穆斯林、德意志人/新教——天主教、斯拉夫人/东正教。原因有哪些？这些势力为何聚集在这个半岛？
路易吉·阿尔贝蒂尼依然被认为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采访了当时的许多政治领袖，为理解巴尔干半岛的乱局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俄国将斯拉夫人和希腊人从土耳其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古老使命。阿尔贝蒂尼提醒我们：“（俄国）向土耳其人发动了至少八场战争，不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领土，就是为了帮助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和希腊人摆脱土耳其人的压迫。”1抛开圣彼得堡那些亲斯拉夫的花言巧语，俄国的目标是自私自利的：从土耳其人的控制下夺取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并确保有一条直达地中海的海上通道。这是俄国的夙愿，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行动也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
但如果对俄国与巴尔干半岛在种族和宗教上的无形纽带轻描淡写，则是很愚蠢的。即便它们经常充当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假面具，这些纽带也能够让人强烈地感觉到。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几个斯拉夫国家，与俄国有着同样的种族和宗教信仰。东正教是大多数俄国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的信仰。
19世纪末，俄国以为自己就要实现梦想，让巴尔干半岛摆脱它的穆斯林老对手了。然而，斯拉夫文化从伊斯兰化的土耳其控制下解放出来，要到1913年才能彻底实现，也绝不会导致一个新的、统一的斯拉夫王国的建立。相反，土耳其的撤退和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撤退一样，预示了无政府状态和革命的危险，还将另一个老牌帝国强权深深地拖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大动荡：它就是奥匈帝国（见第五章）。
塞尔维亚人，或者说斯卡拉维尼亚（Sklavinia，意为“斯拉夫人的土地”）的居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该半岛的中心地带，时不时被扯得四分五裂，好似动物打架时爪子上的一块碎布。除了现代的波兰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的生计、希望和梦想在帝国的螯钳下被如此彻底地反复挤压。无尽的斗争，施加于人民和被人民施加的暴力与暴行，造就了一个拥有罕见的坚忍与冷血韧性的民族。这个小国在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中世纪基督教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大风大浪中幸存了下来，宛如滔天巨浪中的一个软木塞，上下翻飞，却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实体——时而是一个凯尔特部落，时而是一个基督教公国，一个斯拉夫民族，一个欧洲国家。
事实上，塞尔维亚尽管面积小、人口少，却有着漫长而坚强的、追求合法性的暴力斗争史，因此历来是巴尔干半岛最有资格自称首席斯拉夫大国的。塞尔维亚的罗马化程度很高——包括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内，共有十七位罗马皇帝出生在这里——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时，塞尔维亚属于拜占庭帝国这一半。这对塞尔维亚人的身份认同来说正是时候：立刻开始脱离东方。塞尔维亚斯拉夫人的土地最初是独立、自治的，9世纪，塞尔维亚公国“已覆盖达尔马提亚的大部分地区”2。
在中世纪晚期的尼曼雅王朝统治下，塞尔维亚逐渐在巴尔干地区取得了支配地位。1196年，王朝之父斯特凡·尼曼雅选择了君士坦丁堡教会而不是罗马教会。塞尔维亚研究专家蒂姆·朱达写道，斯特凡的儿子拉斯特科（即圣萨瓦）“巩固了塞尔维亚人对东正教的宗教认同”。3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杜尚大帝扩大了塞尔维亚的领土，并入了包括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半岛大部分。1346年，大塞尔维亚的势力达到了巅峰。
奥斯曼帝国注意到了巴尔干半岛在地中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战略价值，很快便大举入侵。土耳其人挫败了塞尔维亚人的抵抗，最终，在1389年6月28日的科索沃战役中，塞尔维亚人败给了奥斯曼人，在塞尔维亚，这个日子作为圣维特日被人们纪念。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人灵魂的故乡，也是这个国家象征性的心脏地带，它向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屈服了，却也经历了一场在塞尔维亚诗歌中流传千古的史诗般的斗争。诅咒，或者说血仇心态，始终存在着：
关于科索沃战役的事实少之又少。留存在塞尔维亚人记忆中的，是对已经发生之事或应该发生之事的一种感知，正如朱达在对“科索沃神话”的深入分析中所展示的那样：塞尔维亚骑士战斗前“最后的晚餐”；他们对苏丹的英勇搏杀；塞尔维亚领袖被他们自己的“犹大”背叛；以及塞尔维亚英雄拉扎尔之死，他选择了自我牺牲，宁死不屈。他的选择刻进了民族之魂：塞尔维亚永远都会选择像基督一样殉难，永不为奴。
科索沃失守后，塞尔维亚继续战斗，保卫基督教世界数十年，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两年后的1455年，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才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在接下来的七十年里，贝尔格莱德独自抵抗着奥斯曼人的围攻，终于在1521年陷落。至此，整个国家沦为土耳其的附庸国。然而，当土耳其人横扫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时候，东正教会却坚守在塞尔维亚人的精神中，正如朱达所强调的那样：
塞尔维亚的复活，就像基督再临一样，将结束这个民族的斗争循环。这个故事在塞尔维亚历史上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民族之魂中深深嵌入了一种意识，即塞尔维亚人民是这个世界的长期受害者，和犹太人一样，是被上帝选中的人，或者说是“天人”6。
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奥地利和俄国多次尝试将奥斯曼人赶出塞尔维亚，均以失败告终。实现这一目标还是要靠塞尔维亚人的决心，他们发动了两次流血起义，第一次是在1804年至1813年间，第二次是在1815年，在那之后，塞尔维亚人民赢得了自治权，并最终于1835年从土耳其完全独立。塞尔维亚独立国家被正式承认，则要等到1878年的维也纳会议。
塞尔维亚走向独立的漫漫长路，始终笼罩在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国若隐若现的阴影下。例如，圣彼得堡的外交支持对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约》第八条的实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这项条款：
如果没有俄罗斯母亲，塞尔维亚绝不会在更大的世界中找到立足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毫不怀疑塞尔维亚对俄国军事、物质和外交支持的严重依赖。恩格斯写道：“当1804年塞尔维亚革命爆发时，俄国立即将叛乱的‘莱雅’[8]保护起来，在两场战争中支持他们，并在两个条约中保证了他们国家的内政独立8。”
卡拉乔尔杰
塞尔维亚的血腥历史似乎给这个独立国家的血管里注入了一股反抗的力量，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暴力和抵抗行为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它的英雄是战士和起义者，特别是第一次反抗土耳其起义的领袖和独立国家的奠基者卡拉乔尔杰。这位1802年被推举为起义领袖的彪形大汉，于1806年8月14日指挥9000人和两门大炮在米萨尔战胜了四倍于己的土耳其人。阿尔贝蒂尼写道：“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农民，没有一点儿文化，却拥有一种军事天才，狡猾、凶暴、专横，他的罪行罄竹难书，甚至谋杀自己的父亲和兄弟，而后者在他的战友间声望颇高9。”
一路走来如此坎坷，让塞尔维亚对真实和想象中的敌人积怨颇深。找替罪羊的传统演变成了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要件，一种长期的血仇心态——有时甚至不管这份仇恨的缘由是否正当。塞尔维亚民族就像一个落魄的古老家族，紧紧地抓着这些远古秘方不放，把自己暗无天日的命运归咎于他人。经济困难时，塞尔维亚需要、渴望替罪羊。似乎没有什么能改变塞尔维亚受害者意识的化学反应——无论是理性还是报酬。一个反抗的传说出现在塞尔维亚的潘诺尼亚平原、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谷，在祖先的鲜血中受洗，因自己的土地被强取豪夺而受尽摧残，并决心永远不再受制于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拉夫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它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点的敌人来定义自身的，这里的敌人可以是土耳其人、奥匈帝国人、德国人、穆斯林、非斯拉夫人、北约——实际上是任何胆敢干涉其事务的外人。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塞尔维亚同波兰很像，曾经是一个受制于人、受到威胁的国家。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塞尔维亚的发展似乎靠的是寻找用来反抗的敌人，而不是培育国内的和平。替罪羊一说始终活跃在塞尔维亚政坛，尽管中产阶级的克制论调已经出现，可他们就算受过高等教育，终究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对于一个在20世纪头十年完全称不上经济或军事强国、才刚刚摆脱农业国状态的国家来说，这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某一点上，只有塞尔维亚有资格要求得到欧洲人的垂爱：除了希腊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长久、如此出色地反抗了土耳其入侵者，这滋养了塞尔维亚人作为保卫欧洲文明的殉难者更广阔的叙事。
远方的殖民地冲突似乎不太可能引发一场欧洲战争。这些冲突往往通过谈判解决。这类事件实在太过遥远——在非洲、远东、印度——大国不会为了这种事在本土发生冲突。本土的战争更有可能为了一个列强毗邻、直接利益攸关、竞争白热化的地区而爆发。巴尔干半岛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种族仇恨加剧了奥匈帝国（连同它那个更强大的盟友德国）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事实上的斯拉夫国家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这两个国家为了得到保护，紧紧地依附着东正教的母舰——俄国。
这种按照种族划线的做法，即使看上去简单粗暴，却也准确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在一个热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代，种族的作用不可低估。几十年来，巴尔干半岛就是大国层面上的种族仇恨的缩影。因此，巴尔干国家很可能定期因种族和宗教分歧而爆发事端，并把它们那些强大的赞助者拖入当地的烂摊子，这就预示了一场大规模冲突。事实上，人们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1885年至1888年就出现了这样一场骚动——又是一次“保加利亚危机”——当时，一场小规模的地方叛乱（东鲁米利亚违反1878年的《柏林条约》，谋求与保加利亚合并）几乎使德国和俄国进入战备状态。俾斯麦在1888年2月的帝国议会演讲中，发表了一番引起了强烈共鸣的言论，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保加利亚”替换成“塞尔维亚”，便能感受到一种大事不妙的预言性口吻：
“保加利亚，这个位于多瑙河和巴尔干半岛之间的小国，远没有那么重要，可以使从莫斯科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北海到巴勒莫的欧洲陷入一场无人能够预知后果的战争中。冲突结束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