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面子”与“羞辱”：中国纠纷心理的强化

“面子”是一个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复杂概念，即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树立的一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马斯洛需求理论中，将“面子”作为温饱需求满足以后的核心诉求。而冲突、矛盾发展成纠纷，有很大原因是出于“面子”。

（一）“面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本质

山东济南某村妇女李某的丈夫长年在外打工，与她家比邻而居的张某与李某丈夫关系不错，常常帮助李某干农活。由于交往的不断深入，两人逐渐发展出了不伦之情。在发生性关系后，李某发现自己怀孕了，偷偷去镇医院堕胎，张某却拒绝支付医疗费用，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在村内传得沸沸扬扬。

此事曝光后，两人皆遭到了村内人的不齿，张某被本族人说“丢人”，而李某则总是被辱骂“不要脸”。李某身心皆受到了巨大伤害，丈夫知晓此事后也与她离了婚，无法再在村中待下去的她只得到外地打工，多年不敢回家。

在中国，“面子”与“脸”常常被合并使用，对于个体来说，它们是熟人社会的真正行动准则。我国文豪鲁迅在《说“面子”》一文中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更是点出了我们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伦理本质。

图2-5 什么会带来面子？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面子是个人通过社会资源获得他人尊重，以及对他人的一种权力支配的规范（如上图2-5所示）。因此，面子既涉及了自身的心态和由此形成的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同时又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他人给予的评价与认同感。比如，在刚刚举出的李某的例子中，村民的评价带有极强的负面性，她无法承受这种“没有面子”的评价，因而逃离了故乡。

（二）纠纷的爆发往往是因为“受气”“伤面子”

在过去的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纠纷一直是重点研究领域，而过去的研究主要得出了两种观点。

1.“行为暴力”无法解释调解事实中的大量纠纷

一种观点认为，纠纷的产生是因为特定的导火索被点燃，而根据导火索的性质，纠纷中肯定会发生的言语、行为暴力进一步被划分为“合理暴力”和“无谓暴力”。

合理暴力即暴力的理由是可以被人理解的、正当的，比如，在地铁上被骚扰的女性出手打了骚扰者；无谓暴力则是指，纠纷的原因是由犯不上、无法完全靠对错、是非来评价的事情引发的，比如，情侣之间由于情感纠纷而动了手。

而导致冲突的事情越重要，纠纷越大，便越容易产生语言辱骂、肢体伤害等暴力行为。但在调解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暴力行为根本无法用这种“行为暴力”观点来解释，因为它们多是由言语冒犯、停车位争抢、小额欠款等事情引起的。

2.伤害“面子”引发大量暴力冲突

另一种观点认为，产生冲突的原因是“面子”这种无形的东西。

“面子”引发冲突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窥见一斑。这是一起典型的因群众的“气”与村主任的“面子”产生纠纷，最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故事。

在电影中，村主任王善堂与秋菊的丈夫万庆来发生争执并踢伤万庆来。怀有身孕的秋菊去找村主任说理，但村主任不肯认错。于是，气头上的秋菊跑到乡政府告状，村主任答应赔偿损失，却当着秋菊的面，将钱扔在了地上。

在这一过程，秋菊的诉求只是“出这口气”，不能让村主任白打人，因为村主任的行为已经让她感觉受到了羞辱又无法宣泄，这其实就是软暴力的一种。而村主任之所以不肯道歉，原因也在于“面子”。

由这一电影，我们也可以看出民间纠纷发展的过程：当事人交往过程中的一些恶性刺激相互反馈，致使纠纷心理不断被加强，最终有了“受气”与“伤面子”导致的纠纷恶化。

在现实纠纷中，为了使自己在纠纷中占据上风，双方当事人甚至会为了“出气”，指责、夸大甚至是虚构对方在纠纷中的过错，而且，有些当事人还会千方百计地搜寻、捏造对方当事人的缺点、错误甚至是隐私，当众“揭短”，以这种言语暴力去伤害、侮辱对方的自尊与人格。这种无形的挑衅，不仅会使对方陷入“丢面子”的难堪境地，而且也会使对方的理智不断丧失。

在彼此言语、行为的恶性刺激中，纠纷心理不断被强化，双方对各自权益纠纷上的认知分歧也越来越大，情感上的对立更严重，并由最初的不满、厌恶，发展到憎恶情绪，甚至出现殴斗、人身伤害等行为暴力。

（三）“面子”往往会受到环境影响

个人的主观感受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在“面子”问题上更是如此。特别是有旁观者在场时，人们往往会忘记当下最重要的目标，转而聚焦在“面子”问题上。旁观者会令当事人更执着，更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更难以做出妥协。有时候，争取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好印象，甚至比争取自我利益更加重要。

更重要的是，在环境影响下，普通的纠纷甚至会因为旁观者的参与而扩大化，当事人会更重视面子。

比如，有些纠纷开始时只是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但是，因为双方当事人都有各自的广泛的社会关系，纠纷心理会快速扩大、传染给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并令这些人也参与到纠纷中来。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夫妻之间出现了纠纷，妻子受委屈后跑回了娘家，将自己对婆婆、丈夫的不满与怨恨传染给了自己的父母与兄弟，引发了娘家人对其婆婆与丈夫的不满，女儿受气即“不给面子”，甚至因此而大动干戈，导致“夫妻纠纷”扩大变成“大型家庭纠纷”。

再者，如果有团队舆论或行为上的支持，也会使纠纷心理升级。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所在的团队，比如，家庭、亲朋、职业团体等，由于受到了团队心理效应的影响，往往会站在自己所属团体的当事人立场上，对其权益纠纷在认知上给予鼓励，情感上给予同情，行为上给予支持。有些人甚至会亲自参与到纠纷中，使原本的小事纠纷进一步扩大。

比如，在农村，如果两个人因为宅基地发生纠纷，便有可能扩大到两个家族甚至是两大姓氏之间，在“受了气”与“不给面子”的心理作用下，恶性斗殴行为便极有可能发生。

（四）宣泄“气”“留面子”是调解过程中的重要手段

了解了中国的“面子”心理以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某些当事人来说“太没有面子”与“受不了这窝囊气”会如此重要。其实，两者背后都是当事人为自己的人格、名誉与情感而战，人们身陷纠纷却不肯放松，也是因为个体有不惜代价来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需求。

这种“面子”文化其实是中国生存伦理的体现，它属于一种隐性的社会秩序，其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视的人情秩序。这种秩序一方面通过人情、“面子”介入到纠纷解决中，不但引发纠纷，还影响着纠纷解决方式和结果；另一方面又通过纠纷改变自身，从而使隐性秩序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相互纠缠。

在我们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中，就有很多人是因为自身在人群中的“面子”而赢得了群众对他的认可、信赖与敬畏，从而获得了在纠纷中的引导力与话语权，以及在面对纠纷时劝解、协调与判定双方对错及其做出相应处理措施的权利。

可以说，这种“面子”文化是人民群众赋予人民调解员的一种无形权力，它对维护熟人社会内的纠纷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如何在利用“面子”处理“面子”问题时，配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让不合理的“气”与受侮辱的“气”得到有效的宣泄，使人治、理治与法治更好地相结合，是人民调解员在具体工作中必须留意与探索的关键。