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资中南银行研究(1921—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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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黄奕住归国并筹备中南银行

一、黄奕住回国投资

黄奕住,福建南安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逝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终年78岁。黄奕住小名阿住,在南洋经商与人往来文件署名黄住。英文姓名为Oei Tjoe,译为黄住,凡在商业上与银行往来及买卖缔结合同,均用此名。黄奕住少时家贫,“晨辄入山樵采,易钱供菽水”,(28)稍长便只身下南洋,治产积居,专营糖业,历30年而财富日裕。

黄奕住在中南银行创立会上谈到:“奕住久客炎荒,历时三十余载,亦华侨中艰苦备尝者也。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有热诚者,亦极不少。奕住不才,宜无足齿数,然穷有志焉,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不能不于吾国内商业繁盛之区,首创一二比较的资本稍厚之银行为嚆矢也,于是有与国内外诸同志共同筹划、创办中南银行之举。”(29)黄奕住创办的中南银行是近代华侨在国内投资金融业最大的一家银行,也是黄奕住在祖国创办的最大一家企业。(30)

黄奕住之所以历经30年后,放下南洋的家人、产业,“乘风长谣归故国”(31)是和他的拳拳爱国心分不开的。黄奕住作为贫苦农民谋生海外,刻苦经营,终成巨富,但他仍不忘祖国。他在印尼时,有人说:“中原多故,不如此间乐。君雄于资,何地非吾土,为终焉计,不亦善乎?”(32)这种意见被黄拒绝。当时,如果加入印尼国籍可以减轻税额,所以加入印籍的华侨很多,甚至有破费数十万盾才改入国籍者。荷属印尼殖民政府也多次邀请黄奕住改国籍,并许其不必破费分文。日本驻荷印领事也曾邀请他改为日籍商人,以减轻税收。但是,这些都遭到黄奕住的拒绝,他说:“我为中华国民,安能忍辱受人苟禁,托人宇下,隶人国籍者乎?”(33)

他看到南洋华侨致富者不在少数,但毕竟是在他国,寄人篱下,虽一时轰轰烈烈,最终难逃千百万财产尽化乌有。在拳拳爱国心和恋乡情的感召下,他终于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携资归国,造福桑梓,振兴中华。只有家乡民生得利,方不负半生辛劳。1919年,黄奕住携大量积蓄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厦门,投资兴办各种企业。黄奕住海外经商几十年,致富不忘祖国,有人称赞他是“侨胞中对于祖国之热忱,慨投巨资实为第一人”。(34)黄奕住的归国,带来两样资产。

第一,有形的资产:金钱。自1919年黄奕住回国投资,至1945年黄奕住去世,其在国内的投资金额是多少,我们无法统计。黄浴沂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黄奕住在国内创办中南银行,该行设立时资本500万元,后再添至750万元,其中黄家占有600万元左右。”其余有中兴银行、华侨银行投资,在厦门创办自来水公司,独资创办厦门电话公司。另外在厦门、鼓浪屿、上海等地均有产业。“总共前后由南洋调汇入国内者计有一千四五百万元。”(35)而黄奕住的秘书叶子郁告诉其后人,黄奕住“曾汇寄3000万盾到厦门”。(36)数字虽有差别,但黄奕住带回国内款额之巨大,为华侨中前所未有的。(37)黄奕住是近代华侨投资国内最大的实业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无形的资产。无形的资产包括两个方面:1.现代化的企业形式和经营理念;2.广阔的人际关系和商业渠道。黄奕住在南洋拼搏30余年,见识了外国人的企业组织和管理方法。欧人的经营,侧重公司组织,给予华侨传统的合伙观念一个重大的刺激,促成华侨企业进至一个合乎工商组织与管理的新天地。(38)黄奕住在海外创业伊始,注重的是家庭式的管理与经营。但是,很快他便认识到家族企业形式下存在的不足,所以在1908年黄奕住将日兴商号改组为日兴股份有限公司。自此,黄奕住的企业开始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

雷丁曾指出:“在许多西方经济体中,协调的主要效率得自于大规模的组织,而在海外华人中,相应的效率来自于关系网络。”(39)可见人际关系对于侨商的重要性。在南洋经营的30年里,黄奕住在商界积淀了广阔的人际关系,也洞悉商业利润所在。尤其是在华侨中间,黄奕住的声望和地位,为中南银行发展侨汇事业奠定了基础。

黄奕住并不反对革新,他可以接受现代化的经营模式与经营理念。但是在中南银行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代理成本过高,他仍然希望是传统的家族式管理。传统势力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一面,使得新式银行的经营方法想要在短期内完全脱离传统习俗的影响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这种传统痕迹的存在,又给中南银行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将在下文中阐述。

二、黄奕住筹划中南银行

1919年,基于爱国之情及商人逐利的性情,黄奕住决定创办银行。对此,黄奕住对行名、行址、经营方式、经理人选以及业务范围等都做出悉心筹划和制度安排,为中南银行的顺利开幕和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一)定名中南银行

1921年6月19日,北京总商会及银行公会宴请新闻界,宣布爪哇华侨黄奕住想以2000万元开办一银行,以促进中国与南洋的关系。当时黄奕住谈到:久想在华投资,但往前国内政治腐败,治安欠佳,华侨有所顾虑,故将其资本存于外国银行,殊于中国不利,故他愿发起此行,以为提倡。(40)

黄奕住为什么将他创办的银行名为“中南银行”(英文The China & South sea Bank Ltd)。据黄奕住对史量才说,“当他年轻时代,为活命生存,被饥寒衣食所策驱。压迫他只得远投南洋新加坡去经商工作,艰辛万状,一言难尽。如今稍有成就,只因臆想着我国古老相传那两句‘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的名言,因此遂把资金移投到上海地方来经营。对于银行牌号也早已取定为‘中南’两字,表示含有这是中国一个南洋华侨归来祖国所创办的事业涵义之意”。(41)“中南”二字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黄钦书在《先府君行实》中也有记载:“(黄奕住)念吾侨民苦海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其富强,徒坐拥厚赀,非丈夫也。乃归国谋设中南银行于上海。中南云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意也。”(42)

(二)聘用职业经理人

黄奕住原本想要独资开办银行,一力承担全部资金。但是,银行的组织形式还是按照公司制。黄奕住在上海拜会了史量才,并嘱托他“全权主持创办中南银行。不但所有大小行员都归他延邀派雇,指派职位,量材任用。连之银行的总经理,银行董事会的董事长,这两个最高级职位的人员,也归他延聘承担”。(43)

史量才原意推荐徐静仁(44)担任中南银行的总经理,但是徐静仁拒绝出任。徐静仁向史量才推荐了胡筠,并发电邀请胡筠南下发展。胡筠字笔江,1881年4月27日生于江苏镇江。父亲是当地的钱庄店员。胡笔江17岁入江苏泰县堰镇一家小钱庄当学徒,三年满师后,到扬州仙女庙义善源银号当店员。1910年在北京公益银号任职员。不久,经人介绍成为北京交通银行职员。后为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赏识,逐渐提升为总行稽核、分行副理、经理之职。(45)

胡笔江的能力很强,就任后将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的业务打理得如火如荼。然而,1916年,中、交两行出现停兑风潮。在此期间,胡笔江因消息灵通,曾与财政当局及银号经理人等相互勾结,利用市面上兑换率时高时低,从中获取暴利,使中小工商业者和广大市民深受其害。该事为京、津金融界中人所共知,纷纷指责。所以,此时,胡笔江在北京难以立足,遂辞去交通银行职务,挟资南下上海。为了表示对胡笔江的崇敬与尊重,史量才和徐静仁亲自去上海北火车站迎接。之后将胡笔江引荐给黄奕住。

胡笔江善于交际,与黄奕住一见如故。胡笔江告诉黄奕住,关于赴京申请开办注册等事项,他可一手办理,领开业执照绝无问题。(46)但是,关于中南银行体制问题,因为当时国内的商业银行资本额多在500万元以内,且性质均为股份有限公司。(47)所以,胡笔江建议黄奕住实行股份有限公司制度。黄奕住对银行业务不熟悉,原本就要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总经理全权负责具体业务,所以,很自然地接受了胡笔江的建议,并聘请胡笔江任中南银行总经理。中南银行资本额500万元,黄奕住出资350万元,其余由胡笔江招股,史量才和徐静仁也都参与投资。

黄奕住之所以选中胡笔江做中南银行总经理,主要是看中了胡笔江的经历与才能。(48)事实表明黄奕住在开业之初聘用胡笔江是很正确的选择。因为胡笔江是个经营银行业的专家,所以一经就职,中南银行的筹备工作进展得非常快速,收事半功倍的实效。凡创设一家大型银行,所有应遵行的一切合法手续,如召开股东代表大会,组织董事会以及选举董事长等等,无不按照程序依次举行。

(三)申请钞票发行权

黄奕住在筹办中南银行时,就打算创办具有发钞权的银行,“一方可减外券发行之力,一方可增内国经济之资”,(49)一举而两得。他认为发行钞票,既可抗衡外资银行,又可以实现自己辅助国内工商业发展的夙愿。这个看法也得到史量才的认可,史量才主张“不要开办平平常常的小银行,若要开办的话,非要发行钞票的大银行不可”。(50)但是,史量才更多地是考虑经济利益:“因为发行在民间社会的钞票,对于‘水火盗贼’的四大不幸遭遇中,钞票受着毁灭蚀没的灾祸最大,损耗最多,其事实也最广泛。这种民众的财富之失,即为银行的财富之得。”(51)基于这些利润的考虑,中南银行筹备伊始,黄奕住就决定申请钞票发行权,这也算是其对中南银行做的顶层制度设计之一。至于中南银行钞票发行权如何获得,以及钞票发行情况将在第三章给予详细论述。

(四)立足上海

北洋时期,中国知名的大银行,如中国、交通、金城、盐业银行等,其总行基本都在北京或天津。而黄奕住却将中南银行的总行选在上海,这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1.上海具有国际金融的背景,经济繁华。上海是十里洋场,外国列强在华投资销货的集散地,外商银行也多选择在上海投资。以1920年为例,上海输出输入总额达13亿两,而且是顺差,银两进口达7500万两。(52)这里进出口贸易空前繁荣,也为银行业提供无限商机。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控制南洋和上海尚不十分厉害。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当时上海受的影响较别的地方小,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当地银行抗拒停兑命令,声誉大振,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洋派为主力的银行家群体。3.黄奕住的发迹地在南洋,他归国后的产业主要在香港、厦门,将中南银行选择在上海,有利于向南发展。后来胡笔江向北发展的思想与其产生了矛盾,这已经是后话了。

历史证明,黄奕住将中南银行总行定在上海是个明智的决定。中南银行远离北京的政治中心,选择了经济、金融中心,相对而言,业务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小。如表2-3,北洋时期,中南银行历年的纯益增长率比总行设在京津地区的金城、盐业、大陆银行要好。北洋政府垮台以后,在京津地区的银行先后将总行迁至上海,如中国、交通、金城、盐业、大陆等。

表2-3 北四行历年纯益增长率(1922—1926年)

备注:①纯益增长率=(本期纯益—上期纯益)÷上期纯益*100%

资料来源:根据各行历年营业报告中的纯益收入计算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