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目标，而不是钱

1978年大学毕业后，我申请了哈佛商学院。我还想再成长一阵（而且我也喜欢兄弟会聚会的日子），我认为，上研究生院能帮我继续深造。多亏了我的橄榄球教练杰克·克劳塞梅尔（Jake Crouthamel），他为我写了一份有力的推荐信，哈佛商学院录取了我。但因为需要存些钱，我推迟两年入学，回到家乡辛辛那提，在宝洁公司找了份工作。

我在宝洁公司邓肯·海因斯（Duncan Hines）分公司从事品牌管理工作，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曾是我的同事，后来他成了微软的第二号员工。如果你当时曾看到我们隔着小隔间的墙壁互相扔回形针，绝对预料不到我俩都在50岁之前就当上了首席执行官。我和鲍尔默更像是《呆伯特》漫画里的角色，而不是一路往上爬的模范孩子。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坐在闪闪发亮的办公桌前工作很长时间。我们的三大产品是蓝莓松饼、布朗尼和软蛋糕混合套装。我们的目标是：让邓肯·海因斯从贝蒂妙厨（Betty Crocker）手里夺取市场份额。围绕怎么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点，我们展开过很多战略讨论。为了迎击贝蒂妙厨的招牌布朗尼产品（那时候，每盒布朗尼会附送一小罐好时巧克力），邓肯·海因斯也往混合套装里加入了“调料包”。我们的任务是把它卖出去。我们会争论，是应该把促销活动集中在本公司本就强势的地区，还是努力强行打入贝蒂妙厨的领地。我们还学会了定价分析思维：如果你能靠着优惠30美分卖出两盒松饼，那就比全价卖出一盒要划算。

鲍尔默和我相继离职去了研究生院。他先走一步去了斯坦福大学，我多待了一阵之后去了哈佛商学院。一踏入剑桥镇的红砖校园，我就发出了惊叹：哈佛真的长着常青藤。但现实让我挤入上流社会的美梦破灭了——我破产了。我有一张限额200美元的VISA信用卡。为了节省度日，我主动住进了皮博迪露台（Peabody Terrace）一套三居室公寓，跟另外三个家伙同住。说真的，我的房间只有一口衣柜那么大。

我喜欢哈佛商学院。个案研究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我的同学们也让人耳目一新。大教室有阶梯状的圆形剧场式座位，我和朋友们总爱挤在后排，那是哈佛商学院里俗称的“天空平台”。我们这些“平台人”可以打量下面的每一个人，还可以窃窃私语而不被老师呵斥。我坐在朱迪·肯特（Judy Kent）旁边，还把她介绍给了研究生二年级的另一位同学吉米·戴蒙（Jamie Dimon），两人后来结了婚。戴蒙当上美国四大银行中规模最大的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我另外一侧坐着休·扎德克（Sue Zadek），后来我的室友史蒂夫·曼德尔（Steve Mandel）跟她结了婚。曼德尔后来成了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兼慈善家，在老虎管理公司任董事总经理，离职后又创办了孤松资本。我其他的同学也大多爬到了类似高度：史蒂夫·伯克（Steve Burke）当上了NBC环球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马尔金（Scott Malkin）创办了唯泰集团（Value Retail）。

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宏伟目标。如果你问当时的我经常读什么书，我会回答：《体育画报》。1982年，我毕业时，似乎所有人都进入了投资银行，但我没有。我到波士顿咨询集团干了一个夏天，虽然我喜欢那里的同事，但我发现工作本身并不令人满意。最终，波士顿咨询集团给我提供了一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邀约，摩根士丹利也提出了类似的邀约。在1982年，那是个不错的数目，更何况我还有达特茅斯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学生贷款要还。但那些工作太抽象了，没法打动我。我想去一个真正制造东西、让顾客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地方工作。

等到通用电气给我一份年薪3万美元的工作时，我的反应是：“好吧！就这么说定了！”我热爱通用电气，我是在它的怀抱中长大的。

在那之后不久，我碰到摩根士丹利一位著名的银行家，名叫乔·福格（Joe Fogg）。我告诉他我要去通用电气工作，他嗤之以鼻。他说：“如果你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第一年就能向杰克·韦尔奇展示自己了。可要是你去通用电气工作，恐怕20年里都见不到他。”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虽说后来我证明他是错的：大约在我进入通用电气一年后，杰克把6名年轻经理人叫进办公室，我真正面对面地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们，是我们的上司推荐了我们，接着，他跟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解释通用电气的目标以及怎样实现。那时的我27岁，能跟他待上这么久，叫我欣喜若狂。事后，他寄给我一张手写的便条：“干得好，让人过目难忘。”我寄了一份复印件给我爸妈，自己留下了原件，我到现在还留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